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最著名的贤臣有张九龄，最亮丽的诗星有李太白。每每有人向推荐朝廷人才，玄宗都会垂问道：“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但这不等于说君臣之间从无分歧。
当张九龄上奏：“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李隆基断然驳回：“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绝非毫无来由。这要放在李世民，安禄山必死无疑。但李隆基不是李世民。打天下的李世民有铁石心肠，治天下的李隆基乃性情中人，一颗悲悯之心柔软得几近后来的南唐后主李重光。更何况张九龄又很不明智地例举孙武斩宫嫔的典故。就算李隆基不联想到杨贵妃头上，也会伤到他那颗面对女人时的柔软之心。好在张九龄毕竟是玄宗爱卿，不会惹出龙颜大怒。
在中国历史上，贤臣通常是幸逢了明主才得以成立。诸葛亮再能干，也得碰上刘备才能施展。故而张九龄言：“人之所以为贵，以其有信有礼；国之所以能强，亦云惟佳信与义”；不知就里。王朝国家，得碰上明君才撞上好运，与信义无关。倘若唐明皇与刘阿斗一样，能有开元盛世么？就算李世民在李隆基的位置上，也未必能够治国昌盛如彼。张九龄的政治成就，与其说是识破安禄山，不如说是开凿大庾岭，修通梅关古道，从而使他的另一句名言“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有了点实际的意味。中国历史上的文官政治是颇有文明内涵的，只是中国文人为政都习惯于言义不言利，张九龄也未能免俗。但又因为如此重义轻利，才能得到后世儒生仰慕，也为同时代的杜甫盛赞如斯：“相国生南纪，金璞无留矿。仙鹤下人间，独立霜毛整。”（《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倘若张九龄言利不言义，杜甫会说“仙鹤下人间”么？
如此的言义习惯，构成了张九龄的诗歌特色，下意识地表白如何洁身自好。哪怕再是“白云愁不见，沧海飞无翼”；才要“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所以就有了《在郡怀秋》中的“臣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五十而无闻，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饰，直道如不羁。未得操割效，忽复寒暑移。”最后的结句，道破真谛：“兰艾若不分，安用馨香为”。一言以蔽之，操守比成就更为重要。可见，哪怕有本事出仕入相如张九龄者，在诗歌里也得优先强调道德操守。因此，张九龄的诗歌之美，美在高洁，以《望月怀远》最为经典。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美得一尘不染，美得十分矜持。但就诗歌而言，总觉得缺了什么。这样的缺失，得比较一下李白的狂野，方知缘由。先看张九龄的《湖口望庐山瀑布泉》：
万丈洪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
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好，现在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来了。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一者是“奔流下杂树”，一者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一者是“洒落出重云”，一者是“疑是银河落九天”。交趾少年虽然也向往宫阙楼台，但毕竟了无儒生的为官心态，所以能够在诗歌里心无旁鹜，飞流直下。诗歌的审美境界，就是这么区分出来的。
二0一六年二月初写于纽约
首发于二0一六年七月十三日《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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