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记《容斋随笔》载:昔之守令不市陶器,父老所传,仅二人焉。
我曾经记得《容斋随笔》一书中说,过去在这里当官的人不利用权势搞瓷器买卖的,据当地父老所说,只有两个人。
《容斋随笔》:南宋洪迈(1123~1202)著的史料笔记,被历史学家公认为研究宋代历史必读之书。
呜呼!何辽绝耶?《容斋》所记,可以尽信否耶?何今未有继也!
啊,怎么会这么少呢?《容斋》所记可靠吗?为什么今天不再有这种清官了呢?
又闻镇之巨商,今不如意者十八九,官之利羡乃有倍簁[xǐ]之亏。
我又听说,现在镇上的商人十中有八九人是很不如意的,官府过去能上交利润,而今天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亏空到一倍乃至五倍。
时耶?
难道这是时运吗?
南宋 龙泉窑粉青釉双鱼盘 观复博物馆藏
山川脉络不能静于焚毁之余,而土风日以荡耶,
自然资源的破坏,幼小的树木不能生长,使河山都不得安宁。
窑烧这件工作在南方由于多用柴火为薪,耗费木材非常多,所以有“一里窑,五里焦”之说,景德镇为了长远的发展,对于柴山的保护和利用是有一些不成文的、与大自然的“契约”,但到了作者之时代,这种风气被破坏了,柴山砍伐殆尽,大有竭泽而渔之势。
”一里窑,五里焦”之谚语其龟鉴矣!
人们应该从“一里窑,五里焦”的谚语中吸取教训!
光看这六个字,其实很难体会到“焦”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用数字说话,瓷器发展的最高峰清朝在景德镇一地的年产量高达6000万件以上,若“一个中型的碗盘重0.5公斤”,6000万件约3000万公斤,烧制一个重0.5公斤的中型碗盘需要“消耗松柴1.2公斤”,则3000万公斤的瓷器需要松柴7200万公斤。而一棵中龄的松树约重200公斤左右,则7200万公斤需要砍伐36万棵树,而这个数字仅仅是年消耗量。
南宋 龙泉窑青釉乳钉纹模印双虎耳三足炉 观复博物馆藏
或者谓:”博易之务废矣,窑巡之职罢矣,今之不可复古矣。”
有人说,瓷窑博易务这个机构已经被废除了,巡视瓷窑的官员也已经被撤销,如今已不可能恢复到过去那样的繁荣了。
博易务,神宗元丰五年(1082),置景德镇瓷窑博易务。博易务有两重功能,一是对景德镇瓷器实行国家专卖法,简单说,就是以低价买入本地瓷器,再以高价卖给外地客商,中间的利润部分上交国库。二是实行对行业的专项税制,从产供销各个方面加强征税管理。
那么为什么文中提到的博易务已经被废除了呢?这和我们熟悉的王安石“熙宁变法”有关,设置博易务的提出者叫余尧臣,是变法的支持者,神宗批准了他的提案,并委派他为博易务的窑巡,但是遭到了以苏东坡为代表的旧守派的反对,所以在四年之后,也就是在神宗去世后的元丰八年,这个机构就和“熙宁变法”一起被“消失”了。
这个博易务收的税种有在前文中提到的“瓷课”:窑之长短...兴烧之际,按籍纳金。有“附加税”:宪之头子,泉之率兮、统治之供给...。还有“白土课”,针对作为陶瓷原料的“白土”收税,以及针对瓷器买卖所收的“过税”“住税”等。种种名目的”加持“,无非是因为当时瓷器交易量巨大,可从税中多得利也。
南宋 龙泉窑官釉长颈瓶 观复博物馆藏
然河滨之陶,昔人为盛德所盛,故器不苦窳[yǔ]。
可是,古代帝舜在河滨制陶器的时候,无以上官员的管理,却也能制作出精美的陶器,老百姓很感激他的恩典。
《史记·五帝本纪》有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河滨之陶意为舜亲自在河边烧造陶器。陶瓷有土硎之德,舜就是第一个烧造出完美陶器的人,古人一向认其为正统。
我们看清宫旧藏特别是乾隆对于瓷器“事无巨细”的态度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对古瓷和新瓷的修复有种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古瓷如宋瓷不可以有表面的修复痕迹,而其它瓷器则可以有明显的锔钉存在,纠其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乾隆皇帝自诩为帝舜的“河滨遗范”的正统,从而对古瓷进行几近完美的修复。
南宋 龙泉窑官釉带鋬杯 观复博物馆藏
庸讵知今日董陶之器,不可以复古耶?是又非予所得而知也。
怎么能说,没有了专职的瓷窑官,景德镇的瓷业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繁荣呢?这个观点我是不能理解的。
魔宝说:
读《陶记》这样的古文,虽然不长,但也不易读,但是如能坚持下来,会有很多收获。作者蒋祈这位古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南宋--是如何理解瓷器这个产业、宋代特别是南宋人的瓷器喜好,官府的税收、制度、民生等等,其中一些信息显然有别于今天的信息迭代,但不妨碍我们体会作者对于时势的记录和品评。
当今陶瓷文献,瀚如星辰,记录陶瓷的古文,并不多,但无前,则难后继,管它”前浪后浪“,惟学而已。
参考资料
《试析宋代景德镇瓷业税制的特点》邹真华等
《从景德镇看明清江南瓷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崔元元
蒋祈《陶记》校注 白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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