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魏晋士人，我们首先想到的词便是是“魏晋风度”，它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士人的精神和时代面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魏晋风度”是一种独特的风度，正是士人所依附的世家大族塑造了魏晋风度的品格，孕育了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门阀政治十分强盛，地方社会的统治权基本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中，世家大族是介于士人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是士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在魏晋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无论是士大夫还是隐士，无论是激昂还是平静，或是崇尚儒道，他们的品格和风度都是在家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
魏晋时期，维权斗争和社会动荡导致了避世思想的产生，为了保护自己，世家大族与政治疏远，热衷于清淡平静的生活，这是家族文化的表现。具体到士人身上，他们注重自身形象，张扬个性，重视自身的生存价值。这些都是在家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家庭教育士人们要以天下为己任，教导他们尊随孔孟，因此在传统社会秩序崩溃、儒学衰落、魏晋名教危机、信仰丧失、对社会的反抗等方面才会如此激烈。
豪族的崛起，主要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但要保持家族的长久繁荣，不仅要依靠武力，还要发展文化。因此，豪族出现后，一方面扩大了田庄，增强了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控制了政权，推荐同宗族子弟入朝当官。
豪门士族为官虽然有捷径，但也需要相对丰富的知识才能胜任，因此，豪族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为向世家大族转型提供了条件。随着政治的腐败和家族权力的进一步扩大，察举制度和征辟者制度也被豪家大族所利用。
此外，在汉代，土地买卖属于法律允许的范围，土地兼并导致大地主产业的不断扩张和庄园经济的繁荣。在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的支持下，为了继承家族，贵族家族开始通过文化教育来保护自己现有的利益，东汉有专门研究经学的家族。
魏晋时期，门阀政治基本确立。汉代以后，曹丕为笼络世家大族，采用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方法，政治资源进一步集中在世家大族的手中。三国以来，几乎所有的新政权都是在贵族家庭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他们依靠家族的名声，与当朝官员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如同魏晋时期，士与家族的关系如此密切，在世家大族各方面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名门望族文化。魏晋时期，世家在政治、经济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而家族文化则是魏晋社会文化的表现。
透过世家大族文化定位，我们可以窥见受家庭文化影响的士人们的精神世界。东汉以后，学术文化的重心不在国家的政治中心，而是分散在各都大邑，地方世家大族是文化的基础，实际上，魏晋时期的家族精神是一种文化现象，家庭文化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言行上。
从表面上看，家族门户的自尊是门阀制度下贵族群体之间的攀比，然而，这种行为使士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一个小群体，开始关注自己的价值，这也是魏晋时期士人关注自我和标榜自我的根源。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家族成员和门生故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最终，家族的利益甚至超过了国家的利益，对家族的忠诚也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当一个国家的权力被世家大族控制时，统治必然会风雨飘摇。
所以魏晋政权更迭频繁，魏晋政治斗争基本上是世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斗争，比如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实际上是两个宗族之间的争斗。
汉末魏晋时期虽是动荡的时期，但在精神史上却是极其自由和解放的，在社会动荡时期，虽然没有统一的伦理规范，但似乎更为活跃，更容易产生新的思想。
儒、释、道三教融合，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魏晋士人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对道教和佛教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但骨子里仍然有着坚定的儒家信仰，否则，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表现出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会发出无限的悲叹，晋室南迁后，北方的贵族文人常聚集在新亭，他们总是为家国的遭遇而哀愁。
在这样一个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人们意识到生命是短暂的，生活是自由的，但它总是被束缚着，如果说魏晋士人身上有枷锁，那无疑是“名教”的枷锁，学者们对政治现状不满，但又想在动荡的时代保护自己，所以这是张扬个性、放纵荒诞成了最好的发泄。
他们鲁莽行事，不在意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想选择一种新颖的方式来确认自己存在的意义。
身处乱世，他们必须面对很多痛苦，并及时获得乐趣。纵情山水，已成为文人消弭痛苦的一种手段，魏晋士人发现了自己的本质和表现，风景不仅是精神上的，而且是情感上的，当他们在风景中，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烦恼，得到了心灵的平静。
魏晋士人看似自由奔放，不遵循儒家礼节，内心却在官位与隐逸问题上苦苦挣扎，他们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文人，他们都渴望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愿望。
他们选择了独善其身，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稳定的政治氛围，没有机会取得巨大成就，无论是在朝堂上还是在隐居中，内心都无法平静，都承受着无法形容的苦闷。
从魏晋，从永嘉之乱到东晋偏安，许多士人看透了社会的动荡和黑暗，他们的内心从政治的焦虑中变得淡漠，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冲淡了士人心中的伤感，却从未真正将他们从痛苦中解放出来。
可见魏晋士人一生都在“魏阙”与“江湖”之间艰难抉择，即使是在江湖上，他们也有魏阙的想法，但此时，魏阙却无法实现他们对名利的追求，这也是他们痛苦的根源。
那些真正能被称为“风流”的人可能远离了苦闷，像陶渊明一样那样，在儒家理想和桃园世界里，仍然在追求清明盛世，在此后漫长的隐逸生活中，陶渊明表现出对世事的漠视和对隐逸生活的满足，但在对现实失去信心后，这也只是陶渊明的自我安慰罢了。
被誉为魏晋代表人物的竹林七贤，也未能忘记尘事，嵇康对统治者及其所处社会的尖锐讽刺，正是因为他无法忘记心中真正的儒家宗教，临终前，他创作了一首《广陵散》，自然而优雅，他用儒家礼节完全规范儿子的行为，正是他内心深处儒家信仰无处施展的悲凉的体现。
魏晋时期，门阀政治的兴起，为士家大族文化的成长提供了充分的滋养，为士人的精神和财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然而，魏晋时期毕竟是动荡的。为了维护暂时的和平，普及避世思想，服药饮酒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儒家士人理想从修身治国平天下向“修身”转变，他们在觉醒自我意识后，及时张扬自己的个性，尽情享受，这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珍视。
只有经历更多的起伏，魏晋时期，社会风云变幻，士人无法实现心中的理想，他们只能用饮酒放松自己的心，沉迷于风景。正是因为他们内心的压抑，他们才有了一种新的宣传方式，这就是“魏晋风范”，无论是官吏还是隐士，他们总是要在“魏阙”和“江湖”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心中有儒家的信仰，但在困难时期却无能为力，这是他们痛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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