后世文学系统的'三国学'往往聚焦在曹、刘之争，史学系统争议陈寿的'三国正统观'之处，不外乎亦纠结在'帝魏'、'帝蜀'的问题。刘知几在《史通·内篇·探赜》驳斥隋朝(581-619)李德林(531-591)指出《三国志》'帝蜀'的说法：
隋内史李德林着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以为格言。……（陈寿）以魏为正朔之国，典午攸承；蜀乃僭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
'虚说刘非'虽未必，但刘知几指出陈寿系将正统归予曹魏政权，反对李德林如下持论：'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
两边论据的差异在于，刘知几系根据陈寿撰史时是仕宦晋朝的身份出发，李德林则是根据陈寿是蜀人的身份着手进行推论。
传统除'帝魏'之说外，确实有派《三国志》'帝蜀'之说，例如清代刘体仁：'陈寿作《三国志》本帝蜀而僭魏、吴，不善读者仅覩其貌而未究其原。'清代尚镕：'名尊魏而实帝蜀。'同样一本历史著作竟然产生如是天南地北的两派解读，恐怕有一派较凭臆测、甚至落入'坐使直白之史书变为诗赋'的诠释危机。
究其实，陈寿撰写《三国志》的构思是一面与西晋王朝的'三国正统观'妥协，一面尝试开创纪传体前所未有之例；让其他两国保有一定的历史地位，避免历史诠释过度偏袒曹魏。三国争霸史毕竟是'冲突性的社会事件'，诚如张荣明：
冲突性的社会事件中，仅仅保存着当权的胜利者一方的历史记忆，而不见被害者一方的历史记忆，这样的历史记忆值得怀疑，应该审慎对待。冲突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涉案人销毁真实的历史记忆与伪造历史记忆往往互为表里。如果历史学家把正史中有关苻坚杀苻生、李世民杀李建成的背景资料当成了确凿的证据，很可能会落入苻坚、李世民等人的'历史记忆陷阱'，被'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一历史现象绑架。
倘若最终晋室认可的史籍皆源于有意偏党曹魏的北人之手，难免过度崇扬曹魏而贬抑蜀汉、孙吴，从而影响到后人对该段历史的认识。陈寿苦心造诣的结果，最终成功让官方采纳、接受其著作，后人也赖该书较易避免陷入胜利者的'历史记忆陷阱'。
刘知几的判断是正确的，诚如刘咸炘：'（陈）寿自有不忘旧国之心，而非有魏邪（蜀）汉正之见，虽小例不以蜀侪吴，而大体帝魏，自不可掩。'《三国志》'帝魏'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帝蜀'派的意见亦有值得参考之处。
毕竟乡亲土亲，陈寿撰史时难免寄寓故国之思，叙述蜀汉政权时或多或少有较提升的情况。这点或可从陆机兄弟在阅读过《三国志》后，依然孜孜念念于撰写《吴书》一例稍事说明，陆云(262-303)〈与兄平原书〉第二十五：
（陆）云再拜：诲欲定《吴书》，云昔尝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与十分好书。同是出千载事，兄作必自与昔人相去。〈辩亡〉则已是〈过秦〉对事，求当可得耳。陈寿《吴书》有〈魏赐九锡文〉及〈分天下文〉，《吴书》不载。又有严、陆诸君传，今当写送。信心地指出陆机《吴书》'自与昔人相去'（自然包括陈寿），没有如同夏侯湛等阅读完《三国志》后屡屡肯定之，甚至不惜辍笔。
其中一项因素，很可能是肇因于陆机兄弟怀思故国的情绪。或者是，陈寿叙述孙吴政权历史时抱持的态度不及其书写曹魏、蜀汉的部份，从而较难说服江东史家。
唯独若要确切的指出陈寿故国之思具体落实于何处，信然需要更细致处理，毕竟这部著作在三国史中最享美誉。而且传统学者于诠释时容易出现过于主观、片面诠释的缺失，刘咸炘于其名著〈三国志知意〉的'总论'部份，已经一一辨析清代学者的曲凿情况。
笔者认同刘咸炘该派学者，强调陈寿虽'帝魏'而犹有'不忘旧国之心'，势必要爬梳、拦截指责陈寿评价蜀汉象征人物诸葛亮不公的'仇蜀说'。
二、陈寿笔下的〈诸葛亮传〉
陈寿建构《三国志·蜀书》时，深受早年编辑《诸葛氏集》时考核资料，以及收集诸葛亮文章作品过程形成的前理解影响；若论陈寿有'不忘旧国之心'，其笔下型塑的蜀汉政权象征人物诸葛亮，无疑是最适宜观察的对象。
《三国志·蜀书·霍王向张杨费》'评曰'言及费诗吐直言而不遇时，已经不难察见陈寿十分肯定诸葛亮的执政才能：'费诗率意而言，皆有可纪焉。以先主之广济，诸葛之准绳，诗吐直言，犹用陵迟，况庸后乎哉！'
这段感叹显系是将刘备、诸葛亮视作广纳直谏、持心平正的明君贤相代表，才能证成的论述。而陈寿评价诸葛亮最完整的言论，则是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评曰'，依然是称赏其优异的治国才能，并且阐释得更详细：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云云，无疑是非常崇高的赞扬。然而如是精彩的人物何故没有完成北伐事业，可预见是人们将屡屡提起的疑问；陈寿则是回应诸葛亮较不擅于'应变将略'，军事方面不是其较专长的领域。
陈寿评价诸葛亮'奇谋'、'将略'的比较组，是对象自身卓越的'治戎'能力、'理民之干'。说明史家指称诸葛亮才能不足处时是'有条件'的指出、是'相对'的判定，而不是'绝对'的短缺。关于诸葛亮北伐失败一事的解释，陈寿于〈诸葛亮传〉载录早年撰写的〈上《诸葛氏集》表〉，有段较详尽的言论：
当此之时，（诸葛）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交待客观条件相当不利于诸葛亮的北伐事业，例如'或值人杰'、'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时无名将'、'天命有归'等等，并在传文补充：'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交待诸葛亮北伐失败非一己之罪的同时，还有减轻该事对之军事才能造成的负面印象。显见，陈寿书写、评价诸葛亮时，心态非常谨慎。
与陈寿同期而略早，向来'著文立论，甚重诸葛之为人'的袁涣之子袁准，曾经回答别人询问诸葛亮何故较少战场胜绩的问题：
曰：子之论诸葛亮则有证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则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贤者之远矣，安可以备体责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贤者之大也；知所短则知所长矣。较无政治包袱、甚是重视诸葛亮的袁准，亦有'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的说法，则陈寿指出诸葛亮还有不足处显然并非有意诋毁之言。
即使考量到要替司马懿'回护'的问题，但诚如刘咸炘：'夫为（司马）懿回护，不书懿短可矣，何必贬亮乎？'叙述司马懿的丑事败绩时避重就轻即可，没有必要因而贬抑诸葛亮之'应变将略'，两者没有必然关系。
倘若在意朝廷的观感，或者意欲'尊晋'，依然可以于肯定诸葛亮的情况下，正衬最终还是胜利者的司马懿。向来'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的刘备，夺取益州时优先任命庞统(179-214)随行、诸葛亮留守后方。
争抢汉中时，则是听从'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的法正(176-220)之谋略；诸葛亮本人亦'每奇（法）正智术'，说明刘备的选择经得起考验。诸葛亮最适宜治理内政、留守后方，攻城掠地则需要仰赖庞统、法正这两位谋士。那么诸葛亮的擅长之处何在，已经不言可喻。
检视〈诸葛亮传〉，有一点很明显是史家特别关爱诸葛亮的安排，即是于诸葛乔等附传之前，夹入〈《诸葛氏集》表〉（类似做法又见〈吴书·陆凯传〉'备异'虚实难明的陆凯(198-269)谏孙吴亡国之君孙皓(242-284，264-280在位)二十事，或许与陈寿颇厌恶孙皓相关）与《诸葛氏集》目录。
表文尚且直接叙述、讨论传主的一生，从中一窥传主的生平事迹、精神样貌。但是详录《诸葛氏集》目录的安排则显得较无意义，诚如沈家本：'传中详录其书之篇名，古未有此式，足见陈寿之重诸葛氏也。'该举置诸于史籍著述传统中显得突兀又破格，表现出史家刻意、过度保存事迹的心态。
陈寿撰史时往往着眼于'崇实黜华，以为劝戒'，诸葛亮的文章信然也符合该标准；然而仅需记载自己曾经编纂过《诸葛氏集》即可，没有必要前所未闻地特开此例，尺度拿捏上应有失准处。
而且从〈上《诸葛氏集》表〉的遣词用字，亦不难察见陈寿本来就是位相当关注于维护故国与诸葛亮的史家。陈寿于泰始十年(274)呈奏朝廷的这篇文章，即用'毗佐危国'一语取代'毗佐伪国'：
臣（陈）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对照同为蜀汉旧臣、亦是相当尊敬诸葛亮的李密，于呈奏朝廷的〈陈情表〉一文尚且称故国为'伪朝'。陈寿则改用一个'危'字代替'伪'字。私撰的《三国志》不称'伪'固然是陈寿合理的巧思，然而于官方文章依然避开使用'伪'字，从中可以发现陈寿确实是一位犹有故国之思的史家。
参考文献：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史通通释》
《隋书》
《十七史说（民国间石印本）》
《二十二史考论（历代正史研究文献丛刊）》
《三国志辨微》
《《三国志》知意》
《晋书》
《陆士龙文集校注》
《吴书》
《西晋文学研究》
《文选（附考异）》
《三国志集解》
《十七史商榷》
《四史评议》
《三国志辨微续》
《三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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