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三玺：考古没做到的事，被一古董商人搞定了

中国的印章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都处在争议中。

之前传统印学史认知模式，认为印章起源是从“印宗秦汉”开始的。直到清代中后期，学者们才了解到战国古玺的存在。

但从大量存世的战国古印章来看，其制作和使用在当时已相当成熟，所以印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说法仍然太过保守。

有人认为是在商代，这个说法有迹可循，因为一些商代青铜器里的铭文中，就是一个字外面有四四方方的一个框子。

拿大名鼎鼎的“亚方罍”举个例子：

▲商代晚期-亚方罍（上海博物馆藏）

实物拍摄by微博：老猪的碎碎念

亚方罍的盖、器有9字对铭，盖铭2行，器4行。铭文大意是：为祭祀历代先王后妃及太子而做该器。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带框子的字，其实是用印章在陶范上盖出来的，又或者是这个字模仿了印章。而且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印”字，其字形就像一个人按压着另一个人，使他跪下受烙印之刑。

1930年安阳殷墟的考古挖掘中出现的三枚铜制古玺，在篆刻界俗称“商三玺”，是现今所能证实年代最为久远的印章，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印章始于商代的说法。

▲“亚禽氏”印

▲“子旬抑埴”印

▲“瞿甲”印

不过说起来，对“商三玺”的历史定性，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顺利。

当时出土时的情形不详，而且迟至民国中期才被第一次公之于众，并没有直接的考古发掘报告。

打破这一局面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古董商人——黄濬（又作浚，字百川）。

他边做买卖边记录过手文物古玩，识鉴精准，尤好古印。他名下运营的“尊古斋”是当时北平乃至全国古玺印交易鉴定的一家独大的聚散流通中心，可说在民国乃至当今，如黄百川这般古印收藏古印规模之大之精，寥寥无几。

他曾编有《尊古斋集印》《尊古斋玺印集林》《衡斋玉印征》《衡斋藏印》《衡斋藏印续集》《尊古斋古印拾零》等，总约一百多册。

黄百川是最早研究商代铜器铭文与殷商甲骨文之间关系的第一人，他在《邺中片羽》中首次收录了“商三玺”，引来考古界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徐中舒、胡厚宣、于省吾、饶宗颐等学术大师相继皆撰专论发表，并通过对这三方殷商古玺的研究，推翻了古贤“三代无印”的成说，从而对殷商有印章的历史事实作了崭新的确认。

不过对于玺上文字释义，各家见解不同，有论这是商代的古玺即印章之始；也有怀疑玺上并非文字而且无含义，应为更宽泛的符号；有说是原始部落氏族之“族徽”，还专门为此立名目——“族徽玺”。众说纷纭， 但无定论。

三玺中的田字格玺（即上图中的“孚旬抑埴”印），由于文字奇古，长期无法释读，故有人称之为奇字玺。

田字格玺和其它两玺形制相同，玺身为平板状，背中央有半环形鼻钮。玺面有田字格，共四字。

但长期以来，这钮玺印的钤本是被横卧着放的。在于省吾的《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胡厚宣《殷墟发掘》等书中，田字格玺钤本放置的方向都不对。

后来许多出版物上所见的田字格玺印面文字，不但放置方向不对，是横卧着的，而且似是采用拓封泥的办法从印面上直接拓下来的，故文字是反的，这也是长期无法释读的重要原因。

李学勤教授纠正了以往的错误，以原印正拓。发现印面四字，右方上下两字是阳文，左方上下两字是阴文，并将印面文字释读为“子旬抑埴”四字。

尽管现在印学界还存在不同的释读意见，但这方四字玺印则几乎具备了后世玺印在印面上的全部形式要素，对于篆刻艺术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审美启迪和借鉴意义。

这方印创造了朱白文并用的方法，加上田字格的巧妙运用，产生了朱似白、白似朱的奇诡效果。

很难想象，我们的祖先，在制作这枚以实用为目的玺印时，竟然有如此高妙的艺术创造力。

文章内容参考自——

杭州日报《殷商三玺”与古董商黄百川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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