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涌现出了不少“将军外交官”，大抵有20余位之多。
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百废待兴，缺乏外交方面的人才，何况，彼时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必须要让能力超群，对党忠诚之人担任。
而那些将军们，都是战场上久经考验的共和国卫士，让他们担任外交官，自然是最佳之选。
曾有位瑞典将军，轻蔑地问中国大使：您带过多少兵？结果比他们国家军队还多。
彼时中国刚刚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燎原，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认知程度和认知水平，普遍偏低。
而外交官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他们的言谈举止，必须要谨慎、谦逊，既不失礼节，又不失风度。
因此，外交官的反应必须非常灵敏，而谈吐也务必要万分得体。
1950年9月19日，耿飚乘坐着六乘王辇，穿过瑞典的大街小巷，来到了瑞典王宫。
瑞典外交部的告诉耿飚大使道：“这次王储特派六乘王辇来接，表明对贵国和大使阁下本人的重视和尊敬。”
瑞典是最早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老国王已经90多岁高龄，所有事务均交由王储打理。
不论是国王还是王储，对中国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王储，他深爱中国陶瓷，闲来无事还经常一人在家刻瓷。
进入雕梁画栋的宫殿，只见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端坐在大厅中央，而王储则稍侧于其身后。
初当外交官的耿飚表现得小心翼翼，他怀着尊敬的心情，将国书递交到了国王手中。
国王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未等耿飚开口，便请他坐下。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呈递国书都是站立传递，而老国王请耿飚入座，足以说明他对中国的尊重和对中国的友好。
耿飚缓缓开口道：“今天能够见古斯塔夫五世陛下，倍感荣幸。 我将为增进中瑞两国间和两国人民间友好合作关系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接着，国王开始回话，而王储也不时不时地参与进来，气氛非常融洽。
回到使馆后，耿飚与夫人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国庆招待会。
大使馆非常重视此事，因为这是既我们中国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的机会，也是西方国家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良好契机。
10月1日那天，500多名贵宾，熙熙攘攘的来到了大使馆，一同为中国庆生。
耿飚夫妇忙里忙外，热情的招待着每一位来宾。
席间，来了不少瑞典政商两界的要员。
他们对中国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耿飚则孜孜不倦的回答着每一个问题。
在听完耿飚对中国的讲述后，有位瑞典的议员激动对耿飚说道：“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您是从伟大的国家来的大使。”
耿飚很是谦逊的回答道：“我本人谈不上伟大。 比起国家和人民，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很想成为一座连接和沟通中瑞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桥梁。”
谈话期间，大家也对耿飚的过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位瑞典的将军此前曾听闻耿飚带兵打仗，勇猛无敌。
他问道：“听说大使您是位将军，不知道您带过多少兵？”
耿飚则说：“大概十几万吧。”
那位瑞典军官听完回答，马上立正“啪”地敬了一个标准军礼，毕恭毕敬地感叹道：“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数还要多。”
此次的招待会，令瑞典各界都对中国、对中国大使有了崭新的认识。
或许，原先他们一想到中国，就会首先想到“土”，而这次耿飚与夫人的风度翩翩，从容不迫，令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被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所深深地感染。
中国大使馆扩大了影响力，耿飚也借此机会，结识了瑞典政治、学术、商务界的一众人士。
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既然有了这些朋友，以后的路也会好走很多。
彼时，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已经开始，瑞典的外交大臣，找到了耿飚，表示愿意以中间国的身份，在中美间进行调解。
毕竟，瑞典是永久中立国，很适合做这些事情。
而耿飚直言不讳的告诉这位大臣，美国的行为严重地损害了朝鲜半岛的利益，损害了中国的利益，美国侵略朝鲜语它威胁和侵略中国大有关系。
听闻耿飚此言，那位大臣刮目相看。
不久后，他又找到耿飚，再次言及此事，而耿飚说：“中国抗美援朝，一方面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援助被侵略的友好国家；另一方面，是保卫祖国的安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
此后，瑞典对中国抗美援朝有了新的认知，也对中国有了新的看法。
耿飚在千里之外为抗美援朝做着贡献，她的夫人亦是如此。
在那次招待会上，耿夫人结交了一位瑞典女博士。
耿夫人将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侵略行为，一五一十地向她告知了一遍，还告诉她美国为了达成目的，甚至散播病菌。
后来，这名女博士亲自去往朝鲜半个月余，收集样本，带回瑞典化验，发现果然如耿夫人所言。
于是，她在报刊上刊登了自己的报告，一时间西方各大主流媒体轮流转载。
如此，让更多人对美国的“民主”与“人道”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此外，耿飚夫妇在瑞典当大使，也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1年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在英国剑桥攻读完金属物理学博士，急于归国。
要知道，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人才对我们意义极为深重。
那个年代不似今日，这些事情都是极为敏感的。
而且，中英也未曾建交，李林想直接回国，难于上青天。
于是，耿飚自己驾车至斯德哥尔摩百公里外的小村庄，接上了前来“旅游”的李林。
耿飚在瑞典的表现极为出色，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肯定。
他的功绩也被毛主席和周总理看在眼里。1956年，耿飚接到了从瑞典调任巴基斯坦的消息。
周总理告诉他：“安定四邻，是我们建国后的一个主要任务，只有四邻安定了，我们才能安定。”
当时，巴基斯坦刚刚选出了第一位总统——米尔扎。
他对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对红军的历史颇感兴趣，而耿飚又是位老红军，长期在部队任职，也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派他前往巴基斯坦担任大使，再合适不过。
当时，美国联合中国周围的一众国家，通过各种协议各种条约各种组织，其中最为著名的叫“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而巴基斯坦正是联结这两个条约的关键。
彼时，巴基斯坦与印度存在争端，美国在印巴间游移不定，而巴基斯坦的政局又刚刚发生了变化，对于中国而言是个打破封锁，建立良好中巴友谊的机会。
带着众人的期盼，耿飚和夫人在1956年年初提前到任。
尽管当地的环境气候有些恶劣，可百姓们都极为热情，民风也很是淳朴。
至于耿飚要提前上任的原因，在于他需要为贺龙副总理的访问，打好前站。
到了巴基斯坦以后，米尔扎很是忙碌，巴方外交部建议将呈递国书事宜，放在庆典以后。
然而，不久后，耿飚又收到了巴方外交部的消息。
原来，米尔扎决议要提前接见他。
巴基斯坦的外交官员告诉耿飚道：“这是总督第一次接见尚未呈递国书的外国大使，是破例接待，说明总督对中国政府和贵大使的重视。”
这传递出了一个鲜明的信号：米尔扎愿意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当年3月份，贺龙副总理亲自前往巴基斯坦出席建国典礼。
米尔扎很是热情的邀请他和耿飚，搭乘飞机前往卡拉奇打猎。
在此期间，贺龙详细地向米尔扎介绍了耿飚的传奇经历，包括他打过多少大仗，取得过怎样的成就。
米尔扎听完连连赞叹，热情的对耿飚说：“欢迎耿大使出使我国，以后大使有什么问题，尽可以找我，不论白天黑夜，不论任何事情。”
显然，米尔扎把耿飚当成了朋友。
当然，耿飚和中国，也对米尔扎与巴基斯坦，真心相待。
美国在援助巴基斯坦时，就会写上：美国援助。此举有些不尊重人，仿似这是一种施舍。
而中国给巴基斯坦的援助，只写着：中国。如此，巴基斯坦就能感觉到充分的尊重。
如耿飚大使所言：“我们同巴基斯坦的关系，是互帮互助的关系，这样人家就会拿我们当朋友。”
耿飚大使为中巴友谊，架起了一座钢铁桥梁。
而中巴关系自那时起便不可分割，这才有了今天的“巴铁”。
耿飚能在外交上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与他的军人气质和军队经历密不可分。
不论是瑞典的那次招待会，还是与巴基斯坦总统的交往，他都以坚韧不拔的军人精神，散发出了巨大的魅力。
耿飚大使，确为新中国首批外交人员的典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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