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封建王朝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人口迅速增长，商品经济空前的繁荣，频繁的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进入城市，客观上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人地矛盾凸显，住房难的问题一直困扰宋朝，由于宋朝冗官现象严重，官员的住房难问题甚至远超一般民众，在这种困境下，宋朝的官员到底是怎样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的？
宋代官员解决住房问题最光荣的方式就是皇帝的赐宅和赐第。在宋朝，能够享有被赐宅这种荣耀的主要有五个群体：王朝宗室、后妃本家（即外戚）、大臣、宦官、归顺者，并且在这几个群体中，也只有少部分人才能获此殊荣。在宋代冗官现象严重的背景下，能够脱颖而出获得青睐的官员更是少之又少。据统计，自宋太宗到宋理宗的9代皇帝中，获得皇帝赐宅的文臣武将共计仅为49人，平均每朝不到6人，但每朝官员基数为几万人，其难度可见一斑。宋代受到赐宅的官员中，最出名的有三人，一是北宋徽宗朝的高俅、蔡京，一是南宋高宗朝的秦桧。两个人虽然都不是忠义贤良之辈，但因擅长讨好皇帝，颇受宠爱，能够得到赐宅的尊荣。
以赐宅一类方式获得的住房，普遍存在一个——宽敞华丽。以王黼的赐宅为例，《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中它“宏丽壮伟，周围数里，正厅以青铜瓦覆盖，后堂起有高堂大阁。”宋徽宗在亲自参观王黼的宅院后，也不由的感叹其华丽程度堪比皇宫，生活在其中必然快活无比。无独有偶，陆游也在自己的书中记载“蔡京赐第，宏敞过甚。“蔡京赐第，有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由此可以看出，宋朝所赐的宅院，基本都造价不菲，能够在满足被赐官员基本生活外，提供更逍遥的高级享受。
宋代官员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小众形式是依靠他人的赠房，当然，这种赠房就存在很多形式。或是友人亲朋接济，出资为官员买下住所；或是有官员徇私枉法，与私人勾结进行不法的事情，而私人以赠房为报答。
譬如宋朝邵尧夫，生活穷困潦倒，居无定所，他的官员朋友和弟子终于看不过眼，联合好些人为他筹资买了一套房子，让他成为了有房一族。可见，接受赠房也是宋代官员解决住宿的一种形式，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毕竟也算不上光荣的事情。
借住房屋在宋朝也是比较常见的。宋朝的官员借住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借住友人的房屋；二是借住寺庙。
以陆游的祖父为例，他曾向王安石学习，是北宋末年的名臣之一，官位甚至到达过副宰相。正是这样一位名臣，元祐年间，他回家守制，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借住在附近的寺庙当中，直至退休才存够钱买了一块地皮，但囊中已然羞涩，没能建成房子。再如苏轼，因乌台诗案等一系列事情被贬到黄州，由于犯官身份无法住官舍，只能借住山间旧寺定慧院，后由于其他原因又不得不借住到长江岸边的一个水驿临皋亭。
除了借住寺庙，借住友人家中的官员也不少。宋初的张锡，没有儿子，宰相范质以对待兄长的礼仪去侍奉他，甚至直接把他安排进一个大院子，而张锡认为执政的家里不能久住，于是又“往依乡人邓州观察判官黄保绪”。
苏轼在黄州
宋朝的官员看起来还是比较豁达的，自己没房子，可以快快乐乐的住到友人家中；实在无地可住，也可以通过寺庙解决住宿问题。
无法享受恩赐的官员也可以选择住在政府提供的宿舍，在宋朝时，这些公共宿舍被称为廨舍。宋初时，廨和舍还是分开的，廨是官员的办公场所，舍才是居住的地方；后为了方便官员办公，两者合一出现廨舍，集办公生活一体化。
由于宋代职业官僚制度的成熟，官员流动性较强，廨舍是不少官员居住的首选。在神宗以前，京官基本上都是散落居住，到神宗时，为了方便官员办公，为宰执等少数官员修建了官廨。但大多数京官依旧过着悲催的生活，没有公家宿舍可住，需要自己出钱解决住房问题。相较之下，地方官员就好很多，宋代地方官员的廨舍主要继承了唐朝和五代时的官廨，已经较为齐全，缺少廨舍的地方较少；此外，地方官员可以征调当地百姓建造、维修廨舍。
总的来说，京官虽然表面风光，但在居住上面的压力比地方官员要大很多，加上都城经济高度繁荣，每日为居住的支出也是一笔巨资。不过廨舍作为公家所有，官员只具有使用权，一旦调离他处，还得另想办法。
如果既没有廨舍可住，也没有皇帝赏赐的府邸，会有一部分官员选择建房或买房。而地方官员大多有公共宿舍可以使用，流动性很强，因此买房的大多数是京官。
但是在宋代都城买房绝对不是一件易事，先看一下有关房价的数据：宋朝执政大臣陈洪进在都城买了一套房子，花费超万贯；太平兴 国年间 , 楚昭辅拜枢密使, “帝嘉其意, 赐白金万两,令别市第” , “ 太宗赐钦作白金五千,令市宅。”可见，在京都，稍微气派的宅子耗资就需上万贯，即便是稍微一般的，恐怕也得七八千贯。而宰相的工资大概是一月400贯左右，往下的官员，大概就从300多贯到一百余贯不等。这或许不能说明宋朝买房压力之大，但再看看宋朝的生活水平，仁宗时期，一斗麦可以达到五六十文，一个过得去的厨师，一月工资可从十贯到上百贯，去看一次李师师，几十贯钱就没了，如此高的消费水平，再和房价结合，不难想象买房之艰难，更何况宋代买卖房产还需要交15%左右的税。
那建房如何？据包伟民先生研究，北宋开封的人口密度大约为 12000-13000 人/平方公里”，南宋淳祐年间临安府城区內人口密度达到 23200 人/平方公里，到咸淳年间，甚至可能达到 3万人/平方公里。这么高的人口密度，找地、买地已是难事，加上物料成本、人工成本，花费不见得比买房更低。
所以，买房、建房可以说是宋朝官员最难实现的解决住房的方式，不少官员甚至直接形成了不置房产的观念，其中多少有些无奈。
租房是宋朝官员最常见的居住方式，朱熹曾经说过：“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可见，宋朝自宰相到百官，大量官员都以租房为生。实际上，古人安土重迁的观念比现代人要重很多，如此多租房为家的官员和宋朝的特殊背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宋代在地方官管理上重视轮换，每到一定年限，官员就要进行流动，以此防止地方官形成势力，这就导致地方官很难有在某地安家的可能；而京官大多缺乏公共宿舍，而京都房价的压力促使他们不得不选择租住的方式。 其次，宋代房屋租赁相当成熟，公共廉租房的福利已经大规模开展，官员可以凭借即优惠的价格（大概每天十多文）的价格租住公房，即便想居住更好的房子，也可以从私人手中租赁；最后，宋朝对于租住房屋的官员还时常发放租房补贴，例如熙宁八年,“ 增置司农寺垂一员,与主簿通为二员,从同判吕惠卿请也。寻诏寺皿月添支钱十一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选人十千无舍者月给宅钱五千。” 可见，宋朝政府对官员住房难、租房贵的问题已经给出一些补贴。
宋朝私人出租房屋
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宋代官员渐渐爱上租房的日子，实惠且自由，还能有丰富的补贴，何乐而不为？
由于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整个社会都出现很多奇特的现象，例如五花八门的官员住房方式。这些奇特的现象也正是宋朝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标志，它们体现出宋朝无与伦比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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