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动者对他人的影响真实存在吗？这或许毋庸置疑。但是这一影响通常都会被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所夸张、扩大乃至复杂化。我们所有人偶尔都能产生一定影响，既可能指向宽容、爱护、关心和成长，也可能指向褊狭、仇恨、漠视和毁灭。通常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知道我们影响了谁，以及影响的程度有多深。
社会学家乔尔·查农认为个体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除非是在有权力基础和社会条件有利于变化的时候。在他看来，社会冲突和社会趋势更有可能引发长久而重要的变化。与此同时他指出，一个人也许无法对他人产生太多影响，但是这绝不是因此陷入绝望的理由，社会学引导我们采取一种更加现实的态度。也许你无法改变社会某些不平等，但是在个人关系中，完全可以反对性别歧视和不公正并对身边人施加现实的影响。
社会学告诉我们，我最大的影响会涉及那些与我互动最多的人，我对他们有最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我的言行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我的孩子们的未来。社会学告诉我们，要想对社会产生影响，一定要拥有权力(作为个体，通常我都无法拥有)。因此，我必须明智地将我的金钱和时间花在能够代表我所关注的事物的社会运动上，将时间和精力花在能够影响政策朝着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的组织上。
社会学告诉我们，想要让变化按照我所期望的方向发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必须将对不公正的愤怒和现实的期望这两者予以平衡。它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被人蒙骗:真正的变化是在社会的模式上;简单地投票赞成一个人而反对另一个人并不意味着改变，简单地通过一项法案而否决另一项法案通常也改变不了社会运作的方式。
最后它还提醒我们，变化通常并不符合那些成功者的利益，如果我想要变化，我就必须与那些从现存社会模式中获利的人进行抗争。事实上，我必须意识到，如果我既想要变化又想从现存模式中获利，我将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
社会学并未让我们屈服，相反，它教会了我用现实的观点去看待个体、社会模式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
变化依赖于社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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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只有在他或她拥有一定权力基础的情况下才能改变一个组织。社会权力意味着在涉及他人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权力成功与否依赖于资源。在社会结构中占据高位是一种重要资源;技能、吸引力、大量追随者、财富、武器、才智、信息、组织、号召力也都是资源的例子。父母对孩子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影响他们的方向、观点和价值观;但随着其他渠道的竞争，父母的影响力就会减弱。企业高管也有很大权力，他们会以自身利益为基准来制定政策，这些政策有时也会改变社会(如税收结构、贸易、政府“干涉”程度)，但更多还是保护而非改变社会模式(如私营企业、家族企业、付钱就能开脱的司法系统)。
权力必须与欲望相结合，只有借助权力各种观点才能得到有效的挑战，批评也必须得到权力的支持。一个组织对新方向的选择，必须由那些不只是拥有卓越远见和良好意图的人来决定;新的社会模式只可能来源于那些有权力制定它们的人。权力是一个复杂的事物，第一，最有权力的人通常并不希望社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因为他们从现有社会模式中获益最多;第二，一个行动者的社会权力是均势的一部分:权力由两方共同施加。尽管一个人渴望改变并努力带来改变，但处在对面保护该社会模式的那一方同样拥有权力——而且几乎总是拥有要大得多的权力。每个组织(从家庭到社会)都有相应的机制来对付那些想要改变组织的人。
没有人能保证成功，不管他有多么强烈的愿望，不管他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不管他的事业有多么高尚。我们的付出会带来四种可能性:(1)社会模式也许没有变化;(2)社会模式也许变化了，但却是朝着没有预想到的方向发展(通常都是朝向更多的压迫);(3)社会模式也许朝着预望的方向发生了变化;(4)社会模式完全照着预先的设想发生了变化。第一种可能性最高，第四种可能性则最低。
变化起源于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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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更多来自社会冲突，而非来自任何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任何一个组织都在不断演变，绝不停歇。异议和反抗永远存在，当领导人说“不”而其他人继续说“是”的时候，冲突和社会变化就会出现。这样的个体几乎不会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但他们为其信仰所奋斗，最终还是会影响这一冲突。
美国社会中的民权运动从未实现它所追求的种族平等目标，但因它而起的冲突(支持民权运动者和支持种族隔离及种族歧视制度者之间来来回回的斗争)却使社会结构、文化和制度都发生了改变。这些冲突给许多非白人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机会，给大多数人带去了更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民权，特别是给中产阶级黑人带去了更多的经济机会。但对那些并不拥有真正的经济及教育机会的黑人来说，它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对不断增加的年轻的、单身的、少数族裔的父母来说，它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对内城恶化的犯罪和滥用毒品，它也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马克思认为，社会冲突是变化的真正来源。他写道:历史是相互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由工人阶级和有产者组成，随着时间发展，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改变社会。有很长时间，这些冲突都是受到控制的，然后突然就会爆发一个巨大的变化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新社会是一个综合体，它是新旧的融合。马克思把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视为创造这种综合体的大型冲突的例子:它们都是从封建主义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例子，革命实际上是千百年来社会冲突不断积累的后果。
大部分社会学家都将冲突视为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存在持有不同观点和利益的人群，就会有冲突;只要存在冲突，一切就都不会保持原样。每样事物都处在不断的流动中，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每样事情都可能受到挑战和发生改变。
像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为社会变化来自冲突，这些冲突发生在那些捍卫传统秩序者与那些反对传统秩序者之间。通常，当群体变得越来越强有力、越来越有组织性且有卓越领导人带领，变化就会发生。随着传统秩序被推翻，新秩序就会被接受，最终新的也会变成传统的;历史就是一场在传统与革命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
变化最有可能在有利的社会情况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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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情况呈现出有利的一面时，个体、群体和社会冲突最有可能改变一个组织。希特勒就是一个在历史上造成巨大影响的个体的典型例子，他极大地改变了德国的社会模式，以适应他的独 裁专制;他建设超级德国的努力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在他的影响下，数百万人被残杀。就是在他死后六十多年，我们仍能在世界各地感知到他的影响。一些个体和群体仍在迷恋他的学说并将他奉为一位伟大的领袖。
但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将他视作人类有史以来最邪 恶的代表，以及最万能的个体可能做出的罪恶的代表;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承认，希特勒确实对历史产生了影响:其中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另一部分则是无意识的。
然而，希特勒想要改变世界的想法却并未成功，他既是历史的领导者，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他既是德国社会的铸造者，也是德国社会的产物。没有合适的社会环境，他也就不可能产生他实际的影响。历史学家提醒我们留意希特勒掌权的几个最重要原因:一战后签署的带有屈辱性的和平条约;1930年代摧毁德国经济的大萧条;在多方极端分子折磨下陷于瘫痪的德国政府。希特勒本身就是德国文化中各种社会模式的产物，在他攫取权力崛起的过程中，他满足了以下各方的需求:德国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和反犹主义。
很大程度上，他的当政和产生影响，也是因为他恰好接轨并利用了德国的文化模式。希特勒同时也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德国高度官僚主义化，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他得以利用官僚主义原则来组织社会、控制人口、建起高效的军事机器，并运输、监禁和系统地谋杀了几百万人。他还利用德国的科学家群体来开发优于敌人的精良的战争武器。
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希特勒不可能掌权，也不可能去影响德国社会和世界。对历史上每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来说，这都是同样道理。只有当社会条件恰好合适的时候，个体才能产生影响;路德、列宁、毛泽东、罗斯福、林肯、金和戈尔巴乔夫这些个体能够产生影响的部分原因都是，社会为他们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社会学家很容易低估个体对社会的影响力。事实上，某些个体确实既能影响他人也能改变社会模式;有时他们的影响还会大到无法被轻易忽视的地步。但更重要的是，不要忘了把个体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因为是社会背景孕育了他们并让他们的影响变得意义重大。这一点适用于任何社会组织。不管是群体、正式组织还是社区，它们都能产生影响，但它们成功的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它们处于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
更长久的变化来源于社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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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谓的社会变化大都来自客观的社会趋势，对此个体行动者无法施加任何控制。社会潮流是一种变化，它来自许多个体的行为:他们在日常生活里的做法，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由此对社会所产生的一种积聚性效应。很少有人会真想去改变社会，但他们的行动汇到一起又确实会引起变革。因此，例如，如果许多人都不结婚，或者是拖到一大把岁数才结婚;如果许多人决定离婚;如果许多人离婚后又复婚，那么这些就是社会趋势，即被社会上许多人所广泛接纳的普遍潮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社会发生了变化。
社会趋势本身是由更大的趋势引起的，如工业化、不断增强的个人主义、男女平等。当前我们社会中重要的普遍趋势可能包括人口趋势(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率)、城市化、工业化、日益增加的技术应用、计算机化、通信革命、官僚化、世俗化和全球化。例如，美国一直在经历一场计算机技术革命。技术发展(运用知识来解决人类问题)已在过去至少三四百年间成为一种不断加速的社会趋势。计算机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教育到音乐，从远程会诊到发动战争等。与那些有意制造持久性变化的个体相比，这些趋势的力量看起来要强大得多。
社会趋势是能够影响社会中各种社会模式的、长期持续的、影响深远的、普遍的发展。长远来看，这样的趋势是社会变化最重要的力量，它们将社会引上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个体的行动和观念若能与这些趋势相一致，就会为社会变化做出贡献。尽管社会上也会有许多人憎恶这样的趋势并会进行反抗，制造各种冲突，但这些趋势是有惯性的:它们一旦形成就会具有自己的生命，很难扭转过来。
韦伯强调，一种被他称为“理性化生活”的社会趋势正在主导着欧洲社会。他写道，在整个社会中，人们对计算、效率、解决问题、科学和目标导向行为的依赖正在逐渐增加。对韦伯来说，这就是现代生活的意义:抛开传统，人类看重的是实现目标——最高效地组织自己，以获利最丰的方式去制造和销售商品，计算出得到他们想要物品的最有效方法。“我们一直都是那样做的”已被“这是最聪明的做法”所替代。传统不再被看重，能否实现我们的目标才最重要。
事实上，正如韦伯所说，我们已不再致力于去追求以价值观为导向的行为——我所做的事情不是因为忠诚于价值观(如知识、善良、平等、爱与自由)，而是因为我的行为是我达成目标的最合理方式。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理性和善于算计，韦伯记录了传统、价值观和感情不断削减的重要性。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效率十足:我们能够生产百万台电视，收割成吨的小麦，培养大批的本科毕业生。我们能够为人类历史上最多的人次提供医疗保健;我们能够鼓励人们不用任何现金购物;由于科学和数学主导了我们的社会，我们能够提供比以前更多的答案;我们发现，生活中的隐私越来越少，因为计算机和官僚制会监督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中那些不喜欢变化的人经常会攻击它并将错误怪罪在某些个体和群体身上。变化是一种复杂的东西，没有人是“有错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变化就像“飞出笼子的鸟儿，再也关不回去了”;我们周围的革命只是受到其他真正趋势的起因的影响。没有人能改变趋势，一种趋势通常都是由其他趋势引起的。社会运动可以批评和扭转趋势，甚至阻止它，只是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皮草曾是一种趋势，但现在不是了;体罚小孩曾是一种趋势，但现在也不会了。通常情况都是，一种趋势取代另一种趋势，而不是运用权力去改变它们。
社会改变了，但社会模式却存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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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的变化是很难的，因为社会模式有一种强烈的固守不变的倾向。让我们思考一下，一种社会模式是什么样的。人们进行互动，时间一长就会发展出一些惯例:规则，期望，共同的价值观和真理，如何实现目标的规章制度。这些惯例确定下来后就会成为社会互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拥有更大的权力;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拥有更多的特权和声望。一个与此相关的模式是，角色会被确定下来。互动的时间越长、频率越高，模式就越重要、越稳固。它们越是扎根于一个组织的历史中，新成员被特定模式社会化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类似模式很容易保留下去，因为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做某些事情的方式，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思考方式，是我们一直信奉的规章制度。过去成为一种保护正确事物的力量。而且社会上那些相对富裕的人还会花费金钱、生命和时间来捍卫这些模式，他们从内心深处相信它们是正确的。实际上，不管对构成我们生活的社会模式持何种批判态度，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点畏惧变化，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危及社会组织自身的存在。我们之所以会墨守成规，部分原因就是我们担心挑战过度将会失去一切。
如果个体的行动限定在组织的模式之内，他或她就可以影响他人或者影响组织前进的方向，但最根本的改变(一个组织的社会模式发生变化)却是很难实现，通常它发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个体有意识的行动。
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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