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选拔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们所关注的大事。西汉时期统治者所推行的察举制度，是根据一个人的才干与道德修养的高低来选择是否征辟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东汉时期，察举制逐渐成为了少数的名门望族篡取权利的一种工具。
以汝南袁氏四世三公为例，察举制由起初的推举贤才的制度，慢慢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豪门贵族的世袭制度。而且由于局势动荡，不少士子都处于颠沛之中，难以受到国家的征辟，由此在三国时期的魏国，一种新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建立之初，九品中正制的确为选拔人才提供了一条好的道路，但是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也引发了大量的问题。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九品中正制是曹魏不能够统一三国的重要原因。
前文就已提及，东汉的察举制间接的成为了豪门贵族官职世袭的一种工具，而在数百年的汉家天下里，豪门贵族所掌控的力量集结在一起绝对可以动摇一个国家的根基。而曹操是靠什么起家的呢？
史书上记载，曹操一开始在董卓手下当官，但是年轻有抱负的曹操看不惯董卓玩弄汉室朝政，便与王允一起谋划准备刺杀董卓，可是事情败露，他只好逃回老家。
在老家，他变卖家产，组建了一支三千多人的队伍，要知道张飞一个活脱脱的土豪变卖全部家产才拉了一只三百余人的队伍，由此可见曹操的家底之厚。
从曹操的家世背景来看，他也是根正苗红的上层贵族：他的祖上是汉朝的开国元勋曹参，爷爷是位列三公之一的太尉曹腾，父亲是费亭侯曹嵩（曹操原属夏侯氏，被过继于曹嵩传承香火）。按理来说以贵族豪强出身并借此发家的曹氏家族在位居权力中心时应该给予豪强一些甜头，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打击贵族豪强是自曹操初有气候的时候就已显现出来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人才选拔之上。我们这里以曹操求才三令来阐述。
公元210年，曹操下了第一条给臣子的诏令，主要大意是当今天下动荡不定，是急需贤明人才的时候，你们这些臣子应该多为我推荐一些因为地位问题而不能显其才的人才，只要有这样的人才我一定会重用他的。
公元214年，又下令说人才并不是完美的，有些有进取心又有才干的人才因为出身问题而不被重用，推举人才的部门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为我广纳天下人才。
公元217年，下令，并以韩信、萧何以及曹参等人为例，告诉臣子他曹操选才不看重出身地位以及道德品行，只要能在文公武治上有所突出，他就会任用。
除了明面上颁布诏令广纳寒门人才打压豪强贵族，他在私下还与友人讨论过如何解决长期存在的豪门贵族占据朝中要职的现象。
比如在与孔融的交谈中我们可以得知：曹操对于豪强贵族宣扬出身至上的思想来控制社会舆论十分不满，却因为自己的才能有限难以破除而感到愧于皇帝的重用。
曹操打击豪门贵族还不仅体现于人才的选拔上。史书上记载杨修世代簪缨，出身为弘农杨氏，而且还是太尉杨彪的儿子，其文学才干在东汉末期受到广泛推崇。但是杨修却以其是袁术的外孙为由而被曹操所杀，其实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杨修所代表的豪强贵族不为曹氏集团所接受。
曹操死后，曹丕掌权所推崇的九品中正制更是打压了贵族豪强。可能有些读者就会问了，九品中正制不是将寒门士子登堂入室的可能降到了最低吗？为什么还会打击到豪强贵族呢？
其实这个政令开始推出的时候还是收效甚广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官员不少为早期跟随曹操打天下的那一批人，其间不少人都是出身卑微的，他们所评定的士子还是不注重出身与背景的，加上曹丕受到其父亲的影响，虽不刻意打压贵族，但也不放任其发展。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豪门贵族抓住了九品中正的弊端并加以利用，这个制度才彻底沦为了豪门贵族扩大势力的工具。
话归正题，九品中正制对豪门贵族的打击让其放弃了对曹魏政权的支持，反而与曹魏政权站在了对立面。前文已经提及的豪门贵族的实力十分强大，曹魏政权与之为敌明显是不明智的。而之后善于利用其权势的司马氏则顺利夺取了天下。
提及九品中正制，就不得不说一说它的选官的方法：
品第官的品第内容有三种，家世、行状以及定品，前两种是品第的条件，第三种是依照前两种对所品评的对象分配官职品阶，一到九，数越小官阶越大。可以说这种选官制度完全是依靠品第官员是否有其职业操守来选拔官员的。
起初，官员们由于上下齐心共御外敌的缘故，还是十分积极地选拔各地的人才，这个时候的九品中正制度对于家世这个条件看的还不是特别的重，主要还是看一个人的才干与品行进行品评。
但是随着外敌的逐渐溃散，不少官员都开始为胜利之后的果实分配做打算了，而九品中正制度则是一条获取最大利益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
虽然仍有不少尽心尽力的好的官员，但是事实是不少品第官中正徇私舞弊，以权谋私是门阀贵族控制选官制度的重要原因：
有些中正因为畏惧门阀的势力而选择归顺依附他们；有些中正因为贪图门阀所给的贿赂而徇私枉法；有些中正因为私下的交好或交恶而选择给予关照亦或公报私仇；有些中正才不配位，不能正确的判别人才；一些中正官员本身就出身门阀贵族……
这都为门阀贵族掌控国家选官大权铺下了道路。而这时的九品中正制度也从注重行状转变成为了注重家世。
豪强贵族和不尽忠职守的中正的联合，很快便让豪强贵族从汉末被曹操曹丕的打击中恢复了过来，为了避免再次被打压，他们开始选择囤积实力。如河内司马氏私养了军士三千余众，而不少门阀也以收留门客奴仆为由培植自己的势力。
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吞并小农土地，逃避赋税，商户经营等方式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间接地巩固了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的特权。一个国家内部有错综复杂的势力在私下里加强军政力量，甚至到了统治者都不敢触碰的地步，一旦国家的皇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么势力必然会浮出水面取代皇室。
而曹魏的曹丕与曹睿都早早的去世，留下了不谙政事的一众妇孺，这无疑给了曹魏氏族很大的发挥空间。在以司马懿为首的河内司马氏发动高平陵政变，瓦解了曹魏最后一点防御武装力量之后，曹魏政权也就名存实亡。
一个国家要有好的发展前程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仅需要百姓为之付出努力，也需要官员以其自身的才能修养对百姓进行教化。
曹魏后期有着一项特殊的应运而生的制度，起家官制度，这项制度以出身品定一个年轻士子的起始官阶。而其所显现的特征是，门阀士族的年轻士子入仕的起始官阶一般为二品至七品，而寒门子弟入仕的起始官阶一般为八品或者九品。
在门阀士族中间，同样出现了等级分化。高等世族、中等士族垄断三品以上的官位，四、五品官位则为低等士族把持，这样士族阶层完全占据了包括五品以上的官职。这种只看出身定官阶的制度，很容易产生出身好而德行才干低的高贵与出身低而德行皆备的才不配位的情况。
贪官污吏位居高位可以获取更多敛财揽权的机会，文公武治的臣子却不能发挥拳脚，这也就导致了百姓风气的教化出现了问题，曹魏社会世风日下，十分混乱。当百姓对统治者感到不满了，就会开始反抗统治秩序。
曹魏后期打算以名教教义钳制人们的思想，而这时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则选择以回归自然的方式与其对抗。从日后西晋建立不到五十年就灭亡来看，除了外部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军队的打击之外，其内部贪赃枉法、贿赂风行的局势所引发的社会世风日下也密不可分。
可以说，如果没有司马氏取代曹魏，曹魏也会因为社会问题而引发百姓的反抗，最终倒在人民的怒火之中。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虽然在起初发挥了其功效，选拔了人才，打压了豪强贵族。但是由于其的历史局限性引发官员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社会世风日下，民心涣散，最终导致曹魏与西晋两个国家的灭亡。
我们在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时，不能忘记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端所引发的灾难，以史为鉴，充分认识到当下社会各方面问题上存在的不足，并运用自己的力量加以改善与修复!
参考文献
《求贤令》
《三国志》
《魏晋南北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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