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皆误？为何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灭亡视而不见？
汉代以来，士族势力逐渐从弱小发展壮大，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顶峰，并逐渐走向消亡，是这一时期历史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势力。一方面，封建王朝需得到他们的支持以巩固统治，士族也借以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士族势力的扩张、膨胀又不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对封建统治造成威胁。故封建朝廷对士族势力的肆意扩张又严加抑制和打击。因而，如何恰当处理与士族的关系，是此期每个封建政权都面临的课题。
东汉末年，益州士族拥有相当的势力，在刘焉父子统治期间对其时宽时严，终至失控，以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等到刘备入蜀之后，益州士族也时有武装反抗。法正曾提醒刘备要注意“客主之宜'，反映出刘备集团等外来势力与益州士族间也存在利益冲突。能否正确处理与益州士族的关系，关系到刘备集团在益州能否站稳脚跟，对蜀汉政治乃至政权的存亡，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
三国时期地图
（一）迅速扩张的益州士族势力
益州士族的势力较为庞大，为了方便理解，本文主要从蜀汉政权控制的编户人口数字来说明益州士族的势力发展情况。据史料记载刘备称帝时曾对蜀国人口进行普查所控制的户口大约有二十万，男人口九十万。到蜀汉政权灭亡时，“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这反映出蜀汉所控制的人口数量一直保持在90多万，与汉代统计的益州人口相去甚远。据《汉书》、《后汉书》记载：西汉时益州境内户数为98万户、人口为460万人；东汉时期益州人口有所增加，户数为152万户，人口为724万人，从这两组数据对比可知，蜀汉时期政府所掌控的人口和户数仅为两汉时期的12%—20%，纵观历史长河，造成人口大规模锐减的原因无非是瘟疫、战争等因素，那么导致东汉末年益州人口出现大规模下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战争并不是导致益州人口锐减的原因。自东汉末年到刘备入蜀之前，史书上记载益州战乱仅有四次，第一次是公元188年马相等领导的益州黄巾起义，人数最多时达到万人，战争波及广汉、蜀、犍为三郡，历时一月有余，后被益州从事贾龙率家兵及地方官吏数千人打败，双方参战人数少，历时短，未造成较大的损失。第二次是191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焉御之。东州人多为致力，遂克岐、龙。”这一次战争涉及面较小，规模小时间也较短，危害较小。第三次是公元200年，因躲避战乱的东州人侵扰当地百姓，大司马赵韪起兵数万进攻刘璋，后被刘璋打败，此次战事双方参战军队均为数万，历时一年，破坏较前两次大。第四次就是刘璋和刘备的益州争夺战。此次战事历时两年多，双方兵力高达数万人，波及益州全境，是这四次战争中时间最长的、规模最大的。但是，这些战争并未对益州造成重创，即使是在益州争夺战结束后，蜀中地区仍然是“殷盛丰乐”。另外，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下，益州就是其中之一的避难场所。其次，益州在此期间并未发生瘟疫等疾病的传播。
刘备的领地走向
因此，蜀汉政权所控制的人口，即真正向政府交税纳赋的人口远远低于益州的实际人口，那么其余人口都去了哪里？据《三国志·吕又传》记载，吕又任蜀郡太守时曾劝说从益州士族中逃离的农户大约有数万户，这就说明，益州大姓士族具有相当强大的势力。
（二）政府与士族之间的相互利用
在刘备集团入蜀之前统治益州的是刘焉、刘璋父子。刘焉、刘璋父子和益州士族相互利用，壮大自身，后因刘焉、刘璋父子对益州士族“宽严皆误”，到刘璋统治后期，益州局面基本失控。
在刘焉刚入蜀时，部分益州士族坚决支持其统治的，如益州士族的代表人物贾龙利用家族力量平定益州黄巾起义，迎接刘焉莅任。但是当刘焉到达益州后，一方面利用汉中地区五斗米道的势力，断绝蜀地与东汉王朝的联系，初步形成割据的局面；另一方面削弱益州士族，企图以严刑峻法迫使其向刘焉低头。另外，还大量重用外来士族——东州士，对曾经支持他进入益州的益州士族恩将仇报，严厉打压益州士族的势力。刘焉采取的种种措施使得益州士族站在其对立面，益州士族与刘焉迅速交恶，并起兵反抗刘焉的统治。后来刘焉借助东州士的力量将叛乱镇压下去，但是其却失去了益州士族的支持。刘璋即位后，接下了其父在益州的割据势力，也吞下了其父所遗留下来的恶果。刘璋即位后一方面纵容外来士族集团在益州为非作歹；另一方面又无法约束益州士族日益膨胀的野心，最后导致其亲信也背叛他发动叛乱。益州士族和刘璋集团的离心离德使得其他人如刘备、孙权等图谋益州的计划成为可能。
益州
蜀汉政权和益州士族的关系与其政治状况发展大致同步，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从241年至253年，刘备集团入蜀后迅速拨乱反正，既保证了益州士族的家族利益，又严厉打击豪强的肆意妄为，有力的控制住局面，实现社会安定。后期从253年至263年，费帏遇刺后，姜维接替其执政，在此阶段由于政治混乱，再加上姜维连年出击，导致国穷民疲，益州士族的利益也遭到了损害，故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的关系也逐渐恶化。
（一）拨乱反正，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重修于好
入蜀之后，刘备主要忙于对外征战，无暇顾及内政，因此，处理与益州士族的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任务就落在诸葛亮的身上。诸葛亮治国刑礼并重，一方面主张用教化去改变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也注重“威之以法”用法治去拨乱反正，确立蜀汉政权的权威，具体做法如下：
1.制定法令，赏功罚罪，执法公平，维护了吏治的勤政廉洁
（1）完善各种法令，打击地主豪强势力，维护社会秩序
针对当时益州“威刑不肃”、“法纪废弛”、“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等弊端，他采取了依法治国，拨乱反正，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有力打击了豪强势力目无法纪的嚣张气焰。首先是制定和申明法律的内容，从而使官吏军民有法可依。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亲自与法正、李严、刘巴、伊籍等人“共造蜀科”，制订了蜀汉的封建法典，颁布施行。此外，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训励臣子”，还不厌其烦、叮咛周至，“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详细地申明官民必须遵循的法纪禁令，通过反复重申和宣传，有利于使人遵守法纪，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违法犯禁。而且，诸葛亮根据实际施行的情况及时制订和不断完善法纪科条，为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刘备坐拥益州
（2）坚持依法执政，严格控制惩治范围及力度
诸葛亮厉行法治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要震慑目无法纪的益州豪强，依法惩治那些敢于继续为非作歹者，彻底改变此前益州士族“专权自恣”、为所欲为的混乱局面，恢复封建秩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诸葛亮滥施刑法、苛刻百姓。诸葛亮治国，达到了“强不侵弱”，豪强仗势欺凌百姓的事基本绝迹，无人敢藐视法纪，目无君长，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且在史书上却并无诸葛亮滥施刑法、苛刻百姓的记载。显而易见，这并非仅靠惩处和杀戮，而是靠明了的律令科条，明确而坚决的依法治国态度，使法纪落到实处，对豪强们具有较强的震慑作用。
虽然诸葛亮以严格的法律来震慑益州豪强，但打击面被有效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而大部分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还是抱有好感的，即使是有部分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心存不满，如李邈曾当面责骂刘备不应该夺取益州，诸葛亮不仅为其求情，还根据其才能将其调任太守、丞相参军等，后来因为庆祝诸葛亮逝世而被刘禅依法处死，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诸葛亮欲缓和益州豪强的对立情绪，在惩处益州地主集团中人，真是慎之又慎，尽量化解矛盾，缓和对立情绪，争取益州士人的支持。他对益州豪强严而不酷，打击面也绝未扩大，对待百姓也很少施行苛政，这也是为什么蜀汉灭亡后，原蜀汉地界的黎民百姓仍然在称赞诸葛亮的原因所在，而且这种关系并非是因为百姓因恐惧而产生的，否则，蜀汉灭亡后百姓就不会在追思诸葛亮了。
刘备剧照
入蜀之初，在刘备集团中存在“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的声音，不过这种损害益州士族的做法得到了赵云等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诸葛亮也很重视维护益州士族的正当利益。史书记载，诸葛亮曾大量任用益州士族担任地方郡守、益州牧的首席幕僚，甚至是朝中卿士等重要职务，在选官任人时并不因资历、地域等条件而有所偏向，这不仅是治国之需，还具有协调外来势力（刘备集团、东州士）与益州士族之间关系的作用。
（1）拉拢益州士族的文人领袖，对社会风气进行教化
在诸葛亮任用的益州士人中，一部分是学者，如秦宓、杜微、五梁等“妙简旧德”，以及以“儒行见称”的尹默、谯周等人，这是其注意尊重益州士族领袖人物，维护益州士族正当利益的典型事例。刘备入蜀后，秦宓先后出任了益州从事祭酒、别驾、左中郎将、长水校尉等职，虽因劝阻刘备征吴而被下狱幽闭，但其仍忠于蜀汉政权大概是因为诸葛亮对他以及益州前辈士人的格外尊重使然。如蜀汉建兴二年（224年），诸葛亮为吴国使臣张温饯行，“众人皆到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直到秦宓驾到才开宴，连吴使张温也很惊讶，连忙打听秦宓是何重要人物。诸葛亮这样做，就是要利用秦宓等益州士族领袖的威望，争取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支持。而且，蜀汉政权任用的益州士人，其中大量是不同郡县中各大姓家族的代表人物。对这些人的任用，一方面为益州士人提供仕途，维护了益州士族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各大姓家族的代表，这些人仕于蜀汉政权，在施政治国、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发展经济、军事征讨、与南中各族和睦相处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和作用。
（2）选拔益州士族的有学之士充实官员队伍，巩固蜀汉政权
除了任用大量益州士族担任文官，还有不少人，如张翼、杨洪、何祗、马忠、王平、张嶷等人担任武将，举凡人才，尽量网罗。王平任镇北大将军，“统汉中”，全面负责蜀汉北疆的对魏防务。张翼历任征西大将军、镇南大将军、左车骑将军等职，是蜀汉后期仅次于姜维的大将。蜀汉政权的中枢主要由中原士族、荆襄士族掌握，但益州士人也有不少执掌军政大权、参与中枢决策的。蒋琬、费帏执政时马忠等曾直接参与中枢决策，如延熙六年与蒋琬、费帏共同决定对姜维任凉州刺史的任命，这是马忠参与中枢决策、决定高级将领任命的事例。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曹爽率军攻汉中时，蒋琬在前线，费帏率军自成都驰援，“命镇南将军马忠平尚书事”，主持朝廷机要事务。以上事例均可以说明在执掌重要的权力部门和参与中枢决策的官员，虽以中原、荆襄士人为多，但也有益州士人。故《华阳国志》谓“刘主割据，资我英俊”，“西土咸服诸葛亮之能拔揽秀异也”。
吴氏和刘备
作为诸葛亮的继承者，蒋琬、费帏等人“咸承诸葛之成规”，尊重益州士族的领袖，注意维护益州士族利益。综上可见，刘备、诸葛亮、蒋琬和费帏执政的四十年里，蜀汉政权虽然实行严法，但是并不残酷，一方面有效遏制了益州士族势力的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又给予其各种各样的恩荣，不因其资历、地域而有所轻视，进而获得了当地士族的支持和拥护，不仅有效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重新构建了社会秩序，还从当地士族中吸收了大量的军政人才，为巩固蜀汉政权奠定了基础。
蜀汉后期，陈祗、黄皓等人把持朝政，内部政治混乱不堪；姜维率蜀汉军队的主力穷兵黩武，连年发动对魏的征战，导致国穷民疲，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了发动战争，蜀汉政权不仅收取高额税赋，还加重百姓的兵役，百姓民不聊生，社会也动荡不安，严重损害了益州士族的切身利益；再加上执政者轻视益州士族，猜忌、迫害益州士族中的有识之士，导致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从支持关心这个政权到逐渐对它失去信心，甚至开始反感，到蜀汉灭亡时，益州士族对其覆亡已漠不关心。
1.蜀汉政权执政者发生更替，益州士族的地位逐渐降低
在蒋琬执政期间，其属下杨戏性格独特，即使是蒋琬与其谈话时，杨戏也是爱理不理的，但是蒋琬却很宽宏大量的原谅了他。但是姜维“外宽内忌，意不能堪”，面对杨戏的恃才傲上，请旨将其免为庶人。作为蜀地武阳杨氏的代表人物，杨戏在不同时期所受到的不同待遇，说明蜀汉主政者对益州士族态度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蜀汉政权态度的转变，益州士族们也逐渐转变自己的态度，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去支持和拥护蜀汉政权了。
2.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态度从支持转向反对——以“谯周”仕途变化为例
为了更好的说明蜀汉政权态度的转变，本文选出最具有典型性的人物——谯周，随着时间的发展，谯周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其态度能够代表当时益州士族们对蜀汉政权的态度。
（1）蜀汉政权前期，谯周深受蜀汉政权的重用
刘备入蜀后，谯周即任劝学从事等职，建安二十五年（220年），谯周等群臣纷纷上劝进表，劝说刘备称帝。他醉心于做学问，但因举止怪异而常常遭到他人的嘲笑。在谯周初见诸葛亮时，诸葛亮周围的侍从看到其怪异的举止纷纷发出笑声，但诸葛亮忍住不笑，表现出其对谯周的尊重。“君以国士待我，我必以死报之”，对于诸葛亮表现出来的尊重和任用，谯周十分感激，不仅表现在他忠于职守，培养出一大批忠于蜀汉政权的良臣将相；还表现在他对丞相诸葛亮格外尊重的态度，他是唯一一个从成都到达前线奔丧的官员，因为其明白朝廷肯定会禁止官员奔丧，但是其仍然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这足以证明谯周对诸葛亮的尊重，也能体现出益州士族和诸葛亮之间的良好关系。
刘备称帝
（2）蜀汉政权后期，谯周等益州士族遭受迫害
在蒋琬、费帏执政时代，谯周仍得到充分的任用和尊重。谯周先担任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后来又担任太子仆、太子家令等职。即使是刘禅开始“颇出游观，增广声乐”时，其仍旧对蜀汉朝廷抱有相当的信任，上书劝谏、批评刘禅，希望他国事为重，努力实现统一大业。但是，当陈祗执政之后，蜀汉朝廷内部政治混乱，对外则穷兵黩武。谯周曾当面向陈祗陈述起着利害关系，希望其对内能够整顿吏治，维持社会秩序；对外停止征战，修养生息，但是急于一统天下的陈祗不仅没有接受谯周的建议，反而认为其有二心，对其明升暗降，调离权力部门，担任光禄大夫，此后谯周闭门不出，不在参与政事。除谯周外，其他劝谏的益州士族要么被贬为庶人，要么被杀害，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态度从支持转而背弃，以至于在魏军围困成都时出现谯周劝降的场景。
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具体的说，蜀汉政权需要当地士族的支持，以维护和加强其统治；但对士族势力坐大、威胁蜀汉政权统治的后果，也决不能坐视不管。此外，刘备入蜀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在建立蜀汉政权后自然而然也就会倚重这一集团，不会为了其他士族而损害本集团的利益，这就注定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拥护和支持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而孙吴建国历史中，征战基本就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吴越士族在其间卓有大功，且孙吴政权也非常倚重吴越士族，使之成为孙吴政权统治的中坚。因而东吴士族对孙吴政权的支持和拥护显然超过益州士族之于蜀汉政权。西晋灭吴时，吴越士族为保卫孙吴政权而奋力抵抗，远比益州士族面对蜀汉政权覆亡时坚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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