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魏延之间并没有个人恩怨，但“诸葛一生惟谨慎”，就是评价诸葛亮这个人一生行事是非常谨慎的。而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却充满了“军事冒险主义”的倾向，所以从个人性格出发，诸葛亮和魏延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成了蜀国的掌舵者，作为蜀国丞相，诸葛更多考虑的是蜀国政权的延续问题，这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有的性格，形势并不允许他做出“出兵北伐，过一把瘾就死”的冒险政策。
因此在历史上，他一生虽然“六出祁山”，没有大胜，但也没有大败，就算是战争受挫，诸葛每一次都能有惊无险地徐徐退兵，这就是他的谨慎。
而作为大将的魏延，因为所在的层次不同，他就可以定下“子午谷奇谋”，率兵突袭长安城的计策，这就是掌舵者与方面大将的境界的不同了，但这也没有什么好批判的地方。
因为不管“子午谷奇谋”成功与否，魏延是一个将军，他也不可能“越俎代庖”去做诸葛丞相该做的事，而诸葛亮作为蜀国丞相，也不允许他站在一个大将的位置去思考问题。
并且在历史上，诸葛亮“六出祁山”也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要知知道，战争都是为政治来服务的。“北伐”其实是一件大法宝，是一种名义，是一种“整合国家内部力量”的名义。
在历史上，利用“北伐”来达到个人目的的君主，比比皆是！这里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汉武帝的“北伐匈奴”。
汉武帝继位之后，他心心念念地想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为此，他也是祭出了“北伐”这个大法宝，他不仅放弃了西汉一百多年以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而且还用卫青、霍去病两位外戚来把控军权；用桑宏羊来整顿国家经济；用汤固来掌控内廷，把控司法大权。
就这样，北伐战争结束以后，汉武帝不仅成功地击败了匈奴，还把控住了军权、政权、财权、司法权，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达到了皇权至高无上的目的。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对外战争，既可以用来打击外敌，开疆拓土，对内也能起到“整合内部”的集权目的。
那么诸葛亮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呢？其实是有的。
刘备死了之后，蜀国内部势力也是杂乱无章，不仅有刘备留下的班底“荆州系”，也有刘璋父子留下的“东州系”，还有原来本来就存在的“本土系”。如果蜀国就此偏安一方，那么不用曹魏来攻打，蜀国内部的各个势力就会斗得你死我活，这就是“亡国之相”。
因此，想要解决这一股矛盾，就必须把它向外释放，这就是“内部矛盾，外部解决”的说法了。我们想一想“南宋王朝的灭亡”，也就知道了，南宋自己不作为，结果主战派与主和派斗得你死我活，“岳飞之死”就是两派斗争的高潮之一。
我们来看一段史料，见于《三国志·李严传》：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刘备死后，诸葛亮与李严共为托孤大臣，诸葛亮掌政，李严统内外军事。也就是说军权是在李严的手里的，但诸葛亮祭出“北伐战争”之后，军权却静悄悄地移到了诸葛亮的手中。
诸葛亮不仅掌握了军政大权，并且还“依法治蜀”，这说明了诸葛亮也把控住了蜀国的司法大权，并且蜀国的一切财政都是围绕着“北伐战争”运行的，这也说明了，蜀国的财权也被诸葛亮把控住了。
军、政、财、司法大权，都集中于诸葛亮的身上，诸葛成了蜀国的“曹操”，李严也被诸葛下野，而后主刘禅也真真正正的做到了“政由葛氏，祭由寡人”，成了孤家寡人。
但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诸葛亮掌握了如此大权之后，却不是用来作威作福用的，而是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北伐理想——克复中原，还于旧都。
因此，诸葛亮的“北伐中原”和魏延的“子午谷奇谋”，真的不在一个层面上，前者是具有政治目的的，而后者只是一次冒险的“军事规划”罢了。
因此，一生惟谨慎的诸葛，绝对不允许魏延这种“过一把瘾就死”的人掌握军权，所以魏延也得不到诸葛的喜欢和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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