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专栏作家南门太守
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8月，丞相武乡侯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按古人习惯的虚岁算，诸葛亮终年54岁。后世传说诸葛亮生于4月14日，卒于8月28日，但史书没有明确记载。
后主刘禅在成都素服发哀3天，派左中郎将杜琼为特使前往汉中宣读策命。这篇策命相当于给诸葛亮的悼词，大意是：您是文武全才，既聪明又睿智，一生忠诚，接受先帝的遗诏辅佐寡人，致力于复兴汉室，平息战乱。您统率大军，连年征战，神威显赫，压倒八方，为蜀汉建立了卓越的功劳，一生的建树可以和伊尹、周公相比。人生为何如此不幸？在统一大业即将完成之际，您患病身亡，让寡人无限悲伤，肝胆欲裂！
后主在策命中追赠诸葛亮忠武侯的谥号，之前诸葛亮的爵位是武乡侯，自此后世遵诸葛亮为武侯。诸葛亮病逝的消息刚传入成都时，一些在他手下任过职的官员想立即前往汉中奔丧，但这既不符合诸葛亮的遗愿，又影响到蜀汉的正常秩序，后主发现后，立即下诏禁止。但也有跑得快的，《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老师谯周在诸葛亮手下担任过劝学从事，他听到消息没做停顿直接就走了，等到诏书发出他已走了很远，结果只有他到了汉中。
举国一片哀痛之中也传出了一些杂音，之前一再因言惹祸的李邈又出奇谈怪论，他上疏以吕禄、霍禹影射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有篡权野心，诸葛亮死了应“大小为庆”。吕禄是吕后的侄子，诸吕擅权时他打算叛乱，但怯于灌婴、周勃等大臣而未敢，后来周勃让人游说吕禄交出兵权，吕禄被说服，把兵权交出，但诸吕仍然计划入宫作乱，周勃等人平叛，吕禄也被捕斩。霍禹是西汉重臣霍光之子，由于其父的巨大影响，他和众兄弟、诸侄都在朝中为显官，亲党连体，根基很深，后被削去兵权，兄弟亲党逐渐调任外官，日见削黜，最后阴谋反叛，被发觉后腰斩。
李邈的话让人吃惊，但他其实只是一个书呆子，未必有什么政治动机，之前他在汉中，因为讽刺诸葛亮杀马谡而被赶回成都，心里可能一直有气，所以用这些话发发牢骚。但李邈没有认真想过，之前他一再出言不逊，最后都化险为夷，都是因为诸葛亮对他的宽容和保护，如今诸葛亮不在了，谁还保护他？果然，后主刘禅听了李邈的话大怒，下令予以诛杀。
在汉中，杨仪、费祎、姜维等人按照诸葛亮的遗愿，将诸葛亮安葬在汉水旁边的定军山下。古人讲究叶落归根，但诸葛亮的故乡瑯琊国一直在曹魏控制下，归葬故乡的愿望无法实现。除此之外，他还可以选择葬于成都，但相比于成都，诸葛亮对汉中这个他生活了8年的地方怀有更深厚的感情，加之归葬成都路途遥远，费事费力，按照这种推测，他选择在汉中安息是情理之中的事。除了故乡，除了汉中，诸葛亮还对一个地方有特殊感情，那就是隆中，自27年前离开那里，诸葛亮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隆中在汉水中游，定军山在汉水上游，选择在定军山安葬，恐怕也有这样的考虑。
应该说，在后主刘禅主持下，诸葛亮的后事办得较为顺利和圆满，不过，其间也并非没有波澜，除了李邈事件，还有一件事引起过争论，那就是给不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襄阳记》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这里说的是，诸葛亮归葬定军山不久，蜀汉各地民间祭祀活动便开始了，各地纷纷向朝廷请求为诸葛亮立庙祭祀，但后主刘禅没有答应。
针对此事，很多人产生了猜测，认为刘禅对诸葛亮是有看法的，诸葛亮生前以辅政为名“大权独揽”，刘禅“敢怒不敢言”，现在诸葛亮死了，刘禅正好发泄心中的不满。还有人结合刘禅废除丞相制度，以及杜撰出来的所谓对诸葛亮“抄家”等，进一步得出“刘禅与诸葛亮其实有着很深矛盾”的结论。这些都是对历史的误读，诸葛亮死后，刘禅对诸葛亮的态度并没有发生过改变，更没有所谓“清算”。刘禅没有立即为诸葛亮立庙，是有原因的。
庙，始见于西周金文，《释名·释宫室》：“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也就是说，庙的本义与现在说的寺庙不同，最早指的是供祀祖宗的地方。先秦至秦汉，提到“庙”一般指的是东庙、神庙、宗庙、太庙，是帝王祭祀已故祖先的地方，并且也是朝聘、册命、出军、献俘等政治活动举办的场所。曹操的故友、大学者蔡邕在《独断》中解释：“ 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庙，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像朝，后制寝以像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像生之具。总谓之宫。”
也就是说，“庙”在当时是“人君之居”，是帝王奉祀祖先的地方，蜀汉建国后也立有宗庙，具体位置就在先主刘备的陵寝旁，即后世所说的“昭烈庙”，也就是现在成都的武侯祠。按照当时礼制，大臣无论功勋多高、地位多显赫，只能在帝王宗庙里享受“配祭”，不能单独立庙，无论之前的萧何、张良、霍光，还是汉末三国的荀彧、郭嘉、周瑜、陆逊，他们都没有单独立过庙，这就是“礼秩”问题，刘禅没并非只针对诸葛亮。
既然不符合制度，那么刘禅后来为什么又同意为诸葛亮立庙呢？这是因为，诸葛亮在蜀汉百姓中享有崇高威望，普通百姓要去太庙祭祀诸葛亮不太现实，“百姓遂园时节私祭于陌道”，这种民间祭祀活动越来越多，蜀汉步兵校尉习隆、尚书郎向充便上表后主，再次请为诸葛亮立庙祭祀。蜀汉景耀六年（263年），后主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这就是今天陕西省汉中市勉县的武侯祠，也是全国最早的官立武侯祠。
习隆、向充所上的《请于沔阳立诸葛亮庙表》写道：“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兴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渍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遇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更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
这里提到了为诸葛亮立庙的理由，主要是百姓对诸葛亮的无比爱戴，此时距离诸葛亮去世已近30年，但诸葛亮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减反增，这是促使后主刘禅打破常规为诸葛亮立庙的原因之一。同时，此时蜀汉已处在灭国的前夜，面对曹魏这个强敌，蜀汉上下都感到了恐慌，战胜敌人的信心严重不足，人们更加怀念诸葛亮在世时五伐中原的气势，而刘禅也想借用诸葛亮的声威为蜀汉官民“打气”，这是破格为诸葛亮立庙的现实因素。
至于《请于沔阳立诸葛亮庙表》所说“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历来有不同看法，因为从史料记载来看，查不到这方面的例证，这里可能把“庙”与“祠”搞混了。汉末有“淫祠”之风，也就是这种因“小善小德”就能随意立一个场所，曹操担任济南国相时，济南国有这种“淫祠”多达数百所，“淫”在这里是泛滥的意思。但说到立庙，显然不是有钱或者“小善小德”就能立的。仅就史书上有限的记载看，汉桓帝时曾下诏在老子的家乡为他立过庙，但那是古代先哲，并非当朝大臣。所以，刘禅最终为诸葛亮立庙完全是破格之举，并非“迟来的礼遇”，而是出于对诸葛亮的怀念与爱戴，并有着一定现实方面的考虑，对此举不应有任何负面解读，更不能用阴谋论的视角去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刘禅为本朝已故大臣破格立庙一事在封建时代一般被视不遵礼法的行为，受到了很多批评，如《宋书·礼志四》载，南北朝刘宋时期思想家何承天就这样评论：“《周礼》‘凡用功者祭于大烝’，故后代遵之，以元勋配飨。充等曾不是式，禅又从之，并非礼也。”何承天不仅批评了上疏为诸葛亮立庙的向充等人，还直接批评了刘禅，理由是他们打破了历代以来所遵循的不能为本朝臣子立庙的制度。
参考文献：《三国志》《襄阳记》《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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