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去世后，进贡的番邦逐年减少，宪宗皇帝怅然若失，又想遣人再走郑和路。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了堵死这条路，硬是把郑和的资料藏了起来，还公然放话：“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些资料后世再找不到了，可能就是让这位愚昧、短视、可恶的兵部侍郎私下里给付之一炬、毁于一旦了。
然而，从发现“潜规则”的吴思先生那里我们知道，刘大夏非但不是坏人，而且是一位正直能干、德高望重的标准儒士。在他年近七十时，还被年轻的弘治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以整顿国防，这位为朝廷的长治久安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四朝元老却屡次以病老为由推辞。皇上私下问他为何推脱，他才以自己从地方中央为官的经历直言相告：“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老臣有病，怕误了大事。”他历数官府征敛无常、将领们克扣军粮且已经弄得军穷民困的事实，让蒙在鼓里的皇上大为震动，更是坚持让他担此重任。这样一位敢于说真话、敢于为民“鼓与呼”的老臣，能叫后人忍心诅咒吗？于是，有历史学家出来为刘大夏辩护：这等好人，销毁郑和资料这种缺德事，一定不是他干的！然而，哲学家却认为，真正的悲剧，常常是坏事出自好人之手。
今人常常还自作聪明，责怪明清两代主张禁海的皇帝们昏庸。其实，单从经济学上考虑，皇帝们未必就比今天的经济学家蠢到哪里去。洋人来做生意，把中国的财富搬运走，留下的银子别无用途，只导致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不禁怎么办？
结论：郑和航海与哥伦布航海，虽是各自文明体系里的偶然事件，但背后却隐含着各自文化注定了的一种命运。后者一时呈弱，但它却是古代工商业文明经过了中世纪基督教教化之后的重新崛起，具有一种勃勃生机；前者一时呈强，但却是基于古代农耕民族防御外来民族侵扰的被动要求，只是它受到外来力量激发时呈现的瞬间主动。因此，强者终被弱者打败。
但这种“文化宿命”是历史的，当它被全面地反思、解析、重构时，人们就可能超越它了。我们超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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