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张飞关系亲密，情同手足，但性格却大不相同，关羽是“刚而自矜”，张飞是“暴而无恩”。在对待士大夫的态度上，两人也是截然相反。《三国志》说“羽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这里所说的君子与小人，和人品德行无关，而是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士大夫也好，君子也罢，皆是处于上层建筑的达官显贵、精英名流，大部分出身门庭显赫的世家大族。
两汉时期平民要想出仕为官，跻身士大夫阶层，主要有两种途径可走：一是征辟，一是察举。所谓“征辟”，指的是皇帝和地方行政长官征召声望显赫的高才名士入朝为官，皇帝征召叫“征”，地方长官征召叫“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官方式。所谓“察举”，指的是各州郡的行政长官定期在辖区内考察发现道德、品行和才能都突出优秀知识分子，举荐给上级或是朝廷，经过考试后授予官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官方式。
这两种选官方式以“察举”为主，起初十分成功，为朝廷选拔出了大量优秀官吏。但是到了东汉中后期，“察举”权力被公卿官宦和名门望族所垄断，察举时看重的已不是道德品行是否高尚，能力才干是否突出，而是出身门第是否显赫。比如张刺史推荐了李太守的儿子为孝廉，李太守自然投桃报李地推举张刺史的侄子为茂才，察举制度便成为他们互相提携、维护特权的一种工具，普通百姓即使品学兼优，也很难通过察举出仕。
长此以往，朝廷设置的官职变相地成为了权贵们的世袭私产，形成了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和把持基层政权的豪强大姓，成为影响中国数百年的门阀士族的起源。这些世家大族互相联姻，盘根错结树大根深，不仅拥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而且对地方行政也有巨大的影响力。无论是谁掌握政权，都必须赢得他们的支持才能稳固统治。比如刘表单枪匹马到荆州做刺史，靠的就是以蔡氏和蒯氏为代表的荆州士族的支持才站稳脚跟。
无论是关羽还是张飞，都出身社会底层的寒微之门，和这些士族没有丝毫的渊源，他们的发迹全凭在乱世混战中积累的军功，因此他们也为出身士族的士大夫们所鄙视，即便是刘备高举“帝室之胄”的幌子，也被蔑视为“织席贩履之辈”。举一个例子，蜀汉名臣刘巴的祖父刘曜做过苍梧太守，父亲刘祥是江夏太守、荡寇将军，他算得上标准的士族子弟。刘备在荆州想聘用他，他不惜迂回大半个中国投奔刘璋，也不愿追随刘备。张飞前去拜访他，他连话也懒得和张飞说一句，理由是“大丈夫不与兵子共语”。刘巴的做法虽然极端，但却能代表士大夫阶层轻视寒门出身者的普遍轻视。
士族和寒门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矛盾隔阂，这种隔阂像一道鸿沟一样不易跨越。关羽“骄于士大夫”大概就是由于这种出身的隔阂造成的，同样高居庙堂，你靠的是出身，我凭的是能力，你轻视我，我更看不起你，这种心理类似于今天的百姓对一些官二代、富二代的反感。张飞“爱敬君子”则是另一类寒门出身者的代表，他们积极向士大夫阶层的示好，希望用这种方式赢得士大夫阶层对他们的认可，以便能够融入到这个圈子里去。
从更深一层来说，关羽和张飞对士大夫阶层的不同态度，折射出出身寒门的刘备统治集团对待蜀汉士族的两种策略：打击和笼络。前文讲过，在东汉三国时期，任何一个政权想要稳固统治，必须赢得当地士族势力的支持，蜀汉政权也不例外。刘备集团要想有效地统治益州，必须妥善处理和当地士族的关系，既要寻求士族势力的支持以稳固统治，又要防止士族势力扩张坐大。
刘备入川之前，益州处于刘焉、刘璋父子统治之下，这二人在处理与士族势力的关系上采取了两个极端的政策，可谓“宽严皆误”。刘焉初任益州牧恰逢黄巾军马相、赵祗造反，益州士族代表人物贾龙利用宗族势力起兵平定叛乱，迎接刘焉到任。刘焉站稳脚跟后，为了将益州打造成独立王国，对益州士族势力进行残酷镇压，“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这一做法激起了士族势力的反扑，当初坚定支持他的贾龙、任歧等人也起兵反抗。
刘璋继位后一改乃父做法，以“宽”施政，用高官厚禄拉笼士族势力，对士族豪强为非作歹的行为放任自流，助长了士族势力野心膨胀，或“专权自恣”，或起兵反叛。以至于刘璋的统治摇摇欲坠，“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而为乱者，十户而八”，“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备正是在这种混乱的秩序之下夺得的益州，他吸取刘焉父子的经验教训，对益州士族势力采取了“威恩并济”的策略。
所谓“威”，就是打击。和刘焉不同，刘备集团打击士族势力不是用铁血的镇压手段，而是用法律的手段打击士族豪强不法行为，遏制其恣意妄为的嚣张气焰。为此，刘备命诸葛亮、法正、李严、刘巴等人修订了《蜀科》作为蜀汉政权的法典，一改“威刑不肃”的混乱局面，对那些胆敢挑战新秩序，目无法纪、“专权自恣”的蜀中人士，予以严厉惩处。比如出身广汉郡大族的彭羕，对自己的职务安排不满意，公然辱骂刘备“老革昏悖”，并撺掇马超伺机叛乱，被揭发后依照法令处死。但是这种严刑峻法是严而不酷，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兼顾人性感化，如有“李氏三龙”之称的广汉郪县人李邈，在新年酒会上公然指责刘备取川不合道义，按律当死，在诸葛亮的劝说下刘备最终还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后来又任命他为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执法严而不酷的好处是，既能打击士族势力，又不至于激化矛盾。
所谓“恩”，就是笼络。对愿意合作的士族势力，一方面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改变“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的初衷，采用赵云“归还田园，然后役调”的建议，使他们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失。另一方面分配政治蛋糕，无论是刘璋的旧部僚属，还是受到刘璋父子压制迫害的士族，只要是有才能和名望的，皆能因材录用，授予官爵。比如“获虚誉而无其实”的许靖，在蜀中名望甚高，尽管刘备不耻其为人，但还是在法正的建议下任命他为左将军长史，后又升其为太傅。再如梓潼涪县人李福，叔父李权被刘焉迫害杀死，刘备因其“精识果锐，敏於从政”，提拔其为成都令，后官至尚书仆射。
刘备集团“两手抓、两手都硬”的手段，不仅压制了恣行不法的士族势力，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而且在最短时间内赢得了士族势力的支持合作，以至于“有志之士，无不竞劝”，蜀中上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在进攻汉中的关键时刻，士族代表人物杨洪坚决表示，即使是“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砸锅卖铁也要支持前线，最终帮助刘备赢得了战争。不得不说，这一切得益于刘备对士族势力高超的统驭手腕。
参考资料：《三国志》《华阳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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