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记《容斋随笔》载：昔之守令不市陶器，父老所传，仅二人焉。
我曾经记得《容斋随笔》一书中说，过去在这里当官的人不利用权势搞瓷器买卖的，据当地父老所说，只有两个人。
《容斋随笔》：南宋洪迈（1123～1202）著的史料笔记，被历史学家公认为研究宋代历史必读之书。
呜呼！何辽绝耶？《容斋》所记，可以尽信否耶？何今未有继也！
啊，怎么会这么少呢？《容斋》所记可靠吗？为什么今天不再有这种清官了呢？
又闻镇之巨商，今不如意者十八九，官之利羡乃有倍簁[xǐ]之亏。
我又听说，现在镇上的商人十中有八九人是很不如意的，官府过去能上交利润，而今天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亏空到一倍乃至五倍。
时耶？
难道这是时运吗？
南宋 龙泉窑粉青釉双鱼盘 观复博物馆藏
山川脉络不能静于焚毁之余，而土风日以荡耶，
自然资源的破坏，幼小的树木不能生长，使河山都不得安宁。
窑烧这件工作在南方由于多用柴火为薪，耗费木材非常多，所以有“一里窑，五里焦”之说，景德镇为了长远的发展，对于柴山的保护和利用是有一些不成文的、与大自然的“契约”，但到了作者之时代，这种风气被破坏了，柴山砍伐殆尽，大有竭泽而渔之势。
”一里窑，五里焦”之谚语其龟鉴矣！
人们应该从“一里窑，五里焦”的谚语中吸取教训！
光看这六个字，其实很难体会到“焦”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用数字说话，瓷器发展的最高峰清朝在景德镇一地的年产量高达6000万件以上，若“一个中型的碗盘重0.5公斤”，6000万件约3000万公斤，烧制一个重0.5公斤的中型碗盘需要“消耗松柴1.2公斤”，则3000万公斤的瓷器需要松柴7200万公斤。而一棵中龄的松树约重200公斤左右，则7200万公斤需要砍伐36万棵树，而这个数字仅仅是年消耗量。
南宋 龙泉窑青釉乳钉纹模印双虎耳三足炉 观复博物馆藏
或者谓：”博易之务废矣，窑巡之职罢矣，今之不可复古矣。”
有人说，瓷窑博易务这个机构已经被废除了，巡视瓷窑的官员也已经被撤销，如今已不可能恢复到过去那样的繁荣了。
博易务，神宗元丰五年（1082），置景德镇瓷窑博易务。博易务有两重功能，一是对景德镇瓷器实行国家专卖法，简单说，就是以低价买入本地瓷器，再以高价卖给外地客商，中间的利润部分上交国库。二是实行对行业的专项税制，从产供销各个方面加强征税管理。
那么为什么文中提到的博易务已经被废除了呢？这和我们熟悉的王安石“熙宁变法”有关，设置博易务的提出者叫余尧臣，是变法的支持者，神宗批准了他的提案，并委派他为博易务的窑巡，但是遭到了以苏东坡为代表的旧守派的反对，所以在四年之后，也就是在神宗去世后的元丰八年，这个机构就和“熙宁变法”一起被“消失”了。
这个博易务收的税种有在前文中提到的“瓷课”：窑之长短...兴烧之际，按籍纳金。有“附加税”：宪之头子，泉之率兮、统治之供给...。还有“白土课”，针对作为陶瓷原料的“白土”收税，以及针对瓷器买卖所收的“过税”“住税”等。种种名目的”加持“，无非是因为当时瓷器交易量巨大，可从税中多得利也。
南宋 龙泉窑官釉长颈瓶 观复博物馆藏
然河滨之陶，昔人为盛德所盛，故器不苦窳[yǔ]。
可是，古代帝舜在河滨制陶器的时候，无以上官员的管理，却也能制作出精美的陶器，老百姓很感激他的恩典。
《史记·五帝本纪》有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河滨之陶意为舜亲自在河边烧造陶器。陶瓷有土硎之德，舜就是第一个烧造出完美陶器的人，古人一向认其为正统。
我们看清宫旧藏特别是乾隆对于瓷器“事无巨细”的态度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对古瓷和新瓷的修复有种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古瓷如宋瓷不可以有表面的修复痕迹，而其它瓷器则可以有明显的锔钉存在，纠其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乾隆皇帝自诩为帝舜的“河滨遗范”的正统，从而对古瓷进行几近完美的修复。
南宋 龙泉窑官釉带鋬杯 观复博物馆藏
庸讵知今日董陶之器，不可以复古耶？是又非予所得而知也。
怎么能说，没有了专职的瓷窑官，景德镇的瓷业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繁荣呢？这个观点我是不能理解的。
魔宝说：
读《陶记》这样的古文，虽然不长，但也不易读，但是如能坚持下来，会有很多收获。作者蒋祈这位古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南宋--是如何理解瓷器这个产业、宋代特别是南宋人的瓷器喜好，官府的税收、制度、民生等等，其中一些信息显然有别于今天的信息迭代，但不妨碍我们体会作者对于时势的记录和品评。
当今陶瓷文献，瀚如星辰，记录陶瓷的古文，并不多，但无前，则难后继，管它”前浪后浪“，惟学而已。
参考资料
《试析宋代景德镇瓷业税制的特点》邹真华等
《从景德镇看明清江南瓷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崔元元
蒋祈《陶记》校注 白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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