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曹爽、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以及司马炎的相继掌权主政，身为曹魏皇帝的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以及陈留王曹奂则逐一沦为权臣们的傀儡。
在这二十五年中，若以高平陵事变(249)为界，可按权臣主政的不同性质将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高平陵事变前，是同姓的曹爽主政时期，而高平陵事变后，则为异姓之司马氏主政时期。
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就发生在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初步掌权直至泰始元年(265)晋武帝受禅的这十六年问。在高平陵事变后的十六年时光里，在朝野内外曹马之争的大环境下，身处政权中心的三少帝对魏晋禅代的态度各有不同。
傀儡皇帝与异姓权臣之间的博弈、斗争、妥协、退让屡屡上演。对身为傀儡的三少帝而言，是明哲保身，还是身死社稷，这是一个问题。其后的史实证明，三少帝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就此他们也在整个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迥异的作用。
正始元年，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继承皇位后，产生了曹爽主政的新局面。随着年龄渐长，曹芳渐渐流露出了对曹爽霸道、多违法度的不满。司马懿在嘉平元年的高平陵事变中一举消灭曹爽势力，取代了曹爽的地位，开启了司马氏掌控魏国大权的新局面。
在司马懿执政期间，司马懿平定了王波试图发动的叛乱，维护了齐王芳的皇权，保住了曹芳的皇位。司马懿的主政期间，曹芳和司马懿二人的政事利益没有大的冲突。甚至在高平陵事变与淮南一叛这两起重大的政事事件中，此二人的政事利益达成了统一。
基于良好的个人感情基础与互不冲突的政事利益，曹芳与司马懿之间保持了正常而和睦的关系。故而，司马懿的主政是齐王芳可以接受的。这一时期的齐王芳对司马氏集团的掌权并不抵触与反感。嘉平三年(251)，司马懿去世之后，其子司马师代父掌权。
由于司马师的主政是不具备合法性的，且司马师也不具备其父司马懿的威信与功绩。司马师没有还政于已经具备亲政能力的齐王芳，这也意味着由于巨大的政事利益的冲突，曹芳和司马师之间是绝难保持良好的关系的。司马师代父主政后，齐王芳对司马氏集团掌权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同时，曹芳与司马师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地恶化，直至正元元年(254)曹芳被废。由此可知，曹芳基于自身政事利益，其前后对待司马氏集团掌权的态度是不同的。司马懿执政期间，曹芳对司马氏集团掌控魏国大权是可以接受的。但司马师执政后，曹芳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出于对政事权力的争夺，他是难以容忍司马氏集团把持朝政的。
因此，曹芳最终会选择采取对抗手段应对司马师，结果由于他的犹豫不决和瞻前顾后导致了他的失败。综上所述，司马懿执政期间，由于曹芳对司马氏集团掌控大权的沉默与接受，在无形之中助长了司马氏夺权的野心。以至于司马师掌权后，不仅没有还政于曹芳，而且为了巩固自身权势，不惜擅行废立，最终导致了曹芳的被废。
曹芳被废后，司马氏集团篡魏成晋的政事企图变得清晰起来。在这样一个情势于曹氏非常不利的情况下，高贵乡公曹髦，在明元郭皇后的极力支持下，继承了皇位。
即位不久的高贵乡公便利用淮南二叛后司马师病死，司马氏集团内部权力转移、继承动荡之机会，试图夺回失去的权力。他的这一尝试虽然失败，但这也意味着高贵乡公绝非一个甘为傀儡的皇帝。从之后的若干文化活动中可知，高贵乡公曹髦天资聪慧、颇具才华，但在政事上也具有不善韬晦的致命性格缺点。应该说，英杰之气类于魏武的高贵乡公在朝廷舆论、思想意识形态、实际政事等诸多层面中都有着令人值得关注的作为。
他的存在对司马氏集团而言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在其为帝期间，淮南之地接连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叛乱，这给司马氏所极力推进的魏晋禅代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景元元年(260)，有志于中兴魏朝且不甘坐受废辱的高贵乡公最终试图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曹马之争。但是他讨伐司马昭的计划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而其自身亦死于权臣之手。然而在高贵乡公被弑后，司马昭因为弑君的劣行受到了极大的舆论压力，以至于司马氏集团不得不放慢魏晋禅代的步伐。直至陈留王奂即位后的景元四年(263)蜀国被灭后，建立灭蜀大功的司马昭才走出弑君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接受了晋王的封号。
可见，高贵乡公其人虽死，但他因被弑所遗留下的政事影响却于其身后阻碍了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高贵乡公被弑后，司马昭拥立了陈留王曹奂为帝。曹奂即位后，曹魏的政事局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自高平陵事变以来，在地方上，淮南地区反司马氏的叛乱被相继讨平，而产生于曹魏政权中央的反司马氏政事变革企图也被逐一扼杀。
以至于高贵乡公被弑后，朝野内外拥曹反司马氏的力量基本消亡殆尽。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即位的曹奂，即使再有中兴魏朝、排斥权臣的雄心壮志，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更何况，新即位的曹奂并不具备如高贵乡公一般的才具气魄与胆量。故而，曹奂根本无力阻止魏晋禅代的进程。
他对司马氏集团采取了妥协、服从的政策。与齐王芳和高贵乡公在位时，尚能采取对抗措施以应对司马氏的篡权不同，曹奂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傀儡，在为帝期间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作为。他留于史书上的最大政事举动就是于泰始元年(265)禅位于晋武帝。
至此，司马氏用时十六年，历经三代，最终实现了魏晋禅代，并为其后西晋的短暂统一奠定了基础。
明元郭皇后于明帝病重时被册立为皇后，齐王芳即位后，尊其为皇太后。魏文帝曾经下诏书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5可见，后宫不得干政是文帝的既定政策。但是魏明帝去世后，于其后相继即位的齐王芳、高贵乡公及陈留王奂都是幼主。
鉴于当时情势，明元郭皇后的地位由此变得重要起来。作为明帝的皇后及三少帝时期的皇太后，明元郭皇后在魏朝末年的政事纷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司马懿父子抑或是心存曹氏的毋丘俭等人，都曾试图借助明元郭皇后的地位与号召力，以此服务于他们自身的政事目的。
齐王曹芳即位后，首先便迎来了曹爽主政的新局面。正始八年，曹爽迁太后于永宁宫，以至于太后与齐王芳相泣而别，曹爽此举无疑是得罪了太后。不久后的嘉平元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事变革，政事变革发生后，鉴于皇帝齐王芳被曹爽控制，司马懿为了使得自己的政事变革合理合法，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入宫奏白太后，以此来获得太后对这场政事变革的认同。
而史称司马懿的一系列举动如关闭城门、占据武库等等，皆是奉皇太后之令。由于郭太后与司马懿在政事上都属于受曹爽排挤的一方，故而司马懿入宫求其合作并非难事。
司马懿借助太后对曹爽的不满，得到了太后对其发动政事变革的支持，从而使他的政事变革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司马师代父掌权之后，考虑到自身的威望、功绩与父亲司马懿相距甚远，而且自身的夺权无疑是阻碍了齐王芳的亲政。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势，团结各方力量，司马师再次将目光投向了郭太后。
司马师与司马昭先后以女妻惠，无疑是为了结好郭太后。司马师兄弟试图以结亲的方式结好郭太后，并利用太后的地位与权威巩固自身权势。然而，好景不长。司马师在废齐王芳时曾勒兵威胁郭太后与曹芳，这使得郭太后对司马师的骄横跋扈相当的不满。
以至于在拥立高贵乡公的过程中，司马师本欲立彭城王曹据，但在太后的坚持下，司马师不得不放弃初衷，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皇帝。就是这位高贵乡公，给当时掌权的司马氏集团带来了许多麻烦，甚至一度阻碍了司马氏魏晋禅代的步伐。在拥立高贵乡公一事中，郭太后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可以说，这是她在整个魏晋禅代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做出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政事决定。她直接指定了曹魏政权的合法继承人，在此次拥立事件中显得极其积极主动。而与郭太后相较，司马师则在拥立事件中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的被动接受以及不甘为傀儡的曹髦的即位也给司马氏集团之后的执政掌权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可见，高贵乡公即位时，虽然司马氏集团已经掌控了曹魏政局，但是郭太后在与司马师的较量中仍有很大的发言权。这也说明曹魏的皇权虽已旁落，但是代表和拥护曹魏皇室的力量不仅存在，而且依然有较大的能量。
就在高贵乡公即位后不久，郭太后的权威再次被人加以利用。企图发动反司马氏叛乱的毋丘俭与文钦，为了增强自身的政事号召力，也假借郭太后名义，以所谓奉太后之命来发动淮南二叛，并给司马氏集团带来了执政危机，而且这次叛乱间接导致了司马师的病故，也为其后高贵乡公试图乘机夺权带来了机会。
司马昭掌权后，平定诸葛诞发动的淮南三叛，他权威日重，而与之相对的是，有中兴之志的曹髦却是权威日去。不甘被废的高贵乡公试图先发制人，他带领僮仆讨伐司马昭。就在他向司马昭发难之前，曾入白郭太后，试图得到太后的支持，结果高贵乡公死于权臣之手。对司马昭而言，弑君的恶名是他无法承担的。为了缓解弑君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司马昭像其父其兄一样，再次将目光投向了郭太后。
郭太后之令极有可能是司马氏捉刀，因为高贵乡公绝无谋杀郭太后的动机。司马昭试图借助郭太后的权威，以太后之令来掩盖其弑君的劣行，并以此蒙蔽天下，用来缓解由弑君带来巨大压力。
面对高贵乡公被杀的现实，郭太后的真实想法今已不得而知，但根据现存史料表明，郭太后被迫与司马氏妥协，她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只能够与司马昭合作，以求保全自身及宗族。及至陈留王奂即位，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在拥立高贵乡公的过程中还握有决定性话语权的明元郭皇后，她的政事影响力有所消退。
景元四年(263)，郭太后病故。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位于蜀地的钟会为了起兵讨伐司马氏，仍然试图借助郭太后的权威。咸熙元年(264)，钟会为太后发哀于蜀朝堂，矫太后遗诏，并起兵试图废司马昭。
可见，郭太后虽死，但其政事号召力依旧存在。钟会仍试图借助郭太后的权威与地位，为其自身的起兵增添合法性的色彩。从以上所论可知，魏明帝去世后，曹魏三少帝相继即位为帝。在三少帝年幼及司马氏集团逐渐掌控魏国政局的大背景下，能够代表曹魏皇室的明元郭皇后在魏末政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首先，郭太后的权威和地位常常被不同政事集团的人物所利用，以实现其政事目的。以至于在魏末的多次重大政事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郭太后或参与其中，或被人假以其名。
其次，郭太后在多次政事事件中皆以被动的身份参与其中，但是唯独在拥立高贵乡公曹髦这一重大的政事事件中，郭太后利用自身的地位与权威，积极主动地与司马师展开较量，最终促成了曹髦被立为帝。
这一举动可以看成是代表曹魏皇室利益的郭太后为了挽救曹魏政权，为了维护曹氏的地位与利益所做的一次尝试。她的这次尝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高贵乡公的即位给司马氏集团的魏晋禅代制造了诸多阻碍。
曹魏皇帝所立皇后的出身都并不高贵，这被认为是曹氏防止外戚干政的一项重要措施。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言：“司马氏的姻戚都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如司马懿妻母河内山氏，是山涛的祖姑母。懿长子司马师继娶太山羊氏，是羊祜的姐姐。懿次子司马昭娶东海王氏，王氏祖王朗，父王肃，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经学世家……曹操妻卞氏出自娼家，曹丕妻郭氏本铜辊侯，贵贱美丑，在当时的世家大族看来，真是相去天渊。'
诚然，曹氏的外戚就其出身而言，与司马氏及其姻亲是没有可比性的。曹氏外戚的出身大多较为低贱，且其社会影响力远不及出身世家大族的司马氏及其姻亲。而且由于曹魏政权对于外戚的防范，使得曹氏外戚在政事上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
但是在魏晋禅代的过程中，曹氏的外戚并非默默无闻，而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齐王芳的皇后张氏之父，光禄大夫张辑与心存曹氏的李丰一起试图发动政事变革，以夏侯玄取代骄横跋扈的司马师，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张辑作为皇后之父，是曹氏外戚的一员，他在当时并不得意，且和李丰亲善。李丰等人的政事变革企图泄露之后，张辑被夷灭三族。
司马师在废齐王芳时，曾以郭芝入白太后，其实质就是派遣郭芝勒兵逼宫，以迫使郭太后与曹芳就范。这位郭芝，乃是郭太后的从父，亦是曹氏外戚的一员。从上引史料可知，郭芝受命于司马师，胁迫郭太后和齐王芳，可见其己党于司马氏无疑，由此亦可见郭太后并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张辑与郭芝皆为曹氏外戚，但他们的政事立场是不同的。
张辑反司马师失败被杀，而郭太后的亲戚郭芝却投靠司马师，为其废除皇帝出力。可见，曹氏外戚并非全然支持曹魏皇室，他们中有人已经背离曹氏而为司马氏效命了。据前文所论，曹氏外戚的出身卑微，且与东汉外戚相比，曹魏外戚的政事影响力极其有限。当曹魏皇帝受制于异姓权臣时，曹氏外戚本应该是这些皇权旁落的傀儡皇帝们所能够依靠的一支力量。
但是，考虑到曹氏外戚政事影响力有限，他们能否在曹马之争中为曹氏提供足够的帮助都还是一个问题。更何况如郭芝者，竞在情势于曹氏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背曹投马，这对曹魏皇室而言，实在是雪上加霜。由此观之，在魏晋禅代这一历史过程中，并非是所有的曹氏外戚都站在了曹魏皇室这边。如郭芝般的背叛对曹魏皇室打击巨大，但对司马氏集团而言，此类倒戈对其推进的魏晋禅代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因为这意味着人心向背。
齐王芳于司马懿执政期间接受了司马氏集团掌权的局面，这于无形之中助长了司马氏篡位的野心。高贵乡公为了挽救垂死的曹魏王朝，不惜身死社稷，阻碍了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陈留王奂对司马氏集团所推进的魏晋禅代采取了服从的政策，魏晋禅代终告实现。明元郭皇后在魏末政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滞缓了司马氏代魏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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