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鹪鹩谈三国|为什么说刘备称王是一场政治大戏

刘备称王算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无论在正史《三国志》还是小说《三国演义》中,都有详细的描述,鹪鹩君在这里不多赘言。

关于刘备称王的动机,许多史家都将其简单地外化为刘备要在名位上和魏王曹操“分庭抗礼”。其实这只是动机中的一小部分。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刘备晋位汉中王剧照。

刘备在此时称王不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其中暗藏着刘备高超的政治智慧,以及刘备集团与曹魏、孙吴争夺天下的整体规划和通盘考虑,无异于一场波诡云谲的政治大戏。

称王的动机——不断扩张的体量倒逼“草台班子”正规化

赤壁之战前的刘备集团严格意义上是个草台班子。刘备作为集团的“首脑”,虽然号称是“中山靖王之子,汉景帝阁下玄孙”,但是世系久远,无可稽考,实则出身于“织席贩履”的布衣之家。关羽、张飞、赵云等集团骨干也多出身市井寒门,刘备本人也没有可以依仗的名爵,只能靠“情感”、“信义”、“仁义”等方式凝聚部属,维持集团内部的团结。这种“草台班子”模式在人少力微的初创时期尚可维持,一旦势力扩张,随着人口、土地等统治对象膨胀,集团内部原有的统属结构也必须随之改变。

《三国志》记载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构成了刘备集团最初的班底。

在赤壁之战后,刘备集团控制着荆州的南郡长江以南部分和长沙、桂阳、零陵、武陵四郡,相当于半个荆州的地盘,鉴于东汉末年一共也只有十四个州,荆州还是面积仅次于益州的第二大州,刘备当时的势力已经不可小觑了。

而刘备当时的由中央朝廷正式加封的名号是“左将军”和“宜城亭侯”。按照汉代的品级,左将军位同“上卿”,佩戴“金印紫绶”,主要职权是“掌兵马及四夷”,地位崇高,但是并不常设,更不能直接掌管地方行政,控制州郡。而宜城亭侯是列侯中的一级,食禄只有“一亭”,也不起实际作用。

这就与刘备实际控制的“半个州”地盘名实不符,而且集团内部原有的部属再加上荆州新近投奔的士人,众多部属的名位,单靠左将军的属吏也无法全部安排。因此刘备被迫“自封”地方行政长官“荆州牧”,以此来统属荆州南部,同时安排集团成员的名位。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借荆州”后,实际控制南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等荆州五郡。

而这种勉力维持的稳定,在益州之战后又被打破。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被围困在成都城中十多天的刘璋向刘备投降,刘备继占领荆州南部之后,又占领除汉中以外的益州部分,成为仅次于曹操的汉末割据势力。

地盘大了,问题更多了。刘备虽然在军事击败了刘璋,但并没有完全得到原依附于刘璋的益州士族官僚的认同。而从荆州带来的嫡系势力,又不足以取而代之,控制益州全局。

这使得“鸟枪换炮”的刘备集团,急需融合荆、益两地的士族官僚,形成一个稳定、有序、有实力、有权威,得到各方认可的班底,从而有效地统治两个大州。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击败刘璋入主成都,此时刘备实际控制除汉中地以外益州和荆州五郡。

但在当时刘备的名位和益州的形势并不能支撑“新臣”和“旧主”的融合。

刘备虽然军力强大,但是在名位上仍旧只是“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荆州牧”;而且“荆州牧”的头衔还是自封的,“合法性”存疑。而益州故主刘璋头顶着“振威将军、益州牧”称号,虽然“振威将军”没有刘备的“左将军”显贵,但是“益州牧”却是东汉朝廷钦封的,货真价实。

更重要的是,理论上,刘备和被征服的益州官僚同属于朝廷管辖的地方官员。地位相近,权力相类,没有名分上的上下级关系,所以不能相互统率。

因此,刘备只能追求更高的“诸侯王”名位,才能建构他与蜀中新人、荆州旧属之间的君臣关系,彻底理顺集团内部的名分从属关系,完成权力升格的程序。

刘备称王,是势在必行。

称王的时机——刘备的忍耐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建安十九年,刘备已经“跨有荆益”,兵马十数万,完全具备了称王的体量,为什么没有直接选择吉日,登坛称王呢?

一、称王涉及汉家传统祖制,必须先等曹操先打破传统,才能掌握主动权。

两汉绵延四百年,关于王爵形成了一套深厚的政治传统,从西汉初到东汉末,王爵差异极大。

西汉初,汉高帝刘邦击败项羽后,被众诸侯推举为皇帝,为了安抚反秦时期的众诸侯,刘邦先后分封了七大异姓王(实际大多是直接承认),之后又为了维护统治,又相继灭掉六个,另封同姓子弟为王。

西汉初年刘邦分封了七大异性诸侯王,异姓诸侯的整体实力甚至超过了中央朝廷,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并且与群臣杀白马为盟,强调“非刘氏不能封王,没有立功不能封侯”。自此之后,异姓不能封王,成了汉朝的“铁律”,除了“诸吕之乱”外,即使王莽、董卓也没有僭越称王。

而同姓诸侯王,经过汉景帝时的七王之乱,汉武帝时推行的“推恩令”、“附益之法”,力量已经大为削弱;东汉时期,光武帝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待到东汉末年,大国诸侯也仅有一郡大小,而小国诸侯不过一县之地,而且诸侯王不能管辖人民,只能领取租税,不过和富家翁一般。

汉景帝时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同姓诸侯王发动“七国之乱”,叛乱平定后,朝廷开始逐步削弱诸侯王势力。

显然刘备所追求的,并不是东汉末年的这种弱势王爵;而是西汉初年,“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握有军政实权的诸侯王。以此才能构筑独立于朝廷的权力合法性体系,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分庭抗礼。

但是刘备要依照“汉初诸侯王故事”当上疆域广阔、实权在握的诸侯王,势必会违反汉家原有的“政治正确”,这对于始终以“汉室宗亲”自诩的刘备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

称王是个“坑”,不称王又不能“兴复汉室”,怎么办呢?刘备选择等曹操先进“坑”。

刘备深知自己打着“汉室宗亲”的旗号反对曹操,只要曹操的僭越行为越严重,自己的合法性就越强。

因此他从建安十九年等到了建安二十四年,足足忍耐了五年时间,目的就是在等身为异姓的曹操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称王,打破汉朝“非刘氏不王”的祖制。将自己放在为了“清君侧”而不得不称王的有利位置上,赢得舆论和道德层面的主动权。

而曹操的一系列举动,也给刘备提供了某些信息,预示他早晚将僭越称王。

建安十七年,曹操被汉献帝册封为“魏公”,且不说汉代常例并无公爵,在为数不多的公爵里,还包括了篡汉自立的“安汉公”王莽,这不由得使天下人“浮想联翩”。同时“魏公国”领地广大,竟包括了十个郡,不仅远超同时期的刘姓诸侯国,甚至也超过了汉初诸侯王国的规模。明显违背了汉朝祖制,僭越之意已经非常明显。

图为明鲁王朱檀慕的九旒冕,《周礼》规定天子戴十二旒冠,诸侯只能九旒冠,曹操戴天子旒冕是典型的僭越。

果然,等到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因为前一年征伐张鲁取得汉中地,权势更胜,遂在这一年四月甲午日(5月29日)公然违反汉高帝所订“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逼迫汉献帝册封其为魏王,同时僭用天子礼,“设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

同年十月,又“授赐十王冠、二彩带,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此时曹操不仅在实际权力上,即使在服饰礼仪上也几乎和汉朝天子差别无二。

于是在掌握了曹操僭位魏王的“把柄”后,刘备终于在汉中之战结束的当年,以“纠合同盟,扫灭凶逆”的名义依照“汉初诸侯王故事”当上了手握两州兵马实权的汉中王。

二、刚取益州,需要缓冲,防止过早激怒曹操,引起征伐。

刘备发动益州之战其实冒了很大的道德风险,毕竟刘璋和他有同宗之谊,更重要的是刘璋曾经给予刘备相当的资助和厚待。刘备本是应邀为刘璋扫清北部张鲁的威胁而进入益州的,之后反戈夺取益州,无疑是暴露了自己“枭雄”的本质。

这极大了影响了蜀中人士对刘备的好感度。造成了益州官僚士族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愿意与刘备集团合作。

再加上刘备征服益州初期,曾经纵兵抢掠,导致成都府库一空,还是依靠名士刘巴“铸直百大钱”才平抑物价。进一步失掉了民心,造成蜀中的混乱局面。

蜀汉直百五铢钱,蜀汉国小民贫,财政困难,长期铸造“大钱”以平抑物价。

当时曹操已经平定关中和凉州的马超韩遂势力,并向汉中张鲁用兵,刘备的益州受到极大的威胁。

建安二十年,张鲁投降,曹操顺利取得汉中地,当时蜀人闻风丧胆,“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即使大开杀戒,斩杀数人都不能安稳民心。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攻占汉中,刘备将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割给孙权以减轻荆州压力,全力抗曹。

刘晔劝曹操以取汉中的余威,乘势进军益州。辛亏曹操犹豫而没有采纳,才给刘备提供了一个安顿蜀地,积蓄力量的窗口期,为四年后的汉中之战做足了准备。

由此可见,在夺取益州初期,刘备尚不具备和曹操直接对抗的实力,为了不主动挑衅、刺激曹操,只能暂时忍耐,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三、称王需要一场决定性胜利,树立权威,提升名望。

刘备从涿郡起兵征讨黄巾,到汉中之战前,虽然也算是身经百战,但是始终缺乏大规模、决定性战役的胜利。

赤壁之战前,是由于实力弱小,无力与曹操、袁绍、刘表、孙坚这类大军阀正面抗衡,只能以小规模游击战游离于军阀的缝隙间寻找生机。

赤壁之战虽然打破曹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出力最多的却是东吴,就连《三国演义》着墨最多的火烧赤壁,在正史中也都应归功于周瑜。刘备集团受限于实力,只能打打下手。

赤壁之战中主要依靠的是孙吴的力量,刘备军力弱小,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益州之战虽然收获颇大,但是也是对抗懦弱无能的刘璋,而且还采取了出其不意,反戈一击的形式,算不得光明正大,正面硬扛的胜利。

待到益州之战后,已经地跨荆、益的刘备,虽然早已“信义著于四海”,但是在“武功”方面尚有些缺乏。

称王是国之大事,需要一场大胜来为刘皇叔点缀“武功”,体现“天命攸归”的大势。

黄忠在定军山斩杀曹军大将夏侯渊,奠定了汉中之战刘备获胜的基础。

而汉中之战,是刘备第一次直面曹操而取得胜利的大战,在战争量级上与赤壁之战相近,双方都动员了几乎全部力量,刘备的获胜无疑继赤壁之战后,宣告了“集刘备集团一家之力,也能击败曹操”这一事实。

之后的晋爵称王,也就变得理所应当。

称王的名号——“汉王”与“汉中王”,一字之差凸显刘备的政治野心

从王爵的名号上来看,刘备称“汉中王”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自古王爵有一字王、两字王之分。一字王往往以夏商周三代的古国名,或是较大的地理区域为名,像是齐王、楚王、吴王、鲁王等等。而两字王,一般是以郡名,或是相对较小的地理区域为名,像是长沙王、淮南王、胶东王、济北王等等。两字王远没有一字王显贵。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号多成为后世诸侯爵号的来源。

曹操的“魏王”自然是一字王,既取东周时古魏国之名,又代指冀州古魏地的广大区域。

而刘备的“汉中王”明显是以“汉中郡”为名的两字王。不仅指代的地理区域只限于汉中谷地,名位上也远没有曹操显贵。

按说刘备对称王可谓是朝思暮想,盼望已久,为什么在王号上又如此“谦虚”呢?

一、为什么刘备不能称“巴王”、“蜀王”或者“楚王”?

汉代王号多以地名命名,刘备既然要称王,自然得选择自己控制区域内的地名作为王号。

从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实际统治的区域来看,能够构成一字王王号的地理单元,只有代表荆州南部的“楚”以及代表“益州”的“巴”和“蜀”。

先来看“楚王”为什么不行。秦汉之间,“楚”作为最大的一支反秦势力,先后有陈涉建立的“张楚”、楚义帝熊心建立的“后楚”和项羽建立的“西楚”。而汉高帝刘邦曾经先后作为后楚和西楚的臣子,之后也是击败西楚霸王项羽,才建立的汉朝。

虽然东西汉都设立过楚王,但是考虑到王号与之后的帝号之间的连续性,刘备称帝时若是以“楚”为正式国号,岂不是数典忘祖。

刘邦的汉王爵位是项羽依据“怀王之约”分封的,理论上是后楚和西楚的封臣。

而“巴”特指益州东部的以巴郡为核心的区域,“蜀”则更宽泛的代指整个益州。虽然巴、蜀都是周代之前就已存在的古国;但是自战国时秦国吞并巴、蜀两国,截止汉末,再也没有设立过巴王、蜀王的爵位。大概是两汉都已将巴蜀地区作为关中地区的延伸,视为朝廷直辖领地,因而不再设立独立的诸侯国。

刘备如果称巴王、蜀王,则缺乏汉代政治传统作为支撑。同时,巴、蜀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仍隐隐带有边陲、蛮夷之地的含义,刘备以巴蜀为王名,也不利于彰显正统地位。

二、刘邦其实是历史上第一任“汉中王”。

汉中虽然只是汉朝的一个郡名,但汉中郡在汉朝历史语境中却享有特殊的地位。

项羽分封刘邦的王号,其实就是“汉中王”。因为刘邦“汉王”的“汉”就来源于汉中郡和汉水。

在刘邦之前,历史上从未有过以“汉”为名的政权和爵位。项羽分封诸侯时,没有按照“先入关中者为王”约定封刘邦为关中王,而是以巴、蜀、汉中四十一县封刘邦为“汉王”,国都就在汉中郡的南郑县。这说明“汉王”的“汉”,就来源于“汉中郡”。

汉中郡“夹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因汉水流经而得名,地势险要,是汉代军事重镇。

同样,当时刘邦不想入汉中就藩,萧何劝他,汉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说明汉中得名于汉水,又与天上的“天河”(天汉)相对应,是美名。这也说明了汉国号来自于“汉中”。

由此可见,“汉王”就是“汉中王”的缩略语,刘邦其实是历史上第一任汉中王。

那么反观刘备,为什么不直接称“汉王”以彰显自身“汉室苗裔”的正统地位呢?

汉献帝刘协虽然只是傀儡,但名义上的统治依然延续至延康元年(公元220年)。

主要是因为当时以汉献帝为首的汉廷在名义上依然存在,公然以“汉”作为王号,与大汉国号重名,明显有僭越之嫌,容易陷入和曹操同样的“篡位”语境之中。

因此,以一个似是而非的“汉中王”作为王号,既能以两字王向朝廷表现出恭顺,又能和老祖宗刘邦搭上联系,刘备何乐而不为呢?

三、刘备称“汉中王”暴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

刘备称“汉中王”其实是他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路线的一种具体表现。

刘备出身草根,自然不能和二袁兄弟、曹操、刘表、刘璋等这些士族、权贵、宗亲相比,就连与孙坚这种普通的庶族地主,也无从相比。

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信义”的好名声和自吹自擂的“汉室宗亲”身份。

刘备意识到虽然黄巾之乱导致天下大乱,但是东汉末年诸帝,虽昏庸却不是暴君,对人民直接伤害较小,四百年大汉在百姓心中仍有很高的地位。

因此,他用尽全力打出了“汉室宗亲”“兴复汉室”的旗号,以博得百姓的同情和支持。在自身性格和行事风格上处处模仿汉高帝刘邦,以至于陈寿在《三国志》里都说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

诸葛亮是刘备以“帝室之胄”身份晋位汉中王的主要幕后推手。

在三顾茅庐后,诸葛亮更是进一步发掘了刘备的这一特点,在各类外交场合中积极营造刘备“帝室之胄”的身份。因此,汉中称王,自然也是刘备和诸葛亮“复兴汉室”大计中的一步棋。

在益州之战后,刘备隐忍五年,都未见诸葛亮劝谏刘备称王,而汉中之战结束后仅两月,刘备即称王。这说明刘备早已将称“汉中王”,作为仿效“高帝故事”的一部分,只有占据了汉中才能实现。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击败曹操攻占汉中,领土囊括益州全部和荆州三郡,同年七月晋位汉中王,势力达到顶峰。

当刘备将王号确定为“汉中王”时,他已将自己定位为“刘邦第二”了。而他所控制国土,囊括荆南、益州、汉中诸地,远比刘邦受封汉王时的三郡四十一县广阔。待到时机成熟,隆中对策完全实现之时,汉中王也自然会还于旧都,“受天命,称汉帝”了。

只可惜老天并没有给他们机会,随着孙权背盟、关羽毁败,隆重对策化为泡影。刘备的汉帝国也只能局限于巴蜀汉中的“汉王故地”了。


参考资料:

  1.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汉]班固著:《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田余庆著:《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李开元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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