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蜀联盟在三国史中一直是重头戏，它蕴藏着两大集团的政治家们纵横捭阖、相互博弈的智慧，是中国古代拥有主权的政治体为寻求自身生存而展开外交活动的经典模版。随着蜀汉诸葛亮主政，东吴孙权称帝，双方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缓和再回暖的破冰时期。
有意思的是，双方是经过了长达七八年的观望、试探才最终达成共识，但即使确定要联合抗魏，双方的暗箱操作仍层出不穷，尤其孙权，伤感情的事情没少干。在当时，信义是主流社会舆论赞扬和倡导的价值取向，在吴蜀使节的官职中也常有反映，但为何实践中却仅剩下表面的形式？
三国吴蜀联盟
在同盟中，东吴的步调为何总是显得那么不合拍？本文从吴蜀结盟前后的三个节点，从政治上探讨一下吴国在对外上的隐藏的那些小操作，正是关乎政权名分和意识形态的分歧，造就了吴蜀这对伙伴貌合神离的合作方式。
夷陵之战后，孙吴方面，在224年、225年连续抵住了曹魏的军事行动，蜀汉则腾出手来应付南中的骚乱，从疲敝的内忧外患中缓过劲来。双方从互相敌视中重新审视，往来的使节开始增多起来。
孙吴夷陵之战后的兵力部署方向
比较有名的使节如邓芝、陈震，还有孙吴方面的张温。不过，张温使蜀的表现却成为了他最终的罪责。他本在江东享有盛名，深受顾雍、张昭等人的敬重，被拜为选曹尚书，掌选举，又加太子太傅，但不幸的是摊上了一个苦差事。
张温使蜀归来后不久，他和其家族都被废黜，被罗列了五六条揣测臆断之罪，也不问真凭实据，“斥还本郡，以给厮吏”，此案在江东内部讳莫如深。神奇的是，蜀汉丞相诸葛亮得知此事，对这位他乡的客人分外关心。裴注引《会稽典录》中载：
亮初闻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
诸葛亮思之数日，主要是担心联盟出现了什么问题，但其看人，终究是站在君子的角度看待。究其被废原因，是因为张温在给蜀主刘禅的表章中这样称赞：“昔高宗以谅暗昌殷祚于再兴，成王以幼冲隆周德于太平，功冒溥天，声贯罔极。”把他比作成王，又有诸葛亮这样的周公之才辅佐，必能光大汉德。称美异国，在本国是一大忌。
张温，字惠恕，江东名士
张温一案，反映出吴蜀复杂微妙的关系。江东个别臣僚仍然有意无意地还对汉室有认同，就像陆氏家族中的名士陆绩，临死仍然把自己称作“有汉志士”那样。但这个汉字在孙权那里，是个特别厌恶的字眼，蜀汉以天子礼仪接待张温，而张温上表称颂，置孙权本人于何地？
孙权这一辈子，不断周旋于各方势力，与曹操本为姻亲，却骂其为汉贼而决裂，又从接受曹操封爵到再次背曹，他不能接受接受魏爵又为汉臣，再矮一截。所以孙权以“扇扬异国，为之谈论”为由废黜张温，我们看到，东吴在日常的双边来往时，更喜欢把“西朝”叫做蜀，甚至当着对方使节张奉的面刻意强调蜀的国号，其实是刻意淡化蜀汉的正统性。
在229年孙权称帝这个时间点上，两国终于订立了盟约，汉的字眼还是无可奈何地被加上去了，在正式场合孙权绕不开。盟约有这么几句：
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列境，宜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
……
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
此盟约孙权有两个方面曲意解释，体现了吴蜀之盟从一开始就言不由衷。体现在：
一、盟约连两国国君都不曾提及，却对一国丞相大力颂扬，这在历史上极其罕见。在诸葛亮北伐时的檄文中，尚且提到：“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犄角其后。”而孙权这篇盟约，极力突出诸葛亮”威德远著“的个人光芒，盖过了其主汉帝刘禅，君主俨然有被架空之势，矛盾渐渐凸显；另一方面，淡化以”汉“为国号的政权，使得自己的帝号得到承认，这是孙权想要“东西士民咸共闻知”的事情。
二、中分天下，中分天命。两国结盟后，就未来的美好前景，对现有的天下十三州作了分割，可谓好一张大饼。按照孙权的分法，原魏诸州中，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而对于司隶和雍州，孙权留了一点小心思。
吴蜀平分天下沙盘，函双方以函谷关为界平分京畿
雍州始设于194年，此后曹操的司隶校尉部，只是原来两汉时函谷关以东的部分。现在孙权按两汉时期的版图分割，不仅中分天下，而且要中分京畿。这样一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就只能是还于西京长安了。真有朝一日据有了长安，还要再和孙吴打一场，夺回故都洛阳。
这篇盟约出自江东名士胡综手笔。其间表述曲意甚多、自相矛盾，居然也能做到信誓旦旦、慷慨激昂。盟约的深层意思，是为了并尊二帝，只不过字面没有明说。孙权总算是从汉室天命中分出了一半，由他继承了。不过，他的心病却一直存在。嘉禾元年时，群臣奏请孙权“宜修郊祀，以承天意”。孙权回答：”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
皇帝登基后行郊祀之礼，以受恩皇天后土，数百年间已成为常例。而孙权的一生，也只是在去世前一年郊祀一次，在他的观念里，有朝一日进了长安、洛阳，那才是郊祀之所。何以自己的煌煌天子之都建业就差点意思？这显示出他对天命是否真已绝汉多少有些不自信。所以他的一生中便有了这么多虚荣心膨胀的举动，大帝在乎的是那一点政治名分啊。
盟约订立后，吴蜀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稳定期。很多年后，继任的蒋琬曾在上疏中对这些年的联盟抗魏行动做一评估时，只能说“吴期二三，连克不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吴蜀两国确实存在着时间配合上的问题。蒋琬强调“须吴举动，东西犄角”的必要条件，希望能同期出兵。
但是纵观诸葛亮几次北伐，出兵时间大多在一二月，孙吴方面出兵时间大多在四五月，甚至更晚。每当潮水上涨，东吴水军借着水势出航，这时在秦陇作战的诸葛丞相就会为积水的栈道、瘫痪的交通发愁。
在雨中神伤的诸葛丞相
当然，无论现实条件如何，决定孙权行动的依然是他在对外上逐利而动的心态。公元234年那次北伐，孙权也同样三路出兵，但当他浅尝辄止后就全线退兵时，诸葛亮仍然在五丈原和魏军对峙。在诸葛亮死后，孙权曾在短时期有向吴蜀边境的增兵，他在协同作战时也从不会动用他的荆州军。
孙权在历史上由于蛇鼠两端，猥琐发育一直备受诟病和嘲笑，但他有两个方面值得人留意。首先，他的外交方针可以很灵活，可以及时站队，可以在曹丕面前装孙子。既从打心眼里回避汉的名号，自然不会拖着江东士民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而拼老本。
孙权塑像
但蜀汉这边，外交关系就相对简单，也没什么弹性。抗魏成了支撑一个国家主流政治信念的国策。刘备要称帝时，费诗这些人就出来批评，抗魏不积极，称帝都名不正言不顺，蜀汉后期，北伐仅剩下有限的象征，隐匿人口、逃避徭役、士卒逃亡等现象便层出不穷，因为主流抗魏复汉的意识形态弱化了，蜀汉的政治根基已经动摇。所以蜀汉抗魏最积极，也最先灭亡。
其次，孙吴沿袭了西汉以来的传统，习惯以居高临下的方式来处理结盟问题。在韦昭所作的孙吴建国历程的颂歌十二曲中，有《章洪德》这样唱道：
章洪德，迈威神。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
虽然地处一隅，也要树立一种态度，偏安只是临时的状态，最终要达成的心愿是“郊祀当于中土”。不仅把对外的政策运用到怀远邻、扶南臣上，还用到对“西朝”的关系上，仍然习惯于以正统为中心，呈放射状传播其威德，享受被他国承认的待遇，以凸显那时的国际地位，这正是孙吴为什么不承认汉帝，又迫切找存在感想得到蜀汉承认其合法性的原因。
吴蜀联盟成为了古代外交史上一套特殊的模板，它们是完全的政治实体，存在着正统之争，却又不得不搭伙度日。虽然国力有限，却在对方方针上分外有底气，吴臣薛综面对蜀汉来使说，“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蜀汉秦宓出使东吴，也说“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这种奇异的王朝气质，有别于春秋诸侯，也超过了后来数百年的南朝国家，正由于这种面子工程，导致吴蜀双方谁都不肯在名分上矮对方一截，造成了这种明里亲热，却又各怀肚肠的关系。
一段兴亡，从江渚渔樵那里笑谈千年。少时看三国演义，总是会对吴蜀之盟有很多的期待，或许弱小的两方明白现在的处境，更应该知道互为援手的重要，可惜现实是残酷的，它们最终也没能逃过唇亡齿寒的结局。后人多诟病孙权，因为他在吴蜀关系中没少制造摩擦，其实孙权亦有他可称道之处。
孙权以东南一隅傲立于世，折冲樽俎间彰显智慧。国家间轻启战端，往往做出决定容易，但是要押上国运，还要赌上江南上百万人的命运。孙吴存世的几十年间，把更多的力量都用在了经营和开发江南上，而不使人民背上沉重的负担，将领们也不用背负沉重的使命感。虽然后人常鄙夷于所谓东吴鼠辈，但如果站在一个白发渔樵的角度看，生活在东吴可能会更多感受到宝贵的安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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