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高考季,今年情况特殊,疫情之年备战高考,考生和家长们都不容易。那么,来看看古代镇江科举考试的成绩单吧,也许能给大家带来点轻松氛围。
考进士比考清华北大难多了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选官制度,是中国最早的“高考”。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进士科的创设,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之久。科举考试分四级:院试、乡试、会试、殿试。
院试未登科前叫童生、孺子,登科后称生员、秀才;而乡试每三年考一次,考生为秀才,合格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是在乡试的基础上展开的,登科后称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殿试又称御试、由皇帝主持,贡士才能考,一甲第一、二、三名即为状元、榜眼、探花,一甲三人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占录取者的三分之一,称“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占录取者的三分之二。进士可以说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
这样来看,现在高考或考公务员完全不能和当年科举考试相提并论,现在高考将教材范围参透了,在考场之上融会贯通,基本上能摸到各种考试套路。但科举不同,三年才有一次,要博览群书,融会贯通,还要会写八股文,答题时还得注意避讳。可见,考进士要比考清华北大难多了。
图1
清代共有112科乡试,大约有举人14万以上,但清代进士只有约26849名,所以举人考进士录取率很低。上海阳明2019年秋拍有件拍品(图1),可以一窥当时殿试的“高大上”,此为清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一甲第二名进士(即榜眼)吴凤藻之“殿试卷”写刻刊本,1册共16折(32页)。前八折为皇帝御题之殿试策,后八折为殿试举人吴凤藻之对策试卷全文,图中可见晚清榜眼“殿试卷”的文思敏捷、措辞缜密,堪称士林范文,可直接刊印成书,公告天下。这已经不是在皇帝面前秀文章,而是秀情怀了。
唐代润州进士的文学成就
唐代文学以诗歌为代表,唐诗繁荣成社会一景。自盛唐起进士科考要考诗赋,这既是诗歌兴盛在科考取士中的必然反映,反过来又激起人们对诗歌创作的热情。进士三场试,中唐开始先考诗赋,继考帖经,再考时务策,虽说每场定去留,但关键还是第一场。也就是说,当时要想荣登进士,必须在诗赋创作中有自己的一套。
唐代时江南已成为全国三大地域(关中、山东、江南)文学的组成之一。唐代的江南东道包括润州、常州、苏州、杭州、湖州、温州、台州等13州,本是六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如果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为依据的话,可统计出唐代江南东道文学家计126人,为全国最多区域,其中苏州27人、润州21人、越州18人、湖州17人、常州14人、睦州11人、杭州9人。也就是说,在文学家人数最多的江南东道内,润州仅次于苏州列第二。即唐时润州文学地位在江南乃至在全国都是比较高的,内中的文学家或诗人多数应是进士及第。
《新唐书·艺文志》收录有润州诗人集多部。我们比较熟悉的有许浑,他是晚唐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许浑自江东赴长安,得以进士及第。其晚年归润州丁卯桥村舍闲居,自编诗集《丁卯集》。其诗皆近体,五七律尤多,句法圆熟工稳,声调平仄自成一格,即所谓“丁卯体”。诗多写水、雨之景,故有“许浑千首湿、杜甫一生愁”之称。
宋元时期的镇江进士情况
《至顺镇江志》为现存古代名志之一,其记载宋代镇江进士254人,其中北宋进士125人,南宋进士129人。同时,两宋时镇江进士群体表现出与唐代不同的特点。
其一是科考入仕人数较唐代大幅增加,以进士数为例,唐代润州(辖6县)仅20余人,宋代(辖3县)增至近270人,扩大10倍还多,这些进士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任职,大多忠于职守,而在《宋史》中立传的就有十多人;其二,宋代科举制度在上升发展期,宋代最高统治者在科考取士时又重寒士,为社会底层提供了更多的上升通道,来自城市平民及乡村农家的子弟奋发进取、科考入仕的为数不少。
与此同时,两宋时外籍进士移居镇江的为数不少,其佼佼者尤为引人注目,给镇江历史添光增彩。当时有宋谚称:“京口江山素号奇伟,故承平时士大夫有生居洛阳、死葬朱方之语。”两宋时进士致仕后移居镇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佼佼者如苏颂、沈括、宗泽、陆秀夫等更是成为名城镇江历史的精彩之处。
元朝镇江升府为路,称镇江路。元朝计举行科考16次,共录取进士1135人,远少于唐宋两朝数,其中镇江路考中进士为2人,也远少于唐宋时。
明代镇江就建有科第牌坊
科举选士制度创始于隋,确立于唐。自宋至明清,中国社会完全步入科举社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取士为封建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了一条上升的垂直流通渠道,同时也成为封建专制社会的有效平衡器。
明清统治者在利用科举制度强化专制秩序的诸多措施中,各地建造的科第牌坊起到不可轻视的彰显作用。坊本为古代城市中街巷的通称,又名里坊。现今存世的纂成于明神宗万历初的《万历丹徒县志》记载,明前期丹徒籍永乐进士盛祥的进士牌坊建在镇江府城之登云坊,取名登贤坊。盛祥是永乐进士,在其登科步入仕途后,地方竖建进士牌坊,应是科第牌坊在明前期就已出现的有力佐证。
除进士牌坊外,明代举人牌坊也为数众多。举人与生员(秀才)的地位不一样,生员考不中举人,仍是士农工商中的“士”,而一旦乡试中举,则就有了功名,从“士”的阶层中析出,并有资格出任低级官职或教职。明代各地也有举人的功名牌坊,但规制要小于进士牌坊。明《万历丹徒县志》也列出举人牌坊近30处,除府城外辛丰镇、丹徒镇、谏壁镇、吴家沙等地也都有举人牌坊。到明后期万历初时,这些举人牌坊的大部及进士牌坊的部分均先后废圮。
明代镇江的科第牌坊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数量不少,遍布城乡,是为科举社会等级制的物化;二是无论进士牌坊还是举人牌坊,大多分布在镇江府城内,可知城市是明清封建统治的重心。
明清镇江府进士全国排名
科举能让人一步登天,而科举考试难度也是万里挑一。所以一地举办考试决出名次后,往往会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有精明的商人就利用了这样一种社会情绪做生意。上海泓盛2018年秋拍有件拍品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图2),这是一件庚寅年(1890年)广东全省文会元进士“名利全”银壹大员、贰大员,属于清代广东科举老彩票,其以科考为由头,大家一起买彩票,以此全民共庆。
图2
《中国文化研究》杂志曾对明清各省进士与人才的地理分布进行了梳理。文中列出明代进士最多的24个城市,依次为兴化、宁波、泉州、余姚、福州、苏州、南昌、绍兴、杭州、吉安、松江、广州、安福、常州、徽州、无锡、丰城、抚州、昆山、泰和、常熟、嘉兴、台州、湖州,镇江不在其列。文中还列出清代进士最多的32个城市,依次是杭州、北京、福州、苏州、常州、绍兴、湖州、南昌、广州、武汉、桂林、建昌、南京、长沙、宁波、贵阳、昆明、无锡、徽州、嘉兴、天津、黄州、开封、济南、镇江、泉州、桐城、扬州、常熟、松江、宜兴、海宁,镇江居第25位,可以说在全国还是颇有分量的。
还有一种比较更有针对性。据《江苏省艺文志》统计,明清两朝合计,有著作的进士以常州府最多(636人),次为扬州府(305人),再次为镇江府(158人),这既同各府进士总数成正比,也同各府经济文化繁荣程度及原有人文基础相关。
清代镇江进士也有一些文艺人士,书坛如金坛王澍、丹徒王文治,王文治的书法被列入清前四家,且乾隆进士王文治、道光进士严保庸均为当时有名的戏曲家。在明清镇江,还出现了一些红极一时的科举家族。这些家族聚族而居,参加各级科举考试的成员人数众多,且被录取的科举人才(生员、举人、进士)的比例相对较高,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对地方有着较大影响。比如京江丁氏,在明清考中进士6人、举人4人;京口草巷茅氏,明清考中进士有3人、举人2人、太学生15人;京江张氏,清代其门下子弟通过读书应考入仕不绝,并曾出现一门数代皆现进士的盛景,其中的张玉书(顺治十八年进士)位极人臣(图3为其对联),入阁参政前后十八年,深得康熙帝的信任,成为当时读书人的楷模。
图3
(严其林 竺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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