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之地】
专栏主编：夏祥林 梦梅若兮 杨霞
图：堆糖
文：陈龙泉
版式设计：湛蓝
我与刁云的渊源较深，既是工作同事，又情如手足。久而不见，思之愈切，自然就会拨个电话，互致问候。倘若我回到了金堂，他总会想起我这个老朋友，相约到茶亭一同坐坐，喝喝茶，聊聊天。不经意间就自然聊到其兄刁鹤林，一种惦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在说刁云之前，我还是先摆一下我与刁鹤林的同窗往事。
1977年，正当我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上，与“半劳力”们一起背着红火大太阳，在稻田里有节奏地扭起拌桶丰收舞的时候，一个口头通知传来，要我到金堂县广播站参加新闻学习班。这对于我这个回乡知青来说，简直就是及时雨。我自小患小儿瘫，身体啷细儿（瘦弱），手脚就像毗河滩上的芭茅杆儿，同学们都戏称我是“秧鸡脚”。可见我做活路有多吃力。
那时候，我有不少同学回乡之后都当上了乡干部、八大员、代课教师。可我们是外来户，没有社会关系，父亲又是“硬骨头”，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优秀，但是连个记工员都捞不到。生产队长巫才万发了“慈悲”，叫我和六七十岁的老头伙一起演奏“拌桶进行曲”。也就是将割下稻子用力摔在拌桶棱壁上脱粒。腰杆扭四十五度，凭借腰部扭动和臂部挥舞的力量，让稻子与木板接触后脱粒。
偌大个毗河湾，远远近近，“砰、砰、砰”拌桶声音，此起彼落，混成一天的交响。就是秋天毗河湾一带最亮丽的乡村音乐主旋律。今天想起来是多么壮观，多么美妙！
但当汗水浃在被稻草豁开的血肉模糊的伤口上的时候，那滋味想一想都让人流泪、生疼！
你想，听到要去"耍笔杆子"了，就像在雨夜行走的旅人，忽然见到一支火把一样，有了光明与温暖。
我是多兴奋！“今天的工分不要啦！”我高声喊着，奔跑着，在毗河河边洗完脚，穿上凉鞋，一路高歌回到家里，父母以为我疯了。当我把消息告诉父母时，父亲直了直腰说：“还是要有真本事！”母亲脸上久违的笑容忽然间闪现了。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需要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金堂县新闻事业倍感后继无人，因此办了第一期金堂县新闻学习班。人员遴选没有通过公社和大队，从全县范围内，直接抽了六个高中以上水平的有一定新闻写作基础的知识青年。我记得有梁国民、李昌国、王健、刁鹤林，还有一位记不得名字了。只有我和李昌国、刁鹤林是回乡知青。我是应届生，算是最幸运的。
新闻学习班就办在县广播站。我们集中在那儿学习。在那儿我认识了平日“只闻其声”的播音员姜美容、杨登榜、蓝彦君等金堂广播事业的台柱。
这期新闻学习班实际上是以写代训。主讲老师和管理者都是金堂县著名新闻记者兼报道组长大名鼎鼎的陈善东先生。陈先生军人出身、农民本色，十分亲切随和，对我们这些学员无微不至，手把手教导。我十分感念他，能够冲破一切阻碍直接将我从田间选入学习班，不至于被层层卡死，给了我一次改变现实的机会。
记得报到那天，在广播站狭窄的办公室，一张“目”字脸出现在我眼前，笑容温和，十分清秀，带着几分精明。循着那张脸往下一看，一件“全链合”衣服裹着单挑身子，与脚上套着的一双篮网鞋十分协调。我不自觉开始端详他的容貌，头发梳得"井井有条"，在灰黄的灯光下泛着亮光。
我心想这小子肯定是一个“吃居民粮”。我生活在农村，向来就对那些瞧不起农村人，自以为是的城镇青年，没有好感。因此，对这个人最初的印象也不怎么好。
那时候，大家不好意思做自我介绍，都是凭陈善东老师的对我们的印象介绍的。介绍到刁鹤林时，那一位头发油亮的"全链合”站了起来。
陈老师用十分赞赏眼光，提高分贝说：“这是我们土桥沟的才子。文章写得很伸抖！”
大家目光齐刷刷转到他脸上，他先是笑眯眯的，后来看到大家的眼光时，竟羞得低下了头，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对着大家微笑。这时，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样是回乡知青，对他的印象竟然瞬间改变，或许就是一种同病相怜吧。
那时有一种怪现象：大城市的瞧不起小城镇的叫“县老表”；这些“县老表”瞧不起农村的，称乡下人为“广儿石”、“豁皮”、“弯脚杆”。这些名词背后的含义令人发指。“广儿石”就是鹅卵石到处可见，多而无用；“豁皮”是不能做正料的木片儿；“弯脚杆”形象地侮辱农民。奇怪的是都是农民，有人却瞧不起下五区那些操作宝庆府韶阳腔的人，说他们苕眉苕眼。而刁鹤林操的就是正宗“苕调”。但我对他印象好极了。
他打扮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光溜溜的，成天笑眯眯地望着主讲的陈老师，不时还点点头，拿着本子记录着。让我这个粗服乱发的人不禁汗颜。
他学习非常刻苦，陈老师的话一字一句生怕掉了一个，我则一字不记，昏昏然然。尤其他那手一丝不苟、可以入帖的钢笔字就和他人一样，规规矩矩、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排列着，就像列阵的士兵。我的字呢，就像受伤的战士，揸脚舞手，东倒西歪。真乃字如其人啊！
不久，大战“红五月”开始了，陈老师拿出一堆印有“金堂县广播站”的蓝色稿笺纸和同样印有“金堂县广播站”的信封发给我们，告诉我们投稿时注明稿件，写上“邮资已付”，就可以投稿了。
最后，这位军人出身的报道组长就像发布动员令一样说：“大战红五月开始了，希望大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写出漂亮的稿子。歌颂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
我们留了一张合影后，互相道别，各自下乡采访了，从此很少见到他了。
1978年3月，经过高考和政治审查，作为历史幸运儿的我，被成都师范高师班录取，成为首届大学生。
报到那天，竟然与久违的刁鹤林不期而遇，机缘巧合让我们做了一次真正的同学。
他带着铺盖卷儿，春风满面地站在人群中，依然笑容可掬，彬彬有礼。
“陈龙泉儿，你也来报名啊。”那柔软的邵阳腔，听起来格外亲切，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人生三大幸事之一。
趁着他报名之际，我仔细一端详，他的头居然变成了时髦的那波三七分，梳得油亮油亮的。给我的直觉就是蚂蚁要爬山去都得杵拐棍，身上依然是那件紧身"全链合"。再看脚下，那双乌黑发亮的皮鞋，就知道他打扮自己有多精致。
我们是故人相见，格外亲热，寒暄之后就各自报到。后来，他居然称我为“小陈”了，其实我们年龄相差不大。
过去他的名字是“刁合林”，报到的时候忽然变成了“刁鹤林”，我很不解，问他，他说他喜欢“鹤”，还说自己有一个什么字号。我总觉得这个名字怪怪的，总让人想到那些遁世隐身，白发修眉，仙风道骨的神仙或者隐士。
后来读到南宋罗大经笔记小说《鹤林玉露》。自谓“闲居无营，日与客清谈鹤林之下，或欣然会心，或慨然兴怀，辄命童子笔之，久而成编”(《鹤林玉露》序)。取杜甫诗“爽气金天豁，清谈玉露繁”之意，定书名为《鹤林玉露》。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鹤林兄竟有如此清高之志向！
现在我联想到他的兄弟刁云就不觉得奇怪了。白鹤在云中飞翔，多美的意境，就像游仙诗一样，多美妙，多高雅！
一次，他拿着一本《龙门阵》杂志，要我陪他到中医学院送给杨介宾先生，他说杨先生之爱好读稗官野史。我疑心他和杨介宾的女儿——一个漂亮的妹子谈恋爱，因为那个女孩就读中医学校，经常到学校找他，二人同在学校看坝坝电影，为此还和另外一个同学发生争执。同学们都在背后议论说：他们郎才女貌，很般配。更何况连杨先生的小癖好他都这样清楚？作为同学我当然乐意当一盘“电灯泡”。其实这是误会，后来才晓得他们是亲戚。
那时，杨先生还是没有职称的普通教师，针灸系刚开始建立，他研习的“子午流”名气也不大，杨先生家境也显得一般，住学校极普通的清水公寓。我们到简单而略显寒碜的杨家，介宾先生开门迎候，客气地让座，端茶倒水，十分热情，拿到《龙门阵》后更是十分高兴。
寒暄中，他说他要到非洲援外，国家授他副教授职称，还要定制衣服等等。和我们相谈甚好，朴朴实实的介宾先生，没有大专家的派头。我要感谢刁鹤林，让我有机缘拜访日后名闻全国的“神针杨”的风采。
学校易址花圃路时，因缘巧合让我和他睡上下铺，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鹤林兄了。
我虽居长，但从小受母亲宠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琐事，一概父母代劳，养成粗服乱发不爱收拾的坏习惯，不会洗衣做饭，甚至洗东西都要女同学指点，可以说生活能力十分糟糕。这也是后来我妻子最不能原谅的地方，幸有她的宽容，我才能为教育事业做些贡献。
刁鹤林与我相反，做事井井有条，就像他头上的油亮亮头发，每一根都要一丝不苟地安在恰当的位置。这也许就是他日后受领导欢迎的地方。
晚上上床前他将那双油亮亮皮鞋并排放在床下，而且两只鞋之间的距离都有讲究，一定要用双手再三调整摆弄，放好后还要端详一番，然后爬上床。
说实在的，我当时有些不理解。一次，趁他睡了，我将他的鞋子的距离变了一下。第二天早晨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哪个昨晚上把我的鞋子弄变样了？”我忍俊不禁，突然大笑起来。
刁鹤林随身带着一个圆圆的小镜子和一把木梳，起床后，或者出门前，总是照半天镜子，一边照镜子，一边梳头发，硬是将头发梳得直溜溜发光。我疑心他有“自恋癖”，要不为什么照那么久的镜子呢？我想要是谁把他的那面小圆镜和木梳藏起来，他一定会破君子之相，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不认黄的。
有一天等他梳理光头发后，我开玩笑说：“老刁，你的头发可能蚂蚁要爬上去，都要杵拐棍喔！”
他只是笑一笑。
起初，我以为这是恋爱中人的毛病，后来我看出是一种精细的习惯，这种精明细致的人，如果搞财务绝对是一把好手，无毫发爽。可惜学了中文，否则，他将来一定是个国家精算师或者注册会计师。我有一个学生与他一样的好习惯，成了全国一百名精算师之一。
后来，我从他弟弟、我的好友刁云口中知道，他老母亲双目失光，三兄弟从小生活自力，加上刁氏家风的熏染，使他具有超强的自理能力和精细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班上刁鹤林是资格优生，学习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时间被学习塞得满满当当。成天泡图书室，把自己安放在书堆里，就像一只书蛀虫贪婪地啃着那些无比艰深的文字，似乎还津津有味。生活中除爱招呼人外，喜欢独往独来，经常就教于白敦仁、钟树梁、王怀文教授。老教授们都为有这样的学子感到骄傲！
而我呢？成天想着“抱布贸书”，课余时间到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后边交换和买卖书籍，守着一个书摊儿，“吃”点蝇头小利，却误了学业。平时一有空就与“瘟七九”们厮混在一起，抽烟喝酒。有时是还到成都师范阿坝班的老乡一起跨校际昏玩，考绩经常报警，成为帮扶对象。
与刁鹤林相比，我是十足的差生，现在想来，自己为什么就没有向他学习呢？要不绝对不会混成今天这样！真是悔之晚矣！
刁鹤林依然像当初读新闻班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用文字排兵布阵，成绩翘楚；我则不记笔记，甚至灵魂出窍，心不在焉，开小差，考试时借同学笔记背一背，凭小聪明，也就过关了。当然，在“贸书”过程中，真还学了些书本之外的知识。否则，买到孬书要亏本的。像我这样的穷书生哪里亏得起呢？
在毕业的时候，学校发生了一场风波。刁鹤林以优异成绩分到了淮口帆布厂，可中途杀出了一个“程咬金”，硬是挤占了他的名额，拦腰剪了他的“径”。
要是我的话就昏昏然然了，随他去。这时候，他训练出来的缜密严谨思维起作用了。他在发现了后，据理力争，坚持斗争，最后迫使那位灰溜溜逃跑了。终于如愿以偿到了美女扎堆的淮口帆布厂子弟校当一名人民教师。
我则分配到了三流学校——金堂某某中学。我们不在一条线上，自然彼此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有一次，我到淮口帆布厂宣传部林翼处去玩时，听说他已经担任了学校校长，且安了家。有人说，这时的刁鹤林风度翩翩，颇有些飞黄腾达的意蕴了。我以为他们完全误解了我这位学长，他的干练与精细透骨地表现在他的要强上，这一点是我们所有没有背景的人的共性！
大约九十年代初，他弟弟刁云调到我校，断断续续从他口中了解他的情况，淮口帆布厂经济效益越来越差，子弟校剥离已成定局，随着体制改革深入，不得不自谋前程了。于是，他停薪留职到《厂长经理日报》当记者，干上了新闻老本行。我想他当初的学习班没有白上，谁会想到在报业发展迅猛的时候竟能派上用场，而我呢，除了讲授《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外，新闻知识一点也没有用。听他弟刁云说，他生活与事业倒也一帆风顺。
1995年，我从金堂调到成都列五中学任教，也算是自己耐不住寂寞，在命运上赌了一把，拖家带口来到成都，为未来生活的不确定而战战兢兢地工作。
我是民盟成员，又是民盟支部主委，经常到民盟市委开会。一次，遇见了王幼平夫人杨晓红女士。他知道我是王幼平的同窗，说话也就进了一步。我问起幼平兄近况。她说，王幼平从成都教育学院调到外贸促进会当办公室主任了，随即引进刁鹤林。我一听觉得挺好，跟同学一起互相扎起哪一点不好呢？
上世纪末的一次同学会在九龙沟召开，我早早就让爱人送我到聚会点。在热气腾腾汇聚场合，西装革履的刁鹤林出现了，握手就座以后，我看见他气色很好，头发依然溜光，皮鞋依然铮亮，一点没变。看来他活得很充实。
互致玩笑后，讲些读书时的趣事。我属于班上最小同学，与老大哥郑昌汉之流，相差十多岁，哪有共同语言呢？更何况又善于外混，游走于班与非班之间，我总觉得，此班有我不多，无我不少。自然接触少，班上发生的事，都是道听途说。自然参与不进他们的龙门阵，自己也感到无趣，就先溜了。
那以后，似乎就没有见到鹤林兄了。
我们为了生活开始各自长途奔波了，我成天上课，爬格子，编编书，办报纸，应付各种约稿，忙得不亦乐乎，连回忆的时间都没有。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就像置于平面的两根轨道，两眼平视，似乎是相交的，实则是平行线。
那以后，关于刁鹤林的故事多半是从他弟弟刁云那儿听到的只言片语。知道他已当上爷爷了，退休后，依然停不下来，还在忙着给孙子挣读书钱。真是个负责任的爷爷啊！
转眼间，我已经退休两年，他也是六十五六岁的人了。有时人一旦静下来，往事就不经意涌现出来。于是，记忆汇成以上文字。算是对鹤林兄的一种思念。希望它能健康快乐地为孙子当“孺子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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