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农民起义是推动前进的主要动力，因为农民起义是变革生产关系扫除社会发展的障碍、打碎了束缚生产力的柳锁使生产力得以发展而推动历史前进的。
本文就从西汉前期多种政治主张，特别是以亡秦为鉴的言论的贯彻施行来看看封建初期历史发展的面貌，从而说明农民起义在推动历史前进中所起的作用。
从公元前二三O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只不过十年时间，秦始皇陆续灭了曾经和他争雄称弱比权量力的六国,秦始皇并吞六国，创建了第一个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是适应历史发展规律和当时人民的要求的，而且创行了一系列统一的措施，有利于历史向前发展的。
但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强大国家，为什么只统治了短短十五年就很快地灭亡了?当然，秦的灭亡，是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各方响应而土崩瓦解的，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再进一步向前发展。但农民起义的结果，为什么促使农民起而反抗当然有它的原因，这就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汉朝继秦而起以后，那些一心为治的看到历史实践的政治家就不断地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来作为汉统治的借鉴。
参加反秦起义而建立汉朝的刘邦本来是一个不重文事的，但陆贾连上书十二篇，刘邦称之为《新语》。
陆贾指出秦朝只知用刑罚来迫害人民，人民到了不能忍受，当然起而反抗。秦代力役的繁重，本来就是政治压迫的一部分，而刑罚的苛刻，压迫更加惨重。陈胜吴广的起义，正是由于福役加上残酷的法令。从大泽乡步行几千里到渔阳服役，如何能定期呢?而秦法令“失期者斩”，农民忍受不了这压迫，于是起而反抗。
后来在汉六年大赦天下，九年，前有罪张死以下皆救之，十一年，又救天下死罪以下，史称刘邦“好谋善听”，当然首先要吸取一些秦亡的教训减轻压迫也是为恢复生产，来巩固他的新创政权。
秦以刑罚残酷而迫使农民起义来推翻它，到汉文帝将即位时，中时宋昌进盲有一条还说，.“汉兴，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要文帝以秦为鉴戒。
文帝很赏识他，就让他当了谒者仆射。张释之又以杂任刀笔之吏，吏争以呱疾苛察相高，结果是徒具文而无实，在用人问题上文帝也很听张释之的意见，又升释之为公车令，后来迁为廷尉，文帝做到“用其言而显其身”。
吕山向文帝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论，由于“杀直谏之士”所以没有人敢说，他希望文帝“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文帝“嘉纳其言”一方面由于这些人上书谏告以奏为鉴，一方面也由于文帝常常自言“不明”、“不德”、“不逮”而徽求大臣意见，纳言善听，因此在政治上不断地有所更张。
秦时一人犯罪诛及三族，所谓“造三夷之诛”这在汉也继承下来。文帝说:法正则民怒，罪当则民从“如果官吏不能引导人民向善，而用不正当的法加以罪，那是对人民的暴害。因此曾经一度“尽除收律相坐法”。
秦时有所谓诽谤妖吉罪,甚至有所谓“腹非”之果。文帝二年下诏:“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这样一方面免得无辜道冤死，一方面也正是让群臣百姓敢于直言规谏。
其后前元十三年又下令除肉刑，这当然有些溢美，但是汉文帝这些减轻政治压迫的措施，都是有鉴于秦亡的原因而引以为戒，巩固了他的统治取得了社会的暂时安定，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益的。
景帝时也曾不断地下赦令，不断地诚答刑，而且要求“治狱者务在宽”，这都是有鉴于农民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经验而作出“让步”。汉武帝时，对人民的剥削压追加重，但由于董仲舒、主父偃、徐乐、严安等的上书谏告，又由于泰山、琅琊郡已有农民起义，才有所警惕和收敛。
个体农民生产是封建经济的基本。秦王朝的残暴统治破坏了这一根本的经济基础,破坏了生产力,首先是繁重的徭役，追使农民脱离生产，远去家乡，在劳役和苛暴的刑罚下丧失生命。
另一方面，从战国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农民去农而经商。贩贱卖贵，容易获利，大工商业主。招农民为其服役，一方面又兼并土地。当时不仅有像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经商致富爬上政治舞台，取得相图地位。
秦始皇筑怀清台奖局巴寡妇，更鼓励人们弃本逐末，也影响了封建根本经济生产的农业。这些商人势力是相当大的，陈骄起而反频时就结合不少商人。这又是西汉初年统治者所要求改革的，于是采取轻摇薄赋，重农轻商的政策。
公汉文帝初，背本趋末的风气还很盛，贾谊上疏说：背本趋末，食之者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汉文帝接受贾谊的意见，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籍田固然是一个形式，但是经济上面一提倡鼓励，再加上减租的经济措施，从事农业就多起来了。
景帝时也屡次下诏务农桑，减租税。到汉武帝时，经过文、最时的蓄积，所以“都鄙仓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说明经过重农政策的实施，文景'的“清静恭俭,安养天下”轻薄赋,与民休息。国家确是富庶起来，而形成所谓“文景之治”，这正是封建初期的历史发展。
不仅经济上，文学艺术等等在这以后也大大发展起来，所以到汉武帝时显出一副繁荣景象。但汉武帝一方面层次对匈奴用兵，一方面又大量营建官室，扇费于生活的奢侈享受，于是赋税潘役又加重了，同时土地大量集中了。
但汉武帝一方面屡次对匈奴用兵，一方面又大量营建宫室，靡费于生活的奢侈享受，于是赋税摇役又加重了，同时土地大量集中了。董仲舒便提出警告，要求限民名田，薄赋敛、省福役以宽民力可见汉武帝时的生产关系又障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汉武帝还算能接受谏告，感到董仲舒不止一次提出以秦为鉴的话值得警惕。
因此主父偃、徐乐、严安上书，也要他以秦为鉴时，武帝恨欠三人之晚，所以当泰山、琅那郡农民起而反抗时，他深自海恨。轮台的诏书是具体说明，而更实际是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
代田法是赵过总结了农民生产经验而发明的，并且把它推行到边远地区，于是田多星辟，亩产量增加，这是我国古代农业技术上一大发展。赵过又让农民推行换工挽犁的耕种法，每天可耕少则十三多则三十亩，这一农业生产上的发展又为昭、宣升平打下了基础。
从春秋到战国，尤其战国时期，名义上统一的周王朝早已分崩离析，分裂达几百年。七国争雄，各国文化经济的交流，统一的形势渐成，统一的要求已切，孟子和荀子的文章中都讨论到统一的问题，所以秦的统一，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未当法治的秦王朝，用高压手段统治人民，严重的政治压迫,残酷的经济剥削,人民不能忍受，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马上有各方的响应，不仅有项羽刘邦，还有六国的后代，农民起义是一次阶级斗争，但不久成为分裂割据，陈胜的张楚也成了为楚国人民反秦的前驱。
刘邦是乘机而起的，项羽却是为楚国和他家族报仇，六国后代警然是分刺制据势力的复活。项羽取得胜利，分天下为十八国，她自己也只占领部分地区，便形成了比秦统一前分裂得更厉害的局面。
项羽是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但是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且已有了秦朝短暂统一的经验和成绩。经过五年楚汉战争，刘邦打败项羽逐渐并吞、消灭了分裂的各国之后，原来汉王国就扩大而为汉王朝。
新的统一帝国继秦朝而建立，可是分裂割据的旧势力依然存在，刘邦在未统一前，几乎用了醉食其的劝告分封六国的后代，得到张良的计谋而改变政策。但是他的得天下是倚靠了许多人的力量，当初淳于越劝秦始皇“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的建议。
秦始皇听了李斯的话没有接受，如今刘邦'惩秦孤立而亡”，因此分封了异姓王韩信、彭越、踪布等有七人之多，这虽然是为了酬功，也说明了分裂割据的旧势力不可能一旦消灭。尤其是这些王分裂争霸的旧意识很深，于是他们“强者先反”先后纷纷都起来称帝争权闹独立限刘邦较量。
文帝前三年时，淮南王刘长就很“骄态，出入称警畔称制拟于天子”。三年以后，终于谋反。这一事例说明同姓王同样要夺中央的权的。到前十六年，又分齐为六国，淮南王喜复城阳王，而分淮南为三国，正是实施：“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
到了景帝时，晁错又建议削封国地盘，使割据与统一的斗争更加尖锐化。吴、楚、胶东胶西、赵、笛川、济南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起兵而反朝廷吴王甚至称东帝，欲勾结匈奴共起兵。幸而汉王朝统一的力量已强大，统一的形势逐渐巩固，统一的思想深入人心，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矛盾依然存在，汉武帝接受主父偃建议，把王国的土地分裂开来，自然是削弱了。而这些大小封国，到头来因“无子”或“有罪”而“国除”，土地就收归中央，以后虽然仍有淮南、衡山、江都三王的叛乱，但基本上割据势力已削弱，统一渐渐巩固了。
由此看来，在分裂割据和统一的矛盾问题上，汉初统治者曾经接受各种建议，经过或刚或柔的措施，逐步改变政策而得到解决。从秦开始统一的封建帝国，到了这时算是稳定下来了。虽然家天下的封建统治，由于分封而分裂割据的因素依然存在，但基本上还是稳定于统一。
以后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又由于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争夺政权，于是有分裂割据同化统一的交叉过程，但统一是主要的、长时期的，而且逐渐扩大的。历史就在统一中向前发展。
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历史中，被称为安定、和平时期如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文化繁荣，都是以前朝为什么被农民起义推翻为鉴戎，而且一方面由于有有胆识、明大义、识大体、通历史的政论家提出警告和主张，另方面有较贤明而愿听谏言的皇帝，才能做到。
相反，政治腐朽的时代，无不是上有昏君，任用奸佞，听信谤育，造成对人民压迫剥削加重,破坏生产力,于是农民起义又起而反抗打出另一天下，封建历史在没有新的生产力的情况下就是这样螺旋式地上升。
生产力发展了，历史就前进。但促使生产力发展的原因，除农民起义的推动外也是多方面的。封建统治者调整其统治政策，不束缚生产力发展，不能不算是使生产力上升从而促使历史发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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