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史学爱好者而言，不得不提及的史学专著恐怕要数《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由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所创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被评价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然而，对于普罗大众而言，鉴于有限的历史学识和古文功底，要啃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实乃不易，往往感到既乏味无趣又摸不着头脑。
那么，有没有一部对大众相对友好的史学著作，让普通读者也能大快朵颐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这套《资治通鉴熊逸版第2辑》是“得到图书”2022年全新推出的史学专著，作者是学贯中西的思想隐士、著作等身的文史作家熊逸老师。
熊逸老师以他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文化积淀，带着现代人的问题意识讲解《资治通鉴》，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大地拉近了大众读者与经典巨著之间的距离。
在谈到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298年这段历史时，熊逸老师向我们还原了精彩纷呈的战国大戏。
乱世出英雄，在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各诸侯国纷纷摩拳擦掌，都想成为一统天下的排头兵。
纵观战国七雄，堪称时代的弄潮儿的应该是魏国。要知道，战国初年的第一强国就是魏国，魏惠王励精图治，使魏国迅速崛起。
然而，到了战国中晚期，魏国衰败，最强的诸侯国易主，这一切又是为何呢？
在熊逸老师看来，魏国的衰退，除了囿于地理位置的限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魏惠王和魏襄王没有做到识人善用，错失了治国之才。
从地理位置而言，魏国地处中原腹地，四面临敌，稍不小心就会左支右绌。
相比之下，地处西边的秦国可以心无旁骛地向东扩张，东边的齐国可以专心地向西扩张，而位于南方的出国也可以一心向北方扩张。
而夹在中间的魏国四面受敌，掣肘颇多。到了战国中晚期，秦、齐、楚晋升为战国七雄当中最强的三雄。
由此可见，地理位置对魏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绝对不容小觑。
战国初年，魏惠王励精图治，助力魏国一步一步地实现强国之梦，最后他的雄心进一步膨胀，势要一统天下。
然而，对于魏惠王而言，他的眼光和运气却匹配不上他的雄心壮志，以至于错失了商鞅、孙膑这样的顶级人才。
而同在一个竞技场上的秦孝公和齐宣王却识人善用、任人唯贤，各自在得到了商鞅和孙膑之后，如鱼得水，国力日益强盛。
加之，魏惠王又是个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之人，连年征战进一步拖垮了魏国的国力，百姓叫苦不迭。
公元前319年，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魏惠王驾崩，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儿子魏襄王，魏襄王也不是能人之辈，魏国自然无法再现雄风。
彼时，一代圣贤孟子见过魏襄王之后，对人如此评价魏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对于儒家学派而言，统治者必须具备两大特质：一是“似人君”，当领导就该有领导的威仪，不怒自威，气场强大；二是“有所畏”，必须有所畏惧。
然而，魏襄王却两者都不具备，这样的国君如何能带领魏国重现昔日的雄风呢？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魏襄王曾询问孟子治国之道：“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呢？”
孟子斩钉截铁地答道：“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面对圣贤的一番雄辩，魏襄王并没有视为珍宝一般善待孟子，并没有给出任何积极的响应。
最终，孟子果断离开了魏国，一路向东奔向齐国，寻找新的机会。
而魏襄王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搞合纵，联合几大诸侯国，耀武扬威地攻打秦国。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五国伐秦之战，魏国是联军的急先锋，攻势最猛烈，因而遭受的损失也最大。
即便魏国重臣公孙衍和惠施力主合纵，促成其他五国同盟，然而因魏襄王资历尚浅，威望不高，联军的盟主并不是魏襄王，而是资历相对较高的楚怀王。
因秦国将士们殊死搏斗，牢牢地守住函谷关，联军久攻不下，最后第一个撑不住的就是勇当急先锋的魏国。
因盟主不是魏襄王，连讲和的资格都没有。于是，楚怀王为主导，代表合纵联盟与秦国进行和谈，占尽了便宜。
最终的结果是，魏国耗费财力人力，出谋划策的大战，却损失最惨重，国力为此遭到重创。
从熊逸老师在《资治通鉴熊逸版第2辑》里的穿针引线般地解读，让我们明白了战国时期的魏国由盛而衰的根源所在。
常言道：读史使人明智。从魏国的例子可以领悟到的经验教训是，任何一个团体组织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识人善用、任人唯贤。
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错失了也就与成功失之交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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