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自珍，一个把文学视为宗教、用灵魂写诗的人。坚守着《九龙》这块净土十数年，历经风雨和泥泞，默默奉献，生命不息，耕耘不止！
——题记
高自珍，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庆阳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宁县文联副主席，《九龙》文艺期刊主编。从1989年开始，先后在上百家报刊、杂志媒发表文学作品、新闻纪实作品2600多篇（首）。2005年以来，先后与兄高自刚创作出版纪实文学《活着》、诗歌集《回望家园》、《让爱领舞》、散文集《在路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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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珍 | 牛哞声声
每当一人独处，听到远处传来几声雄壮亦或悲凉的牛哞声时，我便想起了一个人，那是我的父亲。
父亲一生是与牛为伍的。解放前，他还是娃娃的时候就给财东家放牛，后来便长到了给人家赶牛耕地的年龄。新社会里，他只当了半年生产队长觉得太惹人，就去生产队饲养处了。槽上拴着七八头大黄牛，父亲添草时，摸摸这个头，捏捏那个耳朵，脸上挂满了笑容。可是，到了五八年、六○年那阵儿，人都有饿死的，甭说牲口了，父亲是怎样顶过来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哩。1974年吃红芋干干的日子我可是明白得很。在一次我昏迷不醒的当儿，父亲手托一块状的东西送到我颤抖的嘴唇前，说：“吃些就好了”。我用舌尖舔尝了一下，甜兮兮的，直泛胃。就在这之后不久，父亲喂的一头牛死了，他被押上了会场，两旁站的是那些年遇会必陪的“四类”分子。那时，我已是二年级学生，思想上算是该有一点儿觉悟了，可是，当同学们高举拳头一次又一次地呼喊：“彻底批判、坚决打倒”的时候，9岁的我，拳头却显得那么软弱无力，声音是那么低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把牛黄舔食了一点儿，才使父亲那样，从那时我便觉得欠了父亲一笔帐，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帐。再往后，生活逐渐好了起来，我也十来岁了。父亲照旧给生产队喂牛，我便每天放学后来到饲养舍给父亲帮一些忙。因为那时条件很苦，水、草都要一担一担从沟里往上挑。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村里小孩子口里流行起了“牛哭哩，猪笑哩，饲养员偷料哩”的歌谣。我哭了，父亲一生虽没有什么“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典型事例，但小偷小摸那一点可绝对没有，我对父亲抱不平。
1982年，国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到了一头大黄牛，它的力气特别大，一个拉着犁呼呼直往前蹿。可是父亲很爱惜它，耱地时，总是自己拴一根绳拉一边，牛拉一边。每当这时，我就往往有些不忍，说：“大，让我拉吧。”父亲就说：“你还小，你没劲。”其实，那时我已十五、六岁了，父亲只是怕把我累着，让我站在耱上省劲罢了。
1987年，我因前一年高考名落孙山，又跑到另外一家六十公里地的高三去复读。在这又一大考来临之际，父亲吆着那头大黄牛赶到我所在的小镇跟会。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父亲将牛卖了！记得1985年一次给牛割草，晚间回来迟了，看不清路一脚踏空，连人带草滚下了沟，摔坏了腿，卧床半年，他都没有舍得卖，如今，他为了我却卖了！他说：“娃，只要你好好念书，大是有心劲供你上学哩”。可不是，他用牛钱的一部分买了辆半旧自行车，说是我一旦再考不上，他以后好给我送馍。那年父亲已经六十三岁了，他老人家连滚带爬，跌倒又拾起来，硬是把骑自行车学会了。而不争气的我也只是到了1989年才考上本地一所师专，这期间曾几易地方，父亲一个老年人，跟着我骑上自行车到处颠簸，风雨无阻。
我考上了学，自然，全家皆大欢喜，不苟言笑的父亲也乐了。可是，父亲却没有了牛。因为父亲一辈子和母亲不大说合得来，儿女小时，他身边有儿女，倘要以牛为伴，如今儿女长大成人各奔前程了。父亲可怎么办？每当我一人独处于孤寂的周末，突然，远处传来一两声“哞……哞……”的牛叫声，使我不禁流下了泪水，在泪光中，我看见父亲孤单的身影在高原上踽踽独行……
1996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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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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