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期爆发的八王之乱，是西晋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但八王之乱的整个过程中，其实是存在“拐点”时期的，尤其是后期的诸王争权阶段，原本可以形成特殊的“诸王共治”局面，将西晋颓势逆转，但平衡局面最终还是迅速崩溃瓦解。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晋王朝末期的“诸王共治”局面迅速瓦解呢？
“诸王共治”局面的形成：晋室倾颓之际的一线转机
众所周知，西晋末期的八王之乱，对西晋王朝的破坏性是巨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八王之乱中没有扭转颓势的机会，其中八王之乱后期的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和东海王司马越“五王”争斗的阶段，便出现过数次“诸王共治”的可能。
八王之乱前半段，皇后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玮，先后诛灭外戚杨骏、汝南王司马亮等人，后贾南风又杀掉楚王司马玮，实现了自己的数年临朝专权。而等到元康九年，贾南风废杀愍怀太子司马遹，引起司马氏诸王不满，最终赵王司马伦诛杀皇后贾南风，实现了八王之乱过程中，司马氏封王第一次完全掌权。
而掌控西晋朝政大权的赵王司马伦，甚至忘乎所以地登基称帝，司马伦似乎真的忘记司马氏诸王反对的，恰是这种“吃独食”的行径。
赵王司马伦的称帝举动，真的惹怒了西晋各方势力，尤其是与赵王司马伦有着相同地位的司马氏诸王们。更何况，司马伦也并未在诸王中有很高声望，他在都督关中军事时，引发羌、氐叛乱，灰溜溜回到京师，靠着谄媚贾南风和郭槐得以出仕东宫。
相比那些在外部方镇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齐王司马冏等人，实在是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于是，等到司马伦称帝后，以齐王司马冏为首的诸王势力，开始了对赵王司马伦的讨伐。
齐王司马冏向天下发布讨逆檄文，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等人参与，最终覆灭赵王司马伦。而齐王司马冏入朝，“天子就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地位尊显如同当初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在曹魏掌权之时。
而这时候，西晋王朝内部局势，也出现了第一次“诸王共治局面”：洛阳的齐王司马冏、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和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
这种“共治”局面有着适应当时局势的两个条件：
一是“三王起义”对抗司马伦，有共同利益、目的。
三王起义反抗司马伦的理由，当然是赵王司马伦篡位称帝，并且司马伦掌权后排斥齐王司马冏等宗室封王，显然破坏了诸王的利益。这也是三王能够形成“共治”局面的基础。
安定人皇甫商曾经在赵王司马伦帐下任职，后赵王被诛杀后，受到了长沙王司马颙的器重，后来皇甫商又替齐王司马冏“参军事”，从中可见三王之间其实并非对立。一直受司马颙器重的李含，也曾经到京师任职，也能体现出当时三王之间的关系。
二是当时三方的势力足够强大。
在诛司马伦之前，齐王司马冏镇许昌，地处豫州，因此获得了在起兵讨逆时，豫州刺史何勖的响应。另外还有龙骧将军董艾、扬州王邃等人的相应，可见当时司马冏的声望之高。这与其继承齐王之号的尊显，以及在平灭贾南风有功等脱不开关系，能够向天下四方发布檄文，足见他在当时的地位。
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在贾南风专权时，都敢斥责贾氏代表人物贾谧，足见当时所拥有的威势。并且，等到司马冏传檄讨逆之时，司马颖率军南下，大败赵王军队，早于司马冏进入洛阳，并赐死司马伦。这可以看出当时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时势力极重。
河间王司马颙镇守关中，地处战略要地，所掌控的军事力量自然也足够强大。在后来的争斗过程中，动辄数万十数万的兵力，可见司马颙的势大。而且，拥有张方等重将，也是其能够在八王之乱后期逞威的重要因素。
或许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颙之间的势力不能“势均力敌”，但在声望、地位、军力等综合因素条件下，三王之间其实拥有着能够互相“合作”的基础。
晋武帝司马炎临终之前，便有心想要让数个宗室辅政，以实现西晋王朝的传承稳定，便是试图借助几个拥有一定实力的宗室封王相互制衡，以达到内部稳定的局面，这与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颙“三王共治”的局面，其实有着相似性。
虽然齐王司马冏在洛阳朝中掌权时，当时西晋内部具备由“三王”共同掌权的条件。但是，齐王司马冏掌权后，骄纵乱权，任用亲信，甚至还对其他宗室封王开始有心排挤。在《晋书》当中有记载，司马冏掌权后，主簿王豹曾经建议司马冏“与成都分陕为伯，尽出籓王”，但谏言被在京师的长沙王司马乂看到，司马冏便杀了王豹。
建议司马冏警惕成都王司马颖和朝中诸王的王豹，虽然被司马冏杀掉，但能够体现出当时司马冏有心排挤司马氏诸王的意图。甚至“与成都分陕为伯”的建议，能够体现出当时成都王的势大，这不得不引起司马冏的警惕。
而司马冏对于其他诸王的警惕，同样如同当初赵王司马伦排挤诸王的行径一样，引起了其他司马氏诸王的不满，尤其是出于关中要地的河间王司马颙。
当初齐王、成都王讨伐朝中掌权的赵王司马伦，在关中拥有强兵的司马颙，俘虏司马冏的使者，派出张方领兵前去响应司马伦。看到司马冏和司马颖更占优势之后，才派人把张方拦下了。可见当时司马颙对于齐王司马冏并无亲近之意，能够迅速与司马冏、司马颖达成共识，也是出于利益等方面的考量。
等到齐王司马冏掌权颇为不“贤明”的作为，正好给了司马颙起兵争夺权位的理由，于是率先起兵讨伐司马冏，联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并以在京师的长沙王司马乂为内应。
最终，司马乂挟持晋惠帝司马衷，与司马冏在洛阳城中激战数日，最终诛杀齐王司马冏。司马乂靠着诛杀司马冏和控制晋惠帝，得以掌控京师权柄。
随着长沙王司马乂的掌权，西晋王朝又出现了一次“诸王共治”的机会：居于京师的长沙王司马乂、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
这次的“共治”局面更加明显，首先是当时司马乂虽然在朝中掌权，朝议等大小事都会向邺城的司马颖报告，可见当时司马颖在当时有在邺城掌权的意图，实际上也形成了司马颖和司马乂共同掌权的局面；其次是河间王司马颙，结合之前的“畏缩”性情，在司马乂和司马颖并未爆发矛盾的情况下，司马颙即便拥有关中强兵，也不敢去轻易破坏这种共同掌权的局面。于是，这种短暂的“诸王共治”局面便产生了。
可是，只节制自己封国兵力的司马乂，并未彻底让诸王信服，于是颇不安分的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先后谋划对在京师掌权的司马乂的袭杀，不过都未成功。可是这已经将两人对司马乂的威胁展露无疑，原本能够“共治”的局面迅速崩溃。
长沙王司马乂面对司马颖和司马颙的攻伐，展露出了在司马氏诸王中少有才华和谋略，“前后破颖军，斩获六七万人”，并且让司马颙的大将张方都无能为力。不过，最终司马乂没能防住内部的叛变，东海王司马越靠着在朝中的便利，将司马乂关押，后又把司马乂交给了张方。最终司马乂被张方的部下烧死。
而随着司马乂的身死，西晋王朝这种特殊的“共治”时机彻底消失，之后的数年间，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司马氏诸王，纷纷为了西晋王朝的权柄大肆争斗，司马冏和司马乂掌权时的那种“共治”局面，已经再难出现。
八王之中论才略，长沙王司马乂当是首选。从其拥有兵力不多的情况下，能够靠着在洛阳城中的数日激战，诛杀司马冏得以掌权便可见一斑。之后掌权后，更是靠着向司马颖的示弱之举，赢得了司马颖短暂的支持。而之后面对司马颖和司马颙的攻伐，更是屡次二王的进攻。足见当时司马乂的才略。
八王甚至司马氏众多封王之中，少有像司马乂那般有才略的封王，但却有着很多在乱局之中“投机”之人。像八王之乱初期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和赵王司马伦，都是善于谄媚取容的“投机者”。而在八王之中，最会“投机”的封王应当是河间王司马颙，不过结合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最会“投机”的司马颙，其实也错过了很多良机。
先是在诸王讨伐赵王司马伦的初期，齐王司马冏派出使者向司马颙传讨逆檄文，但司马颙把司马颖的使者抓起起来交给了司马伦。司马伦让他发兵救援，司马颙派张方率领关中军队前往。还没等张方到洛阳，司马伦便被杀，司马颙连忙把张方的军队喊回来。从中可见司马颙的善变和投机。
等到讨伐司马冏，司马颙也并非率领关中大军讨伐，先是派人联系成都王司马颖一同起兵，并且自己派出的军队到达新安之后，想要利用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做内应。其实是抱着司马乂被司马颖击败后，以此为由联合西晋其他势力共同讨伐司马冏的意图。
可是，让司马颙没想到的是，司马乂以弱势兵力诛杀了司马冏，并且在掌权后获得了实力极强的成都王司马颖的支持，这让司马颙只得选择退兵。
不过，面对讨伐齐王司马冏的三王之中，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司马乂在朝中掌权的局面，司马颙指使李含等人刺杀司马乂，失败后司马颙派出张方率领数万大军讨伐司马乂。与此同时，不忘联合之前不愿意离开邺城的司马颖，一同起兵讨伐。等到司马乂被诛，司马颙建议废掉太子，立司马颖为皇太弟。
想要利用司马乂行诛杀司马冏之举，便能看出司马颙的心机，这是想要利用司马冏诛杀司马氏宗室的理由，来联合天下势力共同讨伐，再从中获利的谋算，可以算是对于当时时机的把控。
而在司马乂与镇守邺城的司马颖有“共同掌权”的局面时，司马颙并未鲁莽起兵。而是等到司马颖逐渐，也生出对掌权的司马乂不满时，才起兵参与讨伐。这其实也能看出当中的“投机”。之后，司马颙更是在司马颖、司马越多方势力之间徘徊，哪方势力强大便选择依附，等到东海王司马越势大，甚至杀掉大将张方以求自保，足见司马颙的“投机”性格。
不过，司马颙的“投机”虽然给自己创造了多次获得权位的机会，但却也错失了能够参与西晋末期“诸王共治”的机会。对于司马冏的不满，让其率先破坏了“齐王、成都王、河间王”的平衡局面；对于司马乂的不满，司马颙起兵破坏了“河间王、成都王”共同掌权的局面，最终自己的大将张方杀掉司马乂，更是让八王之乱后期的趋势很难出现转机。
像司马颙这样的投机者，只顾及自身权位利益的诸多举动，让西晋末期的局势更加混乱。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并非出身司马氏宗室的“搅局者”，让八王之乱末期的局势逐渐走向不可挽回的地步。李含，正是如此。
赵王司马伦篡位时，宠臣孙秀任用李含为东武阳令，河间王司马颙看重李含，征其为征西司马，不久后便转为长史。后来，诸王讨伐赵王司马伦，司马颙派出李含，追回驰援司马伦的张方军队。
受到司马颙信任的李含，在司马冏掌权时，到京师出任翊军校尉。不过与司马冏帐下的皇甫商、赵骧等人有旧仇，李含担心赵骧等人，趁演武之际谋害自己，于是偷偷骑马逃出京师投奔司马颙。
当时司马冏掌权，皇甫商、赵骧等人受到重用，李含担心自身安危，便向司马颙谏言讨伐掌权的司马冏。利用司马乂讨伐司马冏，再让司马颖掌权的建议，就是李含提供。
司马颙接受了李含的建议，派李含督军事，和张方一起讨伐司马冏。到了洛阳城外的新安驻扎军队，联系洛阳的司马乂作为内应。可没成想司马乂杀掉了司马冏，司马颙便只好退兵，但却上表让李含做河南尹。
不过，与李含有仇的皇甫商又被司马乂重用，李含只得再次逃回司马颙处。之后司马颙又让李含等人假诏刺杀司马乂，又是因为皇甫商告密，最终李含司马乂所杀。
综合来看李含经历，当初司马冏执政之时，因为其平定赵王司马伦过程中，有豫州、扬州等势力相助，使得司马冏的势力极大，此时即便镇守关中的司马颙也无心讨伐。不过，李含因为担心受司马冏重用的皇甫商等人报复自己，于是便提出了讨伐司马冏的建议。
结合史料来看，在李含向司马颙提供的谋算当中，可能包含了李含的诸多“私心”：一是让成都王司马颖代替司马冏掌权，理由虽然是司马颖的出身尊贵，但其中顾忌司马颙掌权时，曾经受过司马颙招揽的皇甫商等人，依旧受到司马颙重用的心思是极有可能的；二是提出让司马乂先攻司马冏的决策，除了师出有名的目的之外，担心自身督军无功的考量，其实也是存在的；三是结合司马颖之后掌权便回到邺城的结果来看，当时李含有心辅佐司马颙入朝掌权，应当也有借助司马颖威势的目的。
出于“私心”和自身权位的考量，李含在西晋末期的乱局之中成功“搅局”，让原本很有可能扭转西晋颓势的“诸王共治”的平衡局面，更加迅速的瓦解崩溃。
李含的“搅局”或许出于私心和权位，但是他在乱局之中的参与，其实也同样暴露了当时诸王想要争夺西晋权柄的野心。司马颙并非不想掌控中枢，也因此在李含提出讨伐司马冏之时能够马上同意起兵。而看似无心朝政大权的司马颖，甚至用亲信和母妃不愿离开邺城为由，镇守邺城不想入朝。但等到时机成熟，司马颖总能马上出兵讨伐京师。及司马乂被诛，司马颖接受司马颙的建议被封为皇太弟，其对西晋王朝的野心同样可见一斑。
由此来看，虽然李含的“搅局”表面上是诸王平衡局面破坏的起因，但归根结底还是诸王对于西晋权柄的野心作祟。李含、皇甫商等人的“私心”，可能正好满足了司马颖、司马颙等诸王起兵政权西晋大权的理由。
虽然不想对司马氏做出这种“血脉”之类的评价，但不得不说，八王之乱中的司马氏诸王，其根植于血脉中对于权位的企图，是西晋末期的诸王共治局面迅速瓦解崩溃的重要原因。除了在互相争斗当中表现出来的野心之外，还有其他表现出来的弊端，造就了西晋王朝最终难以扭转的颓势。
自身实力的强弱依然是决定“盟友”的关键因素，皇权已经无法威慑诸王
从八王之乱后半段，诸王讨伐赵王司马伦的过程来看，西晋王朝的皇统和皇权早就已经失去威慑诸王的地位和名望。当然司马伦为篡位称帝，得不到诸王的认可尚不论，单就被司马伦死后被迎回来的晋惠帝司马衷，也没在诸王混战之中起到什么作用，反而被诸王裹挟，成了诸王起兵夺权的“工具”。
这与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杨骏专权、贾后临朝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西晋王朝内部局势的变动，导致了西晋皇权的作用降低，无法成为稳定当时局势和威慑天下诸王的因素。当时能够决定势力之间，能否成为“盟友”的只有自身势力的强弱。
当初司马伦掌权，自然是拥有着节制京师内外等军事实力，因此司马冏和司马颖讨伐司马伦时，关中的司马颙首先想到的便是去响应京师掌权的司马伦。在当时局势当中，赵王司马伦称帝，其实拥有着比起兵讨伐自己的司马冏和司马颖，更加强大的实力。而这也就是司马颙面对弱势一方司马冏的拉拢，选择投向了司马伦一方。
等到司马冏凭借豫州、扬州等地支持，势力逐渐壮大，当时率先进入洛阳废杀司马伦的成都王司马颖，并没有选择在朝中掌权，而是将功劳归于司马冏。这并不仅仅是司马颖无心权位，对于当时齐王司马冏的声望和实力的忌惮，也是司马颖做出这般退让的重要原因。
由此来看，诸王实力的强弱，才是最终决定能否“结盟”的关键因素。而诸王之间若是无法形成互相制衡的实力对比，一旦平衡打破，那么之前看似稳固的“共治”局面或者同盟关系，便会迅速崩溃。
司马氏诸王并无与他人“共治”的魄力，其能力不足以应对乱局
从整个八王之乱的过程来看，司马氏诸王并没有与其他宗室“共治”的魄力。即便最有才略的长沙王司马乂，在朝中掌权之时与邺城的司马颖一同掌权，但也仅是迫于自身实力不足的妥协。八王之乱后半段，司马伦、司马冏、司马乂、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越相继掌权，但无一例外都对其他诸王有着或多少的排挤，司马氏诸王的魄力可见一斑，而这也是“诸王共治”局面迅速瓦解无法实现。
而且，参与八王争斗的司马氏诸王，自身实力的不足，也是导致掌权之人无法应对西晋末期乱局的重要原因。
司马伦的能力自然不必多说，从关中狼狈回朝，靠着取容贾氏出仕东宫；司马冏为司马攸之后，的确以“仁惠”著称，但掌权之后骄纵非常，也并非贤明之人；司马乂倒是颇有才略，诛杀司马冏、大破司马颖、张方，但最终还是缺少谋算，被司马越钻了空子；司马颖倒是野心不小，也善于提升声望，但屡次的失败彰显其在大局上的不足；司马颙把心思用在了“投机”上，在与其他诸王交锋之中太没主见，也难当大任。
在罕见的“共治”局面之下，司马氏诸王缺少应对大局的才能，是共治局面无法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枢军事无法形成对地方的压制
再有一点不得忽略的问题是，在诸王到朝中掌权之时，大都“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控了京师内外兵力，但依旧无法对抗来自地方诸王的讨伐，这体现出的中枢军事无法压制地方，这是想要依靠自身在中枢掌权来改变动荡局面的司马氏诸王，无法改变的事实。
从八王之乱的整个过程来看，包括杨骏及贾南风掌权阶段，靠着掌控中枢权柄和京师“内外”军事力量，并无法对抗地方军事力量的讨伐。除了某些特例如司马乂对司马颖、张方的数次胜利之外，司马伦、司马冏等人在京师掌权后，面对诸王的联合讨伐，无法形成有力的抵抗。
一旦京师掌权的司马氏封王，便担心地方诸王夺权，因此开始排挤其他宗室，而这引发了地方诸王的联合讨伐。中枢掌权的封王，又无法借助京师内外军事，压制地方诸王的军事力量，这就造成了诸王之间制衡关系的破坏，而原本可以存在的“诸王共治”局面也就迅速的崩溃。
八王之乱后半段的“诸王共治”局面，算是西晋王朝扭转颓势的一次机会。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诸王之间共同讨伐篡权者有着很大关系，并且各方之间实力的均衡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是，诸王皆有着争夺西晋大权的野心，因此在李含等“搅局者”的参与下，善于投机的司马颙、司马颖等人，便不满足于其他人居于中枢掌权，而自身只得镇守外部的“诸王共治”局面。
而且，西晋皇权无法威慑地方，只有靠着自身势力缔结“盟友”的趋势，让西晋末期的诸王之间，无法形成紧密关系，一旦实力对比失衡，便会将原本短暂的“共治”局面打破。司马氏诸王又不想要与他人共同掌权，自身能力有无法应对乱局，也就导致改变局面的机会流失。加之在中枢掌权的封王，无法利用京师内外军事力量，压制地方诸王军事力量的联合，也就导致了制衡局面更易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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