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序里提到了文字编辑方面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也是自己写作这些年来，发表和出版作品遇到的最多的问题。
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不断改进中诞生的，其实我从来都不抗拒文字的被指正、被修改。但是，修改的时候能不能先给我打个招呼？大家一起商量着改不好吗？
有好几次都是编辑招呼不打就哗地给改了。直到书出版了，印出来了，我才发现。
改就改吧，改得还不如我原来的。就更不能忍了。
比如，我家曾养过一条大狗，叫“琼瑶”。取这种名有逗乐的意思，没啥恶意。但编辑可能觉得冒犯了名人，就给改了。改名我不反对。随便改成“大黄”“阿黑”什么的都行啊。最后书印出来，居然给我改成了“穹遥”
还有一次，还是同一个编辑干的事。我的讲述里多次提到了两个专有名词，阴沟和阳沟。她可能以为是我的笔误，给统一成了“阴沟”。
书出版后，我发现了错误，希望她改回来，并详细说明了何为阴沟何为阳沟。还在文中一一标注出来。她满口答应会改。等到书再版，我一看，好家伙，还是没搞明白我的意义——她又把所有阴沟改成了阳沟。
我再次提示这个错误，又给解释了一下传统古镇的地下排水系统构造，并再一次附上原文，强调哪一处应为阴沟哪一处为阳沟。我真的以为我说的很明白了。
然而，直到合作期结束，都没能搞对过一次。
还有的改动突破了想象。
比如，我的原文是——
我妈说：“我们赶紧回吧，赛虎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众所周知，赛虎是我家小狗。养久了，和家庭成员一样。于是提到它时难免口吻亲密。
但编辑却觉得不妥，狗就是狗，又不是人。于是给改成——
我妈说：“我们赶紧回吧，赛虎一条狗在家我不放心。”
……
至于其它的各种可改可不改的改动，遇到的就更多了。
比如，把“羽绒衣”改为“羽绒服”。
再比如，把“在某人后面”改成“在某人身后”。。。
——有区别吗？有必要吗？
我曾强烈反对这种多余的修改。但被某个编辑毫不客气地怼回来：
“要是一点改动也没有，要我们这些编辑干什么？岂不白领老板的工资？”
——好嘛，乱改作者的文字原来是为了凹存在感。
对了，十多年前，我做过一段时间网络编辑，组新闻稿。那段时间被各类奇葩投稿者所折磨，记得还在博客里吐槽过一次。
真是风水轮流转。
我记得当时有几个来稿者，可能刚接触电脑，不太习惯操作，总是用六个句号代替省略号。每次用他们的稿子都得一一改过来。天天改天天改的，弄得我非常恼火。警告了好几次，说再不规范标点符号，就拒用他们的稿件。结果还是没用。
不但没用。。。。。。
连我也。。。。
过了这么多年都改不过来。。。。。。
。。。。。。。
我好希望我也能正面影响一下我的那些奇葩编辑啊。
扯远了，总之谢天谢地，遇到的大部分编辑还是靠谱的。经历的合作方多了，慢慢地就能遇到最最舒适的相处与沟通。稿件仍然会被质疑，仍然会有错漏和不当之处被指正。但这样的修改是合理的，锦上添花的。
总之满意现状。
前段时间阿勒泰的一个老同事联系到我，一上来就问我是否记得他。
他说他以前是组织部的，当时的我在宣传部，在一幢楼办公。那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一片茫然。
但他接着又说，有一次，他到我们单位进行干部考核。会议室坐满了人。轮到我述职时，我端着稿子认真地念啊念啊。
念到一半，突然“噗呲”一声笑出声来。。。。
——我终于有印象了。
那天，笑过之后没能及时打住，接下来一发而不可收。最后用稿子捂着脸笑得浑身发抖，停都停不下来。各位领导没办法，只好跟着一起笑。
然后想起了机关生活的那几年时光。
那时经常开会，学习各种文件精神。我最头疼的是谈心得体会。每次都缩在会议室的最角落，总是最后一个才轮到我发言。往往轮到我时时间就不够了，于是就不用发言了。
但是偶尔几次时间还够，我只好硬着头皮站出来，嗯嗯啊啊这个那个地开口了：
“我想说的，前面的同志都已经说过了。。。。”
也都能糊弄过去。
但是有一次，刚刚宣读完文件，领导就说：“大家先别急着发言，这一次让李娟先说，免得我们又把她想说的都说完了。”
。。。。
那段时光还是很难忘的。我这号人，虽然和机关生活格格不入，但当时的领导和同事都对我非常宽容，都很照顾我。有些同事领导后来还成为一生的朋友。
上面提到的那个让我第一个先发言的领导姓李。在写作上他一直对我很支持。《羊道》的那段经历就是他鼓励并促成的。后来我虽然辞职了，但《冬牧场》的创作他也给予过热切的支持。出发进入冬窝子之前，他还让电视台给我提供了一部超小型摄像机。可惜那部机器不能应对低温天气，基本无法使用。
当时还有个领导姓杨，是我的直接领导，平时对我各种嫌弃，但关键时刻非常护我。有一次外单位的跑到他那里告我小状。明明是他们自己把材料弄丢了，硬说是我没发放到位。那次我确实是被冤枉了，却没法自证，委屈得要哭。
当时这位领导很生气地驳斥他们：“你再不要胡说了！我们李娟是最仔细不过的人，她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义正词严。
事后他对我说：“说实话，说那种话我都心虚。。。。”
因为这种事确实很像我干的。
比如说，有一次他交给我一叠文件和一堆邮票，让我去邮局寄。结果我把邮票寄出去了，把文件带回来了。
幸亏当时邮局办事效率低，我第二天冲去邮局拦截，信还没发走呢。
我初到宣传部时，部长是一个女领导，气质温和。每天早上我负责打扫她的办公室。但是她有洁癖，实在无法接受我的手艺。往往等我打扫完后，她还要悄悄再重新打扫一遍。
有一次我刚打扫完，转身又给她送文件。一推门，看到她正在夯哧夯哧拖地板。
我没忍住脱口而出：“我已经拖过啦！”
她尴尬地看着我，没法回答。
我一看，桶里的水黑乎乎的。
很多年里，我工资都是全地委最低。逢年过节，她和办公室领导去看望我和我外婆，离开时走到门口，总要掏两百块钱给我。
在宣传部工作的四五年时光里，我缓慢完成了《我的阿勒泰》和《阿勒泰的角落》的初期创作。
最初，这两部作品本来打算做成一本书的。初定名《角落》。当时我和一个姓张的领导同一个宿舍，她是北京来的援疆干部，时任我们单位部副长。她非常喜欢这些文字。每天下班回家后，我在自己的卧室里写，她在隔壁房间读，几乎算是那些文字的第一读者。总是读着读着，她忍不住过来和我聊一些文字细节。
有一次她提议说：“以后无论给这些文字取什么书名，名字里都应该有一个“阿勒泰”才对。”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这些书稿改名为《阿勒泰的角落》。
那两年在《南方周末》开专栏，用的就是这些文字中的一些篇幅。
当年第一个冲着这些文字找我约稿的，就是我现在的合作单位，花城出版社。想想也是一种缘分呢。
可惜当时这些文字还很粗糙散乱，达不到出版水平。没能合作成功。又过了好几年，改了无数遍，才得以面世。
第一次出版交给了上海的一家书商。但是他们嫌书稿太长，要求我把二十多万字删至十几万字。
于是我把删去的那部分取名为《我的阿勒泰》，由另一家约稿单位出版。
这两本书的名字，都有“阿勒泰”三个字，是那位援疆干部给我的深刻影响。非常感谢她。
扯远了，想说的是《羊道》的创作。
还在宣传部上班时，因为大量接触关于牧民转场的报道和资料，加之自己有过一段牧场经历，再加上对这个民族的好奇和浪漫想象，一直都有深入牧场创作的想法。但渐渐发现，这个想法和我的本职工作存在各种矛盾。尤其长期以来一直都有自由写作的梦想。于是，攒了五千块钱后，毫不犹豫辞职去了南方。
在南方有了新的生活和经历，但始终觉得书写困难，终日焦灼。没办法，谈恋爱太耽误正事了。
直到再次回到新疆，彻底没有收入也没有了退路，在富蕴县的朋友提供的一间几平方的土坯房中，没日没夜完成了《羊道》的绝大部分创作。
——之所以赶得紧锣密鼓，是因为必须得赶在入冬之前完成。那间土房墙壁太薄，没法过冬。
同时，《羊道》的部分篇章在《人民文学》陆续发表。一共发表了二十多万字。
正当我发愁冬天怎么办，去哪里找成本较低的可以过冬的地方时，《人民文学》邀请我参与他们的一个非虚构写作计划，可以得到一万块钱资助。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于是那个冬天去到了冬牧场——这下，又有钱又有地方住了。
第二年初春从冬窝子出来，仍无处可去。这时阿勒泰的朋友老方把她家半山上空置的平房提供给我。我在那里一直住到晚春，写出了《羊道》的最后一部分。并开始整理冬窝子里的笔记。
住的地方是解决了，但吃饭问题没法解决。那时实在没钱了。
那几年真是满脸都写着穷字啊。。。。
其实那时已经开始出书了，也开始有收入了。但实在受够了没地方住四处搬家的日子。于是一赚到钱就在阿勒泰市买了个小公寓，一举从贫穷状态变成了负债状态——是的，买个十几万的房子还得借钱。
买的是期房，没法住，口袋又只剩几十块钱了。正发愁的时候，喀纳斯景区的朋友康剑打来电话，邀请我去他们那里驻景区写作。娟姨运气超好。
于是那个夏天娟姨去了美丽的喀纳斯，接下来在那里生活了整整八个月。期间，不但整理出来了《羊道》全稿，还完成了《冬牧场》全文，还整理完成了《走夜路请放声歌唱》。一口气交了三部书稿。
说起来那段生活好像挺狼狈。但当时的娟姨真的毫无畏惧。极其坚定地穷着。从来不曾因为穷而否定自己的选择。自信，实在太自信。
热爱写作的小朋友们可不要学我。还是得先有稳妥的工作和收入再搞创作比较靠谱。除非你能和娟姨一样自信。反正娟姨这样的我是没见过第二个。
对了，顺便说一句，一个人如果经年累月地穷啊穷啊，很可能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后遗症。
那就是，哪怕后来再也不穷了，仍浑身弥漫着浑之不去的穷酸气。并且潜意识里仍误以为自己很穷，
——导致每次娟姨和朋友出去吃饭，买单都抢不过人家。。。。。
所以朋友们，以后再一起出去吃饭的话，求你们再别跟娟姨抢单了。长此以往，高浓度穷酸气真的就焊死在她身上了。
想想看，其实那时的自己也不是没有其它赚钱的办法。比如，有好几个朋友给我保荐过高收入的工作。
我一个也没答应，心想，哪有时间上班啊，写自己的东西都顾不过来了。
还有一个朋友给我揽了一个活儿，写剧本。记得她兴冲冲给我打电话说这事。
我想也没想就拒绝。心想，哪有空搞这个，写自己的东西都没时间。。。
好吧，能赚钱当然好咯，就是太耽误正事了。
其实我那个朋友也是一番好意，写剧本收入比写散文高多了。她希望我能改变生活。
然而当时的我，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需要改变的。就好像是一个穷惯了的人那样意识不到。
朋友觉得匪夷所思，我觉得一切理所应当。她觉得我的道路太艰难，但我觉得这条路稳妥又自在。如果有一天，为了其它事情必须放下写作，对我来说那才叫艰难呢。
当时的她有些恨铁不成钢，说话口气很冲。这种态度伤到了我。她一面真心喜欢我的文字一面又真心质疑它们。
志趣大异，再加上别的一些原因，后来就疏远了。可能令她非常伤心吧。
——奇怪，为啥要提到这个。
总之这个晚上，由新版书起头，愉快想起往事。
还是挺开心的。
那就随心所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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