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过程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随着一个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呈现出周期性的巨大波动，形成比较典型的波浪式曲线。从夏代起，中国约4000年的人口变动曲线上最突出的波峰有以下几个：战国时代达到3200万人，这是封建制萌芽期的代表；西汉后期达到6500万人，标志着封建制逐渐走向成熟；唐、宋两代的峰值达到8000万～1亿人，这时封建制已充分发展；明、清两代分别攀上1.4亿和4.4亿的新高峰，实际上已经逼近当时生产方式下中国土地承载人口的极限。在变动曲线上有一个最引人注意的波谷：东汉末年至三国之初，人口减幅高达65%，实为空前绝后。
其时，曾经人烟辐辏、商贾云集、市肆密布、弦歌绕梁的繁华帝都洛阳变成了瓦砾遍地、衰草萋萋的废墟。公元3世纪初，曹操在途经洛阳的时候，回忆起曾经“张袂成荫，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的繁华景象，悲痛地写下了《蒿里行》这一名作：“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曾经的帝都衰败如此，中原大地可想而知了。兵连祸结、战乱不息固然是造成国势倾颓、生灵凋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从一些记载中，我们也看到大瘟疫的影子一直游荡在空中。在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便有不甘寂寞的人默默吟哦“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研读这段历史，可知瘟疫引发了“张角之乱”，“张角之乱”引发了军阀控弦引弓，蓄势待发。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身上有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后汉书》中记载道：“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位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帅。”
《三国演义》中据此记载：“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张角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角有徒弟五百余人，云游四方，皆能书符念咒。次后徒众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称为将军；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了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的十次大瘟疫，即119年会稽大疫，125年京都大疫，151年京都大疫，九江、庐江大疫，161年大疫，171年大疫，173年大疫，179年大疫，182年大疫，185年大疫，217年大疫。这十次瘟疫其中有5次集中在灵帝在位的15年间，也正是张角之乱前夕，民不聊生的时候。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来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的张仲景“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解脱人民疾苦，“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他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我的家族人多，从前有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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