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在《罪己诏》前，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导致文景之治所留下的充盈国库空虚，中央财政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针对这一情况，为了补充中央收入，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而具体操盘执行的，是一个叫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的商人之子。
在后世，桑弘羊是一个评价极端两极化的人物，有人赞之为“兴利之臣”，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理财大师，也有人斥之为“乱国酷吏”，连提到他的名字都会口臭三日。
桑弘羊（上图）出生于洛阳城里的一个商人家庭，自幼善于心算，是一个算术天才。他13岁时靠“入粟补官”的办法，进皇宫充当侍卫，此后60多年间，一直身处内廷之中，从未须臾离开，几乎参与了汉武帝时期的所有经济决策。
对汉帝国的产业改革，桑弘羊从利益最为丰厚的地方切割下去，于是，三个最重要的制造业，铸钱、煮盐和冶铁相继被国营化。
除了控制住最为关键的盐铁产业之外，桑弘羊还创造性地对另外一个高盈利性产业——流通产业进行了国有化改造，其手段有二：一曰“均输”，就是统购统销；一曰“平准”，就是物价管制。
根据汉律，郡国都必须向朝廷贡纳当地的土特产，由于交通不便，这些贡品的运输成本很高，而且采购、保存十分繁杂，甚至存在各地商贾乘机哄抬物价的情况。桑弘羊就提出了均输的办法，规定所有贡品均按照当地市价，由政府统一采购，然后由官办的运输机构再运往其他不出产此类物品的地区高价出售。
在大力推广均输法的同时，桑弘羊配套采取了一项新的物价管理措施，是为平准法。就是由国家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成为中央政府控制市场、从流通领域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
平准要靠均输来提供货源，均输而得的商品要通过平准在市场出售。这一制度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大增，连司马迁也不得不给出一个著名的评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老百姓没有增加交税，而财政则变得无比充沛。
均输与平准的推行，同时起到了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把民间流通商人及官僚、贵族的经商途径几乎完全堵死。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主力再次决战，与此同时，山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在军费大增和紧急救灾的双重压力下，桑弘羊向汉武帝建议，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是为“算缗”。“算缗令”相当于向非农业的工商从业者抽取百分之十的财产税，收取“算缗”需要工商从业者呈报自己的所有财产，有产者大多不愿主动申报。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颁布“告缗令”，就是鼓励举报不申报自己真实财产的中产阶级者，按规定，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告缗令”等同于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行为，几乎所有的中产以上的家庭全数被举报，时任大农令的颜异也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最后以“腹诽”的罪名被处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表情不驯而被处死的案例。
举报运动持续了三年，全国中产阶级全数破产，而国库大饱。这场运动导致的后果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道：“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民众喜欢偷窃，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要不然，家里留任何资产都会被没收。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桑弘羊还奏请武帝，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政策，对酿酒业实行国营垄断。从此之后，酒榷与盐铁业并列称为“三业”，成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历代延续，从未中断。
二、
在朝廷内外，桑弘羊的政策还是遇到了众多的反对者，其中尤为激烈的，包括当时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
汉武帝对财富嗜血般的追求是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支配下的，到他晚年，各项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后遗症，民生贫乏，怨声载道，“天下困弊，盗贼群起”，几乎要重蹈秦始皇的覆辙。
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不得不颁布《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做出的行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有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还提出，“当务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减少赋税徭役，回复重视农耕和畜牧的政策，减少军备开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
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两年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郁郁而终。临终前，他将桑弘羊提拔为御史大夫，与霍光等并列为四大托孤大臣之一。然而，随着武帝的去世，桑弘羊的政治生命很快就走到了终点。
三、
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另一方是一群儒生，一个叫桓宽的人如实地记录了这次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
盐铁会议其实是大将军霍光为了清洗桑弘羊，利用朝廷到民间对国营化政策的反对情绪，专设的局。
在这场大辩论中，桑弘羊明显处于被攻击的守势，桓宽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种种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应”“缪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不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显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样。他前后发言130多次，均是为专营政策做顽强的辩护，这也成为后世研究桑弘羊经济思想最生动和宝贵的原始资料。
在桑弘羊看来，群儒只能提出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出有创见的建设性意见。他认为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为了表示自己与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们的观念对立，桑弘羊在100多次的回应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仁义”二字。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又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与西方相比，欧洲直到15世纪之后才出现类似的重商主义思潮。
经典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但是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非常可笑。其实，历代统治者早已隐约发现了其中的软肋，故有治国需“霸王道相杂”的体会，后世中国出现“表儒内法”的状态，与儒家在经济思想上的贫乏与虚弱是分不开的。
盐铁论会后，霍光虽然鼓动儒生抨击国营政策，但他也只是象征性地取消了酒类专营，并没有全部废止桑弘羊的政策。尽管如此，霍光还是没有放过桑弘羊。
在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80年，霍光以参与谋反的罪名抓捕了75岁的桑弘羊，并处以灭族的酷刑，一代理财大师以最血腥的方式谢幕。
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后世所有认同桑弘羊的人几乎都是财经事务的实际执行者，比如曹操、王安石等；而反对桑弘羊的则往往是在野的知识分子，如扬雄、白居易、苏轼等。
桑弘羊虽然以悲剧结束了生命，但他的名字却成了一个后世争论不断的幽灵，形成一个“乱世思弘羊”的规律，大凡世道不平，需要用钱的地方总是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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