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ay
校对：LIT.CAVE工作室
配图：Online
引 言
在新闻的浪潮中，一则举报「书记打脸秘书长」的讯息迅速成为热点，但正如它自身因素所注定的，也因为纪委的介入、书记的撤职而暂告一段落。如果对这个事件盖棺定论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官员恶劣作风的制裁。
但是，如果我们将它抽离出整个环境来讨论，便发现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这之间，究竟谁动了权力的面子？
本文是对一本社会学研究著作《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的书评，借此延伸讨论一些关于权力相互制衡与冲突的问题。
一、面对权力，我们为什么「给面子」？
鲁迅的《铸剑》发表于1927年，百年既逝，对于这个「三王冢」传说，我们的主流话语倾向于将它解读成平民对专制暴君的反抗与革命。
为父复仇是小说主人公的强烈动机，但晏之敖的参与使解读更有可塑性。晏之敖与主人公的合作，使一场复仇上升为正义的暴力革命。值得一提的是，献身于革命最后一刻的眉间尺在完成私仇之际，是否也窃取了烈士的名誉？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眉间尺的行为被故意误读也情有可原。但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即当我们看见一些个体反抗集体的行为时，往往遮蔽了他们真实的需求，而放大了某一面——引以为戒或赞扬歌颂，为主流话语服务。
在「书记打脸秘书长」事件中，当事人亲友的举报就成了一个声张正义的角色。她通过举报，揭露权力的压迫行为，但当事人却声明——发帖不是自己意愿。结合「打脸」事件后两位当事人的生活状态——书记还发表一番义正严辞的言论，而秘书长在妻子举报之前对外不作声张——他们是以各自的方式维持平衡的。我们不难看出，「举报」事实上反而打破了平衡关系。
如果没有「举报」，上级与下级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只不过它是以一方的话语权扩大与另一方的不断退让来维持的，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叫「忍一时风平浪静」。
这种忍让由一定的语境造成，它使弱的一方实现心理安慰同时，也为自己的忍辱找到合理性；人情和面子，这些所谓人际关系的因素都会造成弱的一方在面对欺压时不断忍让，也即权力的再生产。
在《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作者翟学伟建立起一套独立的研究方法，去论述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讲究的人情和面子是如何导致权力的再生产的。「中国人」作为书中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如何精确定义还有待商榷，但如果将「中国人」理解为某个主流话语所感召形成的想象性共同体，应该还说得过去。在此我们延续讨论「中国人」时，也权且不作质疑。
这本书提出重要的观点之一，即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的三位（三维）一体，而维系这一人际关系的平衡，很大程度上依靠脸和面子。
脸在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中，是「一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所表现出的心理与行为」。那么，面子则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其行为在社会圈人的心目中所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叫作心理地位」。从这点来说，跟黑格尔所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并没有冲突。只不过，由于儒家价值文化和中国现实文化之间存在重大差距，脸和面子之间的关系有时会从同质性走向异质性。
简单来说——
有脸有面子是儒家文化追求的人格理想；
而其实际，却造就了接受或固守这一价值体系的（有脸无面子的）人，他们通常因为不通人情世故、不通情理而被边缘化；
相反则是（不要脸却有面子的）圆滑之人，他们在人际关系之中会奉承、会巴结；
此外还有一种没有社会地位的（无脸无面子的）人，他们为了获取承认，通常会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社会地位。
理解了中国人际关系的这两个关键性概念及其所产生四种人格之后，再来看作者提出社会学意义上的「偏正结构」。
这本是汉语语法的一种构词方式，但用以形容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竟也出奇地适合：古代中国社会中，一位官员在皇帝面前是「偏」的角色，但到了地方的官僚机构，他可能是重臣甚至核心，而在家中，更是重中之重的角色。「山高皇帝远」就是这样一个不同情境所定义的结果，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人的性格其实由不同的情境叠积而成——他们看似集体主义，又私心满怀，既是顺民，又专横独断。
偏正结构是人际关系之间的权力转移机制，当一位官员从家中走向衙门，他就要卸下自己的面子，把所有权威性移交给上级；而他因为犯错在官场丢面子时，就会从权力更弱的人那里获得。相反，当上级犯了错误（丢脸），下级为了保全上级面子，也不会当面揭穿。同样，这个下级在自己的随从那里丢了面子时，也会通过一定的手段重新获得心理地位。它不同于单纯的主从结构，而是一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平衡模式。
所以我们发现，尽管下级被上级打脸，偏正结构依然能使双方处于平衡状态。单单用一句「滥用权力」去谴责是非常浅薄的。在偏正结构关系中，上级对下级打脸，如果下级想抗争，那么他「在价值观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行动上是一个百折不挠者，在结局上则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二、揭开权力的面子
这就不难理解，在下级被上级打脸的事件，是由局外人的举报来打破平衡的。
一方面，外人的介入能直接冲击这两人关系，使上级不再完全处于核心位置；而另一方面，外人更方便借用更高的权力。
在《铸剑》中，我们同样看到「辅助复仇=伸张正义」这一代码的呈现，只不过，《铸剑》是弱者之间联合革掉最高权力的命，它的结局竟是百姓对暴君的棺材跪拜；而「打脸」事件中弱者借助更高权力去革掉次一层权力的命。
这种正义又如何理解呢？
这种正义是失败的，因为上级作为滥权者被革除后，会有新的角色进入这个位置，权力结构本身并未改变。而通过这个行为，更高权力的「正义一面」得到进一步颂扬，尽管我们知道正义执行者是「纪委」（纪律），但出于中国百姓从古至今的「圣贤情结」，按照《权力的黑光：中国传统政治迷信批判》给出的观点——圣贤是理想政治偶像的象征，它强化了我们对权力的迷信——我们不难看出，事件实质上加重了我们对更高权力的崇拜心态。
不过反过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吗？不一定。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讨论的思路。
小说讲到三体人用智子锁死人类科技并出动宇宙舰队直扑太阳系，人类通过「黑暗森林法则」以发射三体坐标暴露其位置、使它成为其他宇宙文明的入侵目标为威胁，双方竟然暂时建立起脆弱的战略平衡。
这种借助更高权力的威胁来维持平衡关系的案例，相信中国人并不陌生。它跟「美苏冷战」有一定的差异，因为美苏冷战最终代价是共同毁灭，而「黑暗森林法则」明显是更高权力（介入者）获益。《三体》受到科幻文学主流青睐有其深刻原因，但我认为重要之一是「黑暗森林法则」的制衡效果，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三体人并非思维透明，剧情的走向将会如何？
有可能是权术的产生——三体人会想尽办法「安抚」人类，并佯装温和示好、互相尊重。这难道不是我们所说的面子吗？在这种暂且平衡的状态下，作为第三方的更高权力的威胁，成了讲和的筹码。三体人甚至可能联合人类对付更高权力，而人类也会给面子三体人。为防内部暴乱出岔子，双方免不了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合理解释，那么，「正义」也是必不可少的说辞。
无论是何种背景下的正义，它作为一种社会的价值，主要处理的是分配问题。那么，诠释都是大同小异的——那便是离不开平等和自由这两个关键性概念。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平等和自由是制度的第一原则，这也是西方人一直颂扬所谓民主社会的特性。美国的议会民主制体现的便是权力之间相互制衡，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权力集中和议会制，似乎都能生产出自己的「正义」？
当然，平等自由的正义跟「打脸」事件中的正义有着极大区别，但它们都是通过制度和纪律来进行维护，最终处理的还是分配问题。所以正义本身是否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也应当是存疑的。它很可能只意味着在分配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从而解决（缓和）了社会的某方面冲突。其所仗仰的依然是权力的正当性。
罗尔斯的《正义论》立论于社会契约，不妨说，平等和自由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在《哲学的起源》中，柄谷行人借由黑格尔从雅典发现的近代政治过程，提出了近代的民主主义——
「首先经历了压制各种封建势力的绝对王政、或者开发独裁型体制；然后又通过市民革命打倒这一体制，进而获得实现的。如此必须经过一次权力集中方能实现制度目标本身，足以证明Democracy在本质上即是一种『支配』形态。在近代的民主主义革命中，旧的主权者(王)被杀害或流放，以往的臣下——国民成为主权者。但实际上，新的主权者——国民那里也隐藏着绝对主义的主权。民主主义是以经过权力集中的方式实现的一种『支配』形态。」
对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主义，柄谷行人也深入了分析。
诞生于古代世界各地的都市国家都是经过相互抗争走向亚细亚式专制国家，而希腊没有遵循这样一条路径的原因，在于氏族社会内部发生阶级分裂后，人们以更加严厉的互酬交换原理来维持社会的平等性，移民的实施为氏族社会重新带来流动性，「他们自发地选择了自己所属的城邦。城邦通过这种盟约而成立，人们的忠诚不是来自血缘，而是盟约」。
理解这一观念之后我们渐渐意识到，我们倡导的平等自由，可以体现为社会内部主权者的更替，或是移民无法承受原有社会的阶级矛盾而以盟约的形式进入另一社会。它们都以权力的压迫为发生前提，尤其是后者，移民者只是把压迫排除到了外部。
反过来说，平等自由是权力集中的影子般存在，两者相互依存，没有权力集中所发生的冲突，平等自由也不知从何谈起。
它之所以成为一种人文主义价值观，免不了是西方学者对宗教、政治、文化批判之后不断追捧的结果。18世纪以来，这种价值观向世界各地的启蒙实质上也是后殖民行为。正如西方认为中国人没有「人权」一样，中国人往往也觉得西方社会不讲「脸面」和「人情」。
平等和自由与脸面和人情，都是人际关系的关键性概念。前者经过启蒙与人文主义的洗礼，更适用于人们通过制度对权力进行分配，后者虽然强化了个体对「承认」的需要，但在权力分配上模凌两可，因而显出了不适应性。纵使平等自由不是必然选择，但在目前所有关于权力的「支配」形态来说，它应该是最优方案。在此，我们不作详细论述。
所以，或许在解决了中国人的「承认」问题之后再谈权力分配，我们才可能广泛地接受民主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确实是「死要面子」了。
三、撕去「面子」：重新构建自我的尝试
卡尔施密特在《现代议会主义的精神史地位》中说：「构成民主主义的本质的，第一是同质性，第二——在必要的场合——排除乃至毁灭异质的存在。」中国人的脸面观恰恰能使民主主义成为一种假象。但是，个人自我意识与脸面的不协调，也会使他们走向毁灭。
在所谓民主化的台湾，《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值得解读的文本。以往的评论倾向于指出小说揭示了女性在社会遭受的不平等伤害，尤其李国华老师象征了男权社会，但如果李国华是个女老师，这个关于you·jian的故事就不存在了吗？
小说中的李国华老师以身份之便利侵害学生，房思琪被侵害之后的本能是承认老师行为的合理性，以此说服自己「爱」李国华，她要维持自己在这段师生关系、在其他学生、在父母心中的面子，由于认知上的空白，她固然没有能力去反抗和质疑。
但从前文提出的「偏正结构」中，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无论房思琪对于侵犯是否有认知，她作出反抗的可能性都极低，因为老师在学生眼中是知识的核心，一旦房思琪「爱上」李国华，任何异质的念头都必须排除（要么她自己成为了异质，也即「不爱老师的学生」），而随着她目睹李国华越来越扭曲的面目，心中那个理想偶像逐渐瓦解。权力的「正面」与它现实中的表现存在巨大不协调，也导致房思琪质疑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维持着的心理地位，从而直接崩坏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构建。
不过，这种崩坏不是必然的，它更可能造就一个奴性的房思琪，而且在不民主化的社会环境中，房思琪还是能平和地度过一生，至多只是给性这回事留下了心理阴影。
恰恰是长大后的房思琪——林亦含深刻接受着民主所带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反观自己当初遭受「老师」的侵犯，她的「自我-脸面」严重不协调，于是，她选择丢掉「面子」发声。
一是时间上，成年林亦含成了少女林亦含的「局外人」，二是空间上，她无法再麻木地维护这个从少女林亦含建构起来的「面子」，她要蜕变一个新的「自我」。
所以，《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实质上是成年林亦含为少女林亦含的一次复仇，同时也是重新构建自我的尝试。很遗憾，她最终因为承受不了这个过程的压力，选择了离开人世。反过来说，房思琪是「面子」文化转变时期的牺牲品。
最后，回到「打脸」事件上。虽然事件有了一个大众信服的结果，但它所呈现的细节，如果放在中国社会文化的语境下，也是值得趣谈一番。
当然，这种谈论的目的更倾向于理解，它本身不能得出判决的好坏，而相比于评判事件本身，更多的延伸思考，有助面对当下现实时我们能透视另一维度的意义。
点击「文穴阅读馆」进入服务
喜欢阅读，记得把【文穴】加为🌟星标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