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是个权谋智诈的时代，阴招迭出，成功者出奇制胜，乘势而上，失败者血本无归，雪上加霜，但是像韩国那样成功实施“疲秦计”，却为秦国建万事之功者，极为罕见。
自公元前770年秦襄公率秦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侯领国后，秦国历代君王，除“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外，在东扩的道路上，一茬接一茬，紧握接力棒，不断跑出新速度。
秦由西陲东扩，奄有丰岐，控制渭水，影响黄河西岸，尤其是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公元前453年，晋国发生内乱，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
由秦献公开始改革，至孝公以商鞅变法，国力大增。秦献公十九年，秦国出兵向韩、魏联军进攻，大败韩、魏联军于洛阴；秦惠文王更元六年，秦国攻取韩国鄢地，又二年，秦军打败三晋联军，俘虏韩将军申差，斩首八万；韩宣惠王十九年，秦军在岸门一带，打败韩军，韩国只得送太子仓入秦为质，向秦求和，韩国终于屈服于秦国；秦昭襄王四年以后，秦军攻取韩之武遂、武始、宛地、少曲、高平、野王等；秦庄襄王元年，秦军攻韩，建三川郡，又二年，秦军全部攻占韩上党郡；秦王政三年，蒙骜统领秦军攻取韩国十三城。
韩国已被秦国打得“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国家形势危如累卵，处于灭亡边缘。
以秦国东扩的执著劲儿，韩国迟早会被秦国吞并。为此，韩王安整日忧心忡忡，苦思冥想，打是打不过了，只能玩邪的了，但又想不出避秦、破秦，有效遏制秦国东扩的阴招。合纵倒是个好办法，也曾起过作用，然而，如今在秦国的强大威慑下，列国各揣心腹事，貌合神离，形不成抗秦合力，合纵已被肢解，即使重新合纵成功，六国联军也打不过秦军，再苦心琢磨它只是枉费心机，还可能招来秦国的报复，导致韩国速亡。韩王安调整思路后，眼界豁然开朗，想出了“疲秦计”。“疲秦计”，顾名思义，就是用智诈、奸计，分散秦国的精力，削弱秦国的实力，使秦国无暇东扩，最终无力东扩。
“疲秦计”是奸计，也是妙计，妙到表面上是为秦国好，愿者上钩进套，而包藏的祸心却很难被人察觉，最后受害者会被弄得很惨。那么，如何疲秦呢？韩王安认为，秦以农业为本，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就是鼓励农耕，农业搞上去了，富国强兵就有了可靠的保证。这也是秦王最关心的大事之一。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修筑大型灌溉工程，振兴水利事业，是发展农业的重要保证。方向明确了，思路清晰了，于是，韩王安开始物色“疲秦计”的主角。这个主角，不学无术光靠耍嘴皮子的说客，很难扮演成功，而倘若演砸了，后果很严重。经过苦心遴选，韩王安选中了韩国水利专家郑国。郑国果然不负韩王厚望，以其深厚的水利专业素养和娓娓道来、润物无声的说服艺术，使秦王很快采纳了他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议。
韩王安的“疲秦计”确实切中了秦国和秦王政的要害。秦国关中地区因降雨量少，多盐卤之地，凶年频频，需要建设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秦王政又是大手笔，喜欢搞大动作、上大项目、建大工程。所以，郑国的“疲秦”建议，与秦王政的心思，一拍即合。秦王爱才，对郑国很信任，命令郑国主持设计和施工。但在施工中，韩国的“疲秦”阴谋败露，秦王政大怒，欲杀之。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事之功。”意思是说，我确实是奸细，最初来秦的意图是“疲秦”，然而，建成水渠有利于秦国。虽然韩国会因此多活几年，但水渠将有力地促进秦国各项事业的长远发展，功在千秋。
一般君王处理此事，定会杀了郑国这个奸细，以儆效尤，看那些内奸外奸谁还敢蠢蠢欲动使坏心眼。但这是小道理，大道理是化敌为友，为我所用，振兴国家。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秦王政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权衡利弊后，认为郑国言之有理，于是仍然任用郑国主持工程建设，后来印证了秦王政之决定是正确的。
原来关中地区渭河流域雨量偏少，经常发生旱灾，许多盐卤地，不利于农作物生长。郑国渠的建成，彻底改变了关中农业的落后面貌。这条渠道西起陕西泾阳的谷口，向东傍北山南麓，至今三原县北会合浊水，循浊水、石川河道，经今富平、蒲城注入洛河。全长124公里，总灌溉面积为二百八十万亩，使灌区农田产量大幅度增长。
郑国渠沿用约1100年左右，直到唐代末期堙废。韩王安弄巧成拙，“疲秦计”非但没有疲秦，反而使关中地区盐卤之地变成了一片沃野，自此关中再无凶年，促进了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壮大了秦国的经济实力，“秦富十倍于天下”，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撑。秦王政十七年，内史腾攻韩，俘获韩王安，建立颍川郡，韩国灭亡；秦王政二十六年，六国皆亡，天下归秦。
韩王安的“疲秦计”，促进了秦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但韩国的“疲秦”阴谋败露后，却险些终止了秦国吸收并使用外来人才的传统，给秦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韩王安始料不及的。
自嫪毐事件败露后，秦王政就已显出对客卿的不信任，而郑国来秦的意图被他发觉后，更加重了他对客卿的憎恨。秦国的宗室大臣因为权力和利益的关系，也早已对在秦国的客卿不满，便进一步煽动说：“来自各诸侯国的客卿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为自己的国家而奔走，不如将所有的客卿统统赶走。”秦王政听从了这些意见，下了“逐客令”。闻此，包括李斯在内的从东方各国来秦的客卿皆惶恐不安，李斯为了保住自己在秦国的地位，赶紧写《谏逐客书》，上书秦王政。
在书中，李斯首先历数秦国用外来人才，如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商鞅、张仪、范睢等，而使秦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纵横捭阖、雄霸四方的事实，由此得出结论：“客何负于秦哉！”如果秦以外之人皆不用，结果就会“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逐客“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李斯反复说明，欲无敌于天下，必万民辐集：“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海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总之，要成王称霸，必须胸怀若谷，开放兼容，广土众多，如果不能容纳人，反而把人往外推，无异于“借寇兵而赍盗粮”，帮敌人的忙。
最后，李斯写到：“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如果把这些客人驱逐出去，国家尚不危殆，是不可能的。李斯虽是无节的政客，但才华横溢，是个文章大家，这篇《谏逐客书》写得出奇的好，文采斐然，说理透彻，打动人心。
秦王政看见《谏逐客书》后，立即改变主张，撤销了逐客令。李斯不仅因此官复原职，而且以后更为秦王政所倚重。秦王政原本就是个爱才、惜才、用才的君主，对待一切服务于秦国的能人（大罪者除外），包括一些有过错或地位低的能人，他都能够包容和尊重。比如：对待统兵伐楚大败而归的李信将军，对待宾客、军事家尉缭子，对待韩国奸细、水利专家郑国，对待出身微贱的姚贾和用尖刻语言斥责秦王政的焦茅，甚至在那个蔑视商人的时代，他对待大商人也很尊重。乌氏倮以畜牧发家，搞贩运牲畜贸易，“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清”；巴蜀寡妇清，世代以丹穴为业，家亦巨富，“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经过一番周折，秦国仍旧保持着吸收并大胆使用外来客卿的传统，外来客卿也在秦国统一天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鲁迅先生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一些史家认为，韩昭侯在位时，用申不害为相，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但韩非以为申不害变法与秦国的变法不同，在韩国并没有取得成功，其失在于法不严密，“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韩国君臣过分热衷于权谋智诈，费尽心思做了许多避祸谋人的算计，如出让上党、肥周退秦、兵家疲秦、水工疲秦，可往往损人不利己或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著名战国史研究专家杨宽指出：“纵横家的缺点是他们重视依靠外力，不是像法家那样从事改革政治、经济和谋求富国强兵入手，还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把它看作国家强盛的主要关键。”建设强盛国家，需要治国理政的真本事。如果一个国家首脑或统治集团，整天琢磨着“疲”谁、制裁谁，靠捣鬼的伎俩遏制谁崛起，那么，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出息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