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在雍城举行了祭天仪式,之后的狩猎活动中,伟大的皇帝猎获了一只野兽,看模样仿佛是狍子,却长着一只独角。
汉武帝感到非常惊奇,就让群臣研究,这究竟是什么物种。
最后有关部门的结论审慎又激动人心:“陛下举行了庄严的郊祀,天帝作为报答,赐给一角兽,这大约就是麒麟。”
这确实是大汉君臣欢欣鼓舞的一年。上一年,汉军与匈奴进行了规模空前的会战,汉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然胜利总会有代价,十四万战马出塞,回来还不到三万匹,数万将士殁于疆场,还有更多的人为了支援前线而家破人亡。不过懂得大局的人,不会在这些杂音上过于纠缠。
那一年司马迁刚入职不久,在汉武帝身边担任一个三百石的低级郎官,他显然是一个在杂音中沉溺太深的人,对发现麒麟这件盛事,相应的也不太热心。
和司马迁一样属于郎官系统的终军,表现就和司马迁截然不同。
终军的文采很好,他写了一道奏疏,用华丽而铿锵的文字,把此前汉武帝的功业综述了一遍,认为这只麒麟的出现,意味着汉朝将从伟大的胜利走向更伟大的胜利。于是建议,应该“发嘉号于营丘”,营丘指齐地,这里“发嘉号”的意思其实是封禅泰山。
汉武帝时代,经过儒生、方士们的层层论证,封禅已经被叠加了两个功能:向上天汇报盛世和祈求长生。这两件事,无疑都能令雄才大略的皇帝获得极大的满足。
作为一个部门的同事,司马迁对终军动人言辞似乎不感兴趣,所以《史记》中没有提及此事。我们今天能够对终军生平有大致了解,主要靠的是班固的《汉书》。
终军是济南人,自幼好学,因为出色的口才和文采成为家乡的知名人物,所以十八岁的时候被选为博士弟子。没有官宦背景但出身良家的子弟,当时常见的入仕途径正是:先获得家乡父老推荐成为博士弟子,再在博士弟子中被评为优秀,就可能获得郎官身份。司马迁因为少年时放纵不羁,在家乡风评不好,第一道门槛就没能通过,后来靠父亲司马谈的运作,破格成为郎官。所以,相比司马迁的野路子,终军才是正途上“卷”出来的人才。
大汉天下,条条大路通长安,但有人就生在长安。作为从遥远的东方杀出重围的优秀少年,终军比任何人都渴望留在长安。因此他留下了有名的“弃繻”的掌故:终军步行入函谷关的时候,守关官吏给他帛制的繻,那是将来出关时的身份证明。终军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终军的意思,是到长安之后,如果还要拿着平民的身份证回去,那还不如去死。
所以,相比冷眼打量宫中事务的司马迁,终军无疑更加渴望成功。麒麟、封禅之类的问题上,他比普通人更加积极迎合也懂得如何迎合皇帝的心意,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更典型的一个案例,是终军参与了徐偃矫诏案的审理。
博士徐偃奉命出使巡视郡国,徐偃到胶东国和鲁国的时候,假传朝廷的旨意,允许两地自行铸铁晒盐。
这件事要分两个层次来理解:第一,汉武帝时代盐铁是官营的,徐偃这个做法,会减少国库的收入;第二,假传圣旨这事,当然冒犯了皇帝的权威。
汉代的儒生其实很容易有假传圣旨的冲动。因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是春秋公羊学,而《公羊传》特别喜欢的一类故事是:一位大臣,违背君主的命令独立做出决断,取得巨大成功,最终把收益和荣誉仍然归于君主。也就是说,公羊家尽管逻辑时常混乱,但仍然保存着一些先秦原始儒家的傲气。
而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来说,一切应该服从皇帝,公羊家提倡的,显然是一种有点过时的思想倾向了。
著名的酷吏张汤深知皇帝心意,于是弹劾徐偃,要将之依法处死。而徐偃则认为,根据《春秋》之义,大夫出了疆界,遇有能够安定社稷、抚慰万民的事情,可以专断处理。
独尊儒术是汉武帝一朝的基本国策,所以不能直接用法令否定徐偃的论调。怎样既显得仍然尊重儒家经典,又杜绝儒生们自作主张的行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徐偃案不是孤立的个案,它将成为之后类似案件的判决依据。
张汤无法驳倒徐偃,这时候,就需要饱读诗书而才思敏捷的终军出马了。
终军说,臣子自作主张,是春秋乱世的现象,那是糟糕的时代不得不如此。如今的形势大不相同: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正符合《春秋》所谓的“王者无外”,没有哪里不在天子的统治之下。所以,出疆之后可以自作主张这个前提,在大汉帝国根本就不成立了,哪里不是天子的疆域之内呢?
终军雄辩地证明了,徐偃的行为,不但违背法令,而且违背儒家经义。所以徐偃不但必死无疑,而且死得可耻。而以后儒生们也再也不能甩开皇帝的意志,自作主张了。
汉武帝派使者出使匈奴,终军主动提出自己可以承担使命,并说了一番让汉武帝激赏的豪言壮语。而终军更著名的事迹,则是出使南越。
所谓南越国疆域广大,不但覆盖今天的广东、广西等地,还包括越南的北部,首都则在番禺(今广州)。南越的统治集团由秦始皇时代南征的秦军组成,可是七八十年过去,他们许多人也忘了自己祖上来自“中国”(中原地区),岭南的本土意识越来越强烈。
在文景之治,人民安乐的岁月里,帝国对这种局面基本是顺其自然的态度。现在,武帝时代的汉家男儿,将成为这个分离趋势的终结者。
应该说,汉朝还是始终抱着用和平手段解决南越问题的期待。当年南越国的老王赵婴齐曾到长安宿卫,汉武帝极力想把他培养成一个亲近汉朝的人,给予他许多优待,还嫁了一个邯郸女子摎氏给他,——那个年代,邯郸是时尚之都,邯郸女子的魅惑迷人,天下驰名。
现在赵婴齐已经去世,新南越王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说,南越国的太后,是一个汉朝人。
摎太后在长安还有一个情人,叫安国少季,那才是摎氏真爱的男人。这是汉武帝的杀手锏。
元鼎四年,也即终军论证了徐偃该死后不久,汉武帝派安国少季做使者出使南越,通知太后和南越王到长安觐见皇帝。终军也是使团成员之一。临行之前,终军放了一句豪言:“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
事情开始很顺利,太后见到安国少季后旧情复燃,南越王年幼都听母亲安排,成功似乎就在眼前了。
但南越的权贵和民间都不觉得成为汉朝的“内诸侯”是一件多么有吸引力的事,太后和王也无力改变这个事实。尤其是南越的相国吕嘉,他大权在握,并坚决抵制南越成为汉朝的一部分。
汉武帝了解南越局势之后,寄望于汉朝使者能够对吕嘉实施斩首行动。《史记》唯一一次提到终军,也就在这里:
太后摎氏安排了一次宴会。《史记》记载:汉朝使者东向坐(最尊),太后南向(次尊),王北向(又次),吕嘉和其他南越大臣西向(最卑)。
这种详细描写座次的笔法,和《史记》对鸿门宴的书写一样的。而这次行动的结果,也像鸿门宴一样失败。
太后的布局已经完成,但终军却没有实践自己的豪言,而是和别的汉朝使者一起,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当时吕嘉的弟弟带着重兵包围住宫殿,即使杀死吕嘉,吕营势力是会束手就擒还是作最后一搏,谁也不敢确定。于是终军他们面面相觑,终于没敢动手。
错过了这次机会,终军等汉朝使者,也就死定了。他们和太后与南越王一起,都被吕嘉所杀,最后汉武帝还是靠大军出征,才把南越纳入了版图。
这个故事里,汉朝使者的表现,在汉武帝时代算是颇为罕见。《史记》记录了大量汉使的行迹,作风往往是张扬几于跋扈,果敢近乎疯狂,只有这一次,是因为狐疑和胆怯而错失良机。
但终军的死,还是引起了很多同情。实际上,后世很多人都忘了他是个行动上的矮子,而被班固记下的那些豪言壮语所打动,把他当作年纪轻轻而能建功异域的代表。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王勃《滕王阁序》:“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又如民国时的《知识青年从军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诸多作品,都是在正面意义上这个典故。
大概,真正有效的行动,确实就是不如慷慨激昂的话语使人难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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