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作家马步升
10月14日，第七届老舍散文奖在江苏泗洪揭晓，我省著名作家马步升的作品《鸠摩罗什的法种与舌头》获奖。评委会的颁奖辞是：“用笔流转自如，余味悠长。对'形碎舌存’的佛学大师鸠摩罗什，有还原也有发现，散发着一种魔幻的美感和穿越历史的思想力。对真理不朽的赞美，是自我的映照也是对世界的探看，包含着对生死、价值、尊严、自由等命题的觉解。”
获奖后，针对记者“怎么理解发现一词”的提问，马步升回答说：“概括说它就是我笔下一个思想家与时代、政治、强权的关系。鸠摩罗什死后被焚烧，身上坚硬的骨头都化为灰烬了，但柔软的舌头却没被烧化，可以说鸠摩罗什以此证明他一生不胡说，说的都是追求和信守真理的话，而其暗示的意义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改变和影响着他身处的时代，更影响和改变着他身后更长远的时代，也就是思想永存。”
就在马步升赴江苏的行程中，10月10日，他专程绕道镇原县，与当地的文学爱好者进行深入交流，记者有幸对他进行了专访。今天，本版特别节选他的获奖作品《鸠摩罗什的法种与舌头》，以及他的著名短篇小说《哈一刀》，与读者共享。
记者：今天您又回到了故乡，故乡与您是怎样一种关系？
马步升：故乡对我有着显性的影响和隐性的影响。隐性指的是好像作品与庆阳无关，但基本精神是庆阳的，血脉中带有庆阳色彩。显性指的是我的大量作品是直接写庆阳的，庆阳的文化给我的作品培育了底色，这也是个人无法改变和脱离的。有些作品虽然是写古代的、历史的，但还是以庆阳文化为载体，去理解庆阳文化以外的东西。
我对庆阳本身是很熟悉的。我在庆阳最基层的村庄里长大、受教育，在庆阳度过了我的青春时期，一直到最后走出去。我走遍了庆阳的山山水水，每个乡镇、大一点的村庄我都走过。我理解庆阳人的一言一行，了解庆阳当下的人文状况。
这么多年我走过中国西北地区的大部分县，还有南方、华北等村庄，每到一地，我都会不自觉地将庆阳风物作为参照。但是，对故乡、对庆阳的深度理解，是我在北京上学时。站在北京的大街上，我遥望庆阳，以庆阳人为参照，庆阳人的优点、弱点逐渐清晰起来，而以庆阳为背景写作也是在北京学习的四年时间。
当现实距离更远时，故乡就离我更近。最近在写《故乡的反方向是故乡》，不是进入故乡的时候来理解，而是在离故乡更远的时候看故乡。随着阅历的丰富、读书的增多、年龄的增长，对故乡更能理解，理解故乡的文化。当我读西方人的著作时，自然而然地用中国人、庆阳人做比较，读其他地域作品时，反观庆阳人的优缺点，读古代作品时，会对比现代人、庆阳人是怎样，是主体的理解，这是我多年来的感受。
记者：在您眼里，庆阳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马步升：庆阳文化有着深厚的基础，自古以来，庆阳文化虽然不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但离得很近，这里种植了比较深厚的文化种子。随着中国文化南移，庆阳文化空旷的时间很长，出现了断代，使文化土壤的培育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近几百年来，庆阳本土文化处于比较沉默的状态。自从现代教育普及以后，庆阳本土文化人成长起来了，他们把庆阳文化续接上了。这些年，在庆阳成长起来的文化人，一大部分成长在庆阳，即便走出去，很多人还在坚持写这片土地给予他们的滋养，这对提升、宣介庆阳文化起到很大作用。
现在，庆阳人文工作从人数本身来看是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不论庆阳文化人水平达到多高，不论在国外产生多大影响，就队伍整体而言，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状态。庆阳本土文化处在了复苏、培育和继续成长的状态，对其以后发展、辐射力和凝聚力有很大作用，对传承、接续发展是关键阶段。
记者：您认为现在庆阳的文学创作是怎样的状态？
马步升：庆阳的文学创作，以甘肃省为视角，可能不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但是有一批写作者正在成长的过程中，数量、质量都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生活在庆阳本土的写作者、文化人和离开庆阳的写作者、文化人应加强联络，与不同文化培育的写作者们多联系，在不断的碰撞中，彼此发现优点、弱点，才能共同促进。
虽然写作者脚踏在这块大地上，但眼光要投放在广阔的时空中，要吸引源头活水，与本土文化契合，找到其中的人文精神，让它在这个时代闪光。要有重新发现、走出去、展现自己的底气，这也是本土作者成长的必由之路。同时，要放眼更广阔的领域，写出带有本土文化之根、有较强传播力、辐射力的作品。
记者：您走出庆阳多年，通过多年勤奋的读写，已站在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最前沿，您认为在这个时代里应该怎样来写作？
马步升：这首先要弄清楚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怎样从事文学，是所有作家面临的一个困惑。有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一直困扰着他的创作，甚至困扰着他的人生。
在我个人看来，一个作家要从事写作必须具备三个素养。
第一，时间意识。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你确定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你处在哪一个链条中。一个人的人生分纵横两部分，时间解决的是纵向轴，就是你来自哪里，你现在在哪里，你将要去何处？
第二，空间意识。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位置上，空间确定的是你的横向轴的一个位置。解决的是你和世界的关系问题，推而广之就是你和他人的关系，你和整个文化传统的关系。考虑问题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你怎样对待这个世界，你怎样处理和他人的关系。要像鲁迅一样，不仅做到解剖他人，也要解剖自己。你对别人怎样，你对这个世界承担了什么，写东西首先得对这个东西完全了解，进行现象性描述，做无用的判断是不行的。把自己搁进去，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写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要确定自己在空间节点上的责任主体，如果你的格局很小，目标很猥琐，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我们知道鲁迅改变了民族精神世界，成为了一代杰出的作家。他为什么要从事文学，因为他要治疗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心理疾病，所以作家写作立志要高。
第三，生命意识。当你拥有了时间和空间意识时，你对自己人生的定位就很清楚，产生的是生命意识，完成的是个体生命自身的价值，个体生命在群体中的价值。确定这个之后，你会发现你在这个交汇点上只是一个个体，没有那么重要，和万千众生没什么区别，那么就会产生平等观念，一种悲悯情怀。这种情况下，产生平等意识，尊重所有的生命。任何东西都具有两面性。伟大作家和一般作家的区别是：怎样去写一个人、去描述一个人，尤其是怎样写一个坏人。你有多少手段去处理一个坏人在作品中的表现，你的灵魂到底站在什么样的位置，这样一部伟大作品带来的效应是不同的。
记者：您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马步升：在文学家的眼里，任何时代对于文学而言都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对我们时代的定位是：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比西方世界晚了整整一百年，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十九世纪的法国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也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国家，有非常落后的二牛抬杠，也有手机、电脑等现代化的东西。我们处在一个多层次的时代，对于写作是最好的。我们没有写出好东西，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时代没有做一个研究。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于思想炼狱之中，到底怎样活着、怎样对待自己的文化、怎样对待外来文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就可以看出你是一个怎样的作家，是有成就的作家还是为了混一个奖，必须从这个俗套中脱离出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一个作家必须保持的，对于写作者来说，要有一百多年来的苦难意识。我们的作家基本上没有关注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比如收取皇粮国税，运行了2600年，在我们这个时代终结了，意味着中国农民国度的彻底结束，标志着农业帝国的最后崩溃，进入了工业化的国家，用工业产品可以运行了。所以，对我们的写作是一个大的资源。这些东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文化积淀，是一个文化上的优势。
记者：作家要以何种姿态进入这个时代？
马步升：你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这个时代，去表达这个时代。一是作家的历史观直接影响他对时代的判断，不仅面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和观念，也是面对现实的判断。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面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都是你的历史观。比如对民办教师的看待，有的人说民办教师有多么的穷困潦倒，水平有多差，但是却没有看到他们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既要顾家还要教课，他们的奉献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一个作家写的是自己的阅历，是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程度。有人问作家读什么书，我觉得喜欢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不管什么书，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读，懂这个东西才能写出来。作家必须懂得多，世事洞明皆学问。你的历史观决定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党政官员用他们的眼光看出去是一个结果，作家看出去是一个结果，农民看出去是另一个结果。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看问题，这是作家最基本的素养，但是，具备公民的素养是作家的一个最基本素养，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公共场所不吵嚷等就是公民的基本素养，你不具备这个素养，你对发生的一切会熟视无睹。
记者：作家如何在本土资源上寻找与时代的契合点？
马步升：我们有好多作家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写，其实一个作家倾其所有，对一个地方都写不完，就看你怎样去读懂。身边随处都是作家写作的资源，就看你发现了没有，看你对这个东西了解了没有。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文化非常深厚的国度，就是一个写作的天堂。我觉得有两个渠道：一是读书，看别人怎样生活，过去的人怎样生活，看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怎样生活，了解另外一个阶层的人的生活，和自己所了解的东西作对比。在这种对比反差中，你会发现原来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二是研究社会，明白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你要了解你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社会，你生活的这个社会都有怎样的人，这些人都有怎样的人生理想，深入进去后你会发现写作资源源源不断。写作技巧不是根本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得有材料才能写出来，对写作资源掌握了才能写出东西。写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自己写的好坏自己知道。你对你所写的东西的理解程度决定你作品表达的程度，只有地下资源的贫乏，不存在写作资源的短缺。
记者：写作给您带来了什么？
马步升：我从事的工作与我的兴趣不一样。我从事的工作是学术研究，给省委、省政府的文化决策提供学术咨询。我的个人兴趣来自文学创作、文学研究，这种状态让我自己保持在业余状态，写多少、好与坏，不是任务，完全是自己的事业，这让我一直处在相对自由的状态，我也有意保持这种状态。一年时间里我用于写作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月，多年来，我每年出版的作品在十到二十万字。写作让我心情愉悦，而它所带来的名与利，是必然产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倒置过来。
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委员会委员。现任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天水分院院长、研究员。多项作品论文获奖。
散文集代表作:《一个人的边界》《天干地支》《陇上行》
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老碗会》《马步升的小说》
长篇小说代表作:《女人狱》《青白盐》《一九五0年的婚事》《陇东断代史》《小收煞》
学术论著代表作:《走西口》《河边说文》《兵戎战事》《西北男嫁女现象调查》《刀尖上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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