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丕在权力位置上的长期表现看，他私欲较多又心性褊狭，与臣属在利益及其感情纠葛上过分计较而不能释怀，缺乏优秀帝王应有的胸怀气度；然而曹丕又是一位读书不少、深通文史典籍的政治领袖，传统文化中积淀的政治智慧与古圣贤的教诲不时在开拓他的思想胸襟，历史上许多成功的治国经验也使他从中得到了不少教益，他希望在自己的文士交往圈中展现自我，这些因素又使他在个人感情不甚强烈的事情上往往能够打破自己政治格局的限制，做出一些有利事业发展或者值得称道的行为。《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及其引注与《资治通鉴﹒魏纪一》中记述了曹丕两件军国事务，展现了他待人处事宽厚的一面。
一件是对待名士杨彪。杨彪是曹操迁都许县前就一直活跃在朝廷中的重臣，当时担任司空，位在三公，不久受到曹操的诬陷和惩处，亏得孔融出面解救才没有丢掉性命，219年曹操又因故杀掉了杨彪的儿子杨修。当时杨彪已看到汉朝将被曹魏取代的趋势，他觉得自家累世为汉朝三公，耻于成为魏臣，于是借口自己脚部痉挛，难以行走，十多年来从不上朝。曹丕做了皇帝后，想让杨彪担任魏国太尉，于是派亲信近臣前往宣旨。杨彪因文史成就突出而为汉末名臣，曹丕应该是内心敬佩的，他要在新朝任用杨彪，也是希望借其大名为魏国朝廷装点门面吧。但杨彪仍然坚守着十多年前的固有理念，他推辞说：“我曾经做过汉朝三公，遇到社会动荡，没有建尺寸之功；如果再做魏臣，对国家的人才选用也不是光彩事情。”他是以客气的方式予以拒绝，曹丕大概也明白杨彪的真正心思，也就没有违背他的心志。
然而，曹丕是一位文化人，他对当世名士杨彪有着打消不掉的内心敬佩。221年十月初，朝中公卿们早晨上朝，曹丕特意安排杨彪前来，以宾客的礼节对待他；当时赐给他延年杖，倚靠身体的小桌几，允许他穿布制的单衣、戴平常朝会用的皮弁冠上朝，还特意发诏书说：“先王创制了赐予几杖的礼节，是专门礼敬褒崇那些高寿元老宾客的。过去孔光、卓茂都因德高年老而受过这样的礼赐。杨公为原汉朝的宰辅重臣，从他祖父起就名节著称，他年过七十，行为不越规范，真正称得上老成之人，应该给予特殊对待以褒奖已往的德行。”
大概杨彪感到了曹丕对待自己的一片诚意，自此对朝廷活动有了适当的配合吧，到了223年时，曹丕任命杨彪为光禄大夫，这是为朝廷提供咨询顾问的职位，没有定员和具体职任，属二千石的三品官员；朝见时班位仅次于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进宫可以门前行马，并设置吏员和士卒。杨彪上表辞让，曹丕这次没有同意，他借用官职给了杨彪优厚的待遇，同时显示了特殊的尊崇。曹丕所敬仰的汉文帝当年就给吴王刘濞送去几杖以示尊崇，孔光和卓茂均是两汉之际德高望重的宰辅之臣，在晚年各自受到朝廷的优厚对待，卓茂曾得到过光武帝的几杖之赐。曹丕学习历史上对待老臣的方式，对他父亲曹操视为政治对手的杨彪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并没有计较其子杨修在夺嫡之争中对曹植的支持扶植，而是不断释放出朝廷的真诚和善意，终于使其感化受任。杨彪对自己的任命应是默认许可的，这位惧势受屈十多年的名士在曹丕称帝后应该是恢复了应有的自尊和舒坦，他225年在84岁时寿终。
另一件是优待降将黄权。222年八月蜀国夷陵兵败后，在长江北岸督军的镇北将军黄权因为返回蜀地的道路被吴军切断，他无处立足，于是率部下向曹魏归降。当时黄权与兼任蜀国南郡太守的史郃率残部318人在魏国荆州刺史部交出了他们的印绶和各种军用器具及物资，然后来到了曹丕在许昌的行营所在处，曹丕置酒设乐，宴请后一同来至承光殿叙谈，蜀国将官各自陈述他们在战役中的经历，曹丕为他们评说各人军事活动的正误得失和胜败原因，大家都非常喜悦。曹丕又赐给黄权金帛、车马、衣裘、帷帐和妻妾，所有将领按级别差等都有不同的赐赏，黄权还被拜为侍中镇南将军，封为列侯，当天就配给车马骖乘，史郃等42人被封为列侯，另有百余人被任为将军郎官。曹丕把黄权的归顺视作弃暗投明的行为，比作离楚归汉的陈平与韩信，尽管黄权予以否认，但他仍然让黄权与自己同坐一车，以示恩宠；后来误听黄权蜀中家眷被杀，又特意发诏让黄权发丧，显示出了他大国帝王应有的胸怀。
曹丕应该是受到古人以德服远思想观念的影响，对偏远之地未曾归顺的汉朝臣民抱有理想化的目标设定，他一开始对吴蜀两处割据政权坚持非战的方式，试图用和平手段达到统一，就是出于这种考虑。220年七月为魏王时，他接受了上庸蜀将孟达的投降归顺，立即将其晋升重用，并给予了高规格的对待。不能排斥他对孟达、黄权两人在个人心性上的契合和欣赏，但从根本上讲，他是想用优待降者的手段瓦解鼎立着的对手，吸引归附之民，造成境外百姓“襁负其子而至”的局面。是传统文化关于王道治国的理念开拓了他的胸襟，他将这些理念落实在行动上，就成了对蜀中降将的超常关切。曹丕对蜀国臣民采用的吸引瓦解方式并没有很快收到更大效果，但却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忠诚信奉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胸襟。
应该说，曹丕对传统文化是真有兴趣、真的信奉，他作太子时就喜欢与文人名士们高谈阔论，还会将传统理念中涉及到的问题作出深入探讨。有一次在一百多人的宾客宴会上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议题让大家各抒己见，问题是：“君主和父亲同时病重，而手头只有一丸药，可以救活一人，那这个时候该救君主呢，还是该救父亲？”传统社会强调忠孝治国，认为忠孝一体，曹丕所提简单问题的实质在于：当忠与孝二者发生冲突时，究竟应该以何为重？正像现代社会人们所设“母妻溺水先救谁”的刁钻问题一样，其实是从根本上考验回答者所持有的伦理价值。针对曹丕所提问题，在场的众人议论纷纷，有的人说该救父亲，有的人说该救君主。作过曹丕属官的邴原其时在场，他是一位颇有学识的人物，在大家发表议论时却并未参与。曹丕前去咨询，邴原突然发声说：“应该救父亲！”
也许是传统文化中的“孝”比“忠”从历史起源和伦理前提上更为根本，也许是当时社会的执政人曹操并不是天下的最高君主，反而是问题设定人曹丕的父亲，在邴原看来，曹丕本人的“救父”结论才是最没有风险的答案。曹丕得到邴原的回答后他什么也没有追问，应该是给予了认可。当然，一个问题可以有更多的追问、相异的答案和各自的解释，无论何种情况，这里都表明了曹丕及其宾客对传统文化拥有的兴致。曹丕有他自己的文化交往圈，他是希望能把自己对文化的不凡学识和行为遵循展现出来，这对一个帝王政治格局的拓展无疑会发挥积极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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