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俘小正龙三郎生前接受日媒采访时说:“（去西伯利亚）一路之上没少死人，到战俘营第一天晚上就有100多人被冻死，身上的衣服立即被人扒走穿，尸体被整齐堆垛起来，成为烧锅炉用的'柴火’”…

面对采访小正龙三郎缓缓展开了自己的回忆:我当时是在满洲国“新京”（长春），担任关东军司令部的警卫兵，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发动了极其猛烈的进攻，不久就兵临新京城下，留守的士兵们都被强令抱着手榴弹“玉碎”去炸苏军的坦克战车，结果极其悲催。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士兵不愿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就偷偷藏了起来，到了14日那天，突然接到停战命令，所有日本士兵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了。

我们不想做苏军的俘虏，想抢一些值钱的东西，然后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就在去金库抢金子时，却落入了苏军手里，原来精明的苏联人早已占领了金库。

于是我们变成了俘虏，关在阴暗潮湿的战俘营里，受尽欺辱，苏联士兵对我们说打就打，动辄扇耳光，尤其哥萨克人还以比试刀法的名义砍死了不少被迫应战的日军俘虏。

不久之后我们被押赴西伯利亚做苦力，在又闷又挤的铁皮罐车里，呕吐物和便溺到处都是，连牲口圈都不如。

到站下车透时又遭到当地老百姓的“洗劫”，尽管上车时苏军士兵已经把值钱的东西早都搜走了，但剩下的东西比如一支钢笔、一个记录本老百姓也抢走了，有的军官甚至连裤子都被扒走，只有极少数人用“直肠”忍着剧痛保留了一点贵重的物品，实在是“皇军”的羞耻。

押送路途上战俘死亡很多，本以为到战俘营后会好点，但到了挪波比克斯战俘营的第一天晚上，就有100多人被冻死，西伯利亚太冷了，战俘身着单衣又住在不保暖的简易棚子里，那些死掉的人身上的衣服立刻就被人扒走接着穿。

死尸不需要也不可能埋掉（冻土无法开挖），而是被整整齐齐地堆放起来，成为烧锅炉用的“柴火”，看到这个场景，战俘营里的所有人都很害怕，想要竭尽全力让自己存活下来，因为谁也不想变成“柴火”。

战俘营里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德国人，平日大家在一起伐木、修路，但不允许互相交流，如果被苏军看守发现上前就打，不仅如此，德国战俘还瞧不起日本战俘，不知道哪里来的高傲让他们对日俘充满了怨恨和歧视，经常一言不合就和我们打架。

饥饿始终困扰着战俘营里的每一个人，有时候苏军为寻开心就故意把吃剩下的骨头丢过来，数不清的战俘就会为争夺那块啃得没了肉的骨头而殴斗，就连昔日最要好的朋友，也会因此拳脚相向。

有时苏军看守会组织战俘营进行“联欢”，说是联欢，可除了苏军看守没人真的高兴，只不过是苏军拿日俘取乐罢了，但即便这样，大家也争先恐后地踊跃上台表演拙劣、下贱的“节目”，以博得苏军一乐——因为表演者会得到一碗可怜的“稀粥”作为奖赏。

@历史看历史 口述这些亲身经历的小正龙三郎在几年之后幸运的回到日本，当初和他一起参军被俘后去西伯利亚的伙伴，都永远留在了冰天雪地的异国，他的这些口述被收录在《西伯利亚的日本战俘》一书中，他本人则于2011年87岁时死去。

幸存日俘对于西伯利亚战俘生活的记录文章很多，但很多都是对于他们自身“痛苦”感受的回忆，却鲜见能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受到“非人”对待的语句，这里面其实很微妙地反映出日军对待二战的态度。

他们说苏军对待自己很残酷，但对于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恶却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其实他们形容的所谓“噩梦和魔鬼”般的经历，相比所作之恶已经是很优待和宽容的了，但从回忆录里却丝毫感觉不到他们清楚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于日军，他们绝对服从尊重上级却又动辄对下级大扇耳光惩罚，他们喜爱烂漫的樱花热爱生活却又动不动“剖腹自杀”，他们对自己人和强者彬彬有礼却又对异族和弱者残暴到令人发指，他们倔强顽强不屈却又对强者特别是征服者似乎发自内心的恭顺……，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其实有着内在的性格和文化逻辑。

美国人本尼迪克特1946年写的一本书《菊与刀》，相当深刻地从人类文化学角度，分析了日本人特别是二战中日军的种种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读后觉得很有道理。

在日本的文化里，有这样几个显著特征:“耻感文化”、“负恩逻辑”以及“倔强而驯服”等性格特征，这种耻感文化认为以适当的方式自尽可以洗刷污名获得好名声，所以日军失败时经常剖腹。

日军非常勇敢倔强顽强，但在遇到更强大的征服者时又会非常驯服。

而负恩逻辑则是，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负债者”，这种债来自父母、皇恩以及其他人的恩惠，所以他们的服从意识非常强，在战争中就表现为对上级和天皇的无限、无条件服从。

在这种逻辑下，就比较容易理解日军在二战中特别是在中国为什么能做出罄竹难书、令人发指的滔天罪恶了——天皇要“布国威于四方”，所有人都身负皇恩，为了天皇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报恩行为，而且内心完全不存在负罪感，而这一点才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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