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君臣之间的关系向来是诸般关系中最复杂也最难处理的一种，而开国之君和功臣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所以，历观二十四朝史，除些许仁心仁术的明君圣主会君臣相守，共享富贵外；绝大多数的开国之君往往会选择另一种全无隐患且操作简洁的手段——诛戮功臣，以此来保障社稷江山的万世一系。而若要追本溯源的话，史上最先开始大规模屠杀功臣的，就是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但与后世其他统治者冤杀功臣不同的是，在被刘邦所斩杀的功臣之中，身为“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究其实质而言，死的并不冤枉。
一：错综复杂的局势，被各方势力联合绞杀的韩信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韩信之死，貌似是死于其有心造反而又恰好被仆人举报。但若对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因素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韩信之死罪不在其本身，毕竟对韩信“多有怨望，怀不测之心”的事实，刘邦早已洞悉于心。故此，欲“联结陈豨、图谋叛变”的罪名根本就是“莫须有”的栽赃陷害。但如果非要概括韩信之死的话，大抵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1、主观因素：在刘邦“驱虎吞狼、强干弱枝”的策略之下，大汉朝创业之初的七大异姓诸侯王已经死伤殆尽，而作为“故旧七王”中硕果仅存的韩信，在此背景之下自然是寝食不宁、坐卧难安。于是，本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搏”的心理，逼上梁山的韩信踏出了“联结陈豨，欲为非常之谋”的一步。
2、外部因素：所谓“世殊事异，事异则备变”深知创业维艰的刘邦，为了确保汉室江山的安定稳固，积极主动的对身处编制之外的——臣子兼盟友——的异姓诸侯王，举起了屠刀。所谓“卧榻之侧，岂容猛虎酣睡？”而被视为“七王”之中，实力最强悍，威胁最大的韩信，理所当然的成了刘邦的“眼中钉肉中刺”，换言之，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的刘邦而言，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让韩信安然存活，进而将大汉江山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的！
二：刘邦的恐惧——韩信谈笑间，破赵亡魏灭齐，建盖世功勋
在所谓的“汉初三杰”中，韩信是当之无愧的大汉王朝的主要奠基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兵出三秦，指日而下”他刚一出场就将三军主帅、集团核心的刘邦的光芒衬的黯淡无光。以至于在建国数年之后，已经贵为大将军的舞阳侯樊哙在见到落魄无已的韩信时，依然不由自主跪拜叩首，说出“大王乃肯临臣”的话来。
而在之后开辟第二战场，“破赵亡魏灭齐”的战役中，韩信独断专行却又连战皆捷的辉煌战绩使他逐渐成为汉军的灵魂人物，这种“势之必然”的转变，即便是刘邦屡次三番的强夺其军，依然难以消弭。因为刘邦惊恐的发现，无论是怎样的乌合之众，一旦到了韩信手中，不过数月，竟然就成了百战雄狮、锐不可当。再加上素来“知人善任，洞晓人性”的刘邦清晰的感受到，威权日重之后的韩信开始有意识的“市恩于人——为张耳求封赵王”；“笼络人才——尊奉广武君李左车”。种种迹象表明，韩信并不甘心只做的区区三军统帅。
终于，在公元前203年，韩信攻下齐地，随即，不顾刘邦正坐困荥阳、亟需救援的客观现实，以“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为由，要求刘邦封其为“假王”。至此，见信而暴怒的刘邦终于印证了自己对韩信的猜测——有自立为王的野心。但终究是“形势比人强”，善于审度局势的刘邦只能一边恨得咬牙切齿，一边却强颜欢笑的命张良为使者，亲自前往册封韩信。
三：君臣斗法，不对等的战略位置使刘邦不得不暂时屈服
对于刘邦这种“既防备自己却又不得不倚任自己”的矛盾心理，韩信自然是心知肚明的。而这也正是他为何敢在天下尚且纷争不绝、刘邦困守荥阳随时都有城破身亡的危险的时候，依然敢要求刘邦册封“代齐王”的原因。当然，在“重实利远甚于虚名”的韩信看来，“求封”不过是免人讥议的上策罢了。一旦刘邦不允也绝对挡不住他自立为王的脚步。
至此，以臣而王的韩信有了与刘邦、项羽分庭抗礼、鼎足而立的资本。原本“合围项羽、困而杀之”的战略规划也随之搁浅。楚汉相争陷入胶着。当此之际，无论是项羽的手下还是自己的心腹都开始游说韩信，正式脱离刘邦，划地自立。但因为帐下甲士大都是刘邦的嫡系，身边大将又多是刘邦的心腹故人。虽有“割地自立，分裂天下”之心，却无“鼎足三分”之力的韩信只能打着“汉王有大恩于我，吾不忍负”的幌子，眼睁睁的错失良机。
但韩信的这番做作不但没能替自己洗清嫌疑，反而更加坚定了刘邦清洗自己的决心。所谓“君子坦荡荡”倘若韩信果真是“坚贞不屈、忠勇果敢”之人，又怎么会做出这种“市恩挟君”的行为？而如今在面对说客唆使之际，又是百般遮掩、千般回护。若非心中有鬼又是什么呢？
其实，在智计超群的张良和目光如炬的刘邦眼中，韩信早已流露出脱离汉氏阵营，而逐渐成为当时天下最大的变数。所以，在韩信求封之际，刘邦虽然愠怒非常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故作慷慨的封其为齐王；而在垓下决战之时，面对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以消极怠工相要挟的时候，刘邦也只能再次含怒让步，划分疆界邀其襄助。换言之，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之下，刘邦和韩信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君臣而盟友。而这种由形势到实质的转变也进一步坚定了刘邦打压韩信、甚至铲除韩信的决心。
四：狡兔死，走狗烹，天下英雄已死，留你韩信何用？
基于这种“臣将不臣、攘夺其君”的危机感，公元前202年，在逼死项羽的当天。来不及庆功的刘邦就马不停蹄的驰入韩信军营，收回了韩信的帅印、剥夺了韩信的军权，并顺势将韩信迁离天下形胜的三齐之地，改封到平原万里、无险可守的楚地。这种大功告成竟无欢喜、顷刻呼吸都不愿再等的做法，足见刘邦对韩信的忌讳之深。
而在汉室建鼎之后，刘邦又以韩信窝藏项氏旧臣钟离昧为由，以“巡狩云梦”的借口趁韩信朝拜之际将其擒获。话说“王者之师，堂堂正正”但在刘邦擒韩信一事中， 堂堂天子弄虚饰伪剥下脸面的举动则再次说明韩信在刘邦心头的阴影之重。
但不论刘邦有多想诛杀韩信，他也终究不敢肆意行之，毕竟窝藏项氏降臣之罪虽重，可与韩信所建的盖世功勋相比，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此外，倘若刚一建国就诛戮功臣，很可能会引起功臣集团的恐慌并因此而激出非常的变化。有得不偿失的嫌疑。当然，这中间或许还有刘邦尚且顾惜旧情，希望能和韩信君臣相守直至终老的意思。
所以，在经过利弊得失的仔细权衡后，刘邦只是将韩信贬为淮阴侯，但并不让他回归封地。而是以“愿与君长相守”为由在长安城内为韩信修建府邸以为长居之所。而这种惺惺作态的关怀不过是“变相的软禁”罢了。倘若韩信能够就此蛰伏，甘心情愿的为刘邦所驱策，想来要“苟全性命”还是可以的，毕竟此时此刻，刘邦虽有杀心却也还未下定决心。
五：龙争虎斗，没了爪牙的无双国士终究不是赤帝之子的对手
在经过长期屈抑后而好不容易得以一展雄才的韩信，因为窝藏项氏旧臣的事情而被刘邦雪藏，但已然尝过血腥的豺狼虎豹又岂能甘心情愿的再次吃素？
于是，盘桓在天子脚下的韩信变得抑郁寡欢，郁积难遣的他一面肆无忌惮的表达自己的怨望之情，一面却又闭门谢客，显得异常低调。但无论如何，对于卧榻之侧的猛虎，刘邦始终不曾掉以轻心。于是有关韩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的话终究还是传到了刘邦的耳中，再加上在和刘邦论道时，韩信说的“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臣多多而益善耳。”的浮言浪语。韩信的存在成了疾病缠身、行将就木的刘邦的肉中之刺。必欲除之乃能心安，但或许是良心未泯，抑或是顾忌犹在，刘邦始终未曾对韩信下手。
公元前196年，代相陈豨造反。抱病平叛的刘邦原想韩信随同前往，奈何与陈豨早有约定的韩信不但托病不往，甚且派人与陈豨私下协约“里应外合，直捣黄龙”。随即与家臣谋划“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当此之时，若不是由于家臣叛变，出首举报，以韩信之才，江山易主怕也未必不可能。
而在吕后诱诛韩信，夷其三族之后。凯旋归来的刘邦不但未有所苛责，甚至还表现出“且喜且怜之”的神情。由此，也就可以推测，刘邦早有杀韩信之心，但或许是顾念旧情，也曾想过要相互保全，不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以刘邦“为天下者不顾其家”的秉性，韩信之死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