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有一个封建统治术上的重大创新,他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这一创新是划时代的,彻底打断了中国文人的脊梁骨。
从此,清朝所有的大臣都战战兢兢,以自居奴才为荣。
如果和清朝的大臣相比,明朝的言官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下面我们就来深入分析、比较一下明朝和清朝的不同。这种巨大的差异会令人感慨万分,明清之间也就只隔了一个朝代,人性的变化竟如此巨大。
希望大家能看完。
明朝的言官骂皇帝,虽然可能会被廷杖,轻者被打得皮开肉绽,重者可能当场毙命。但他们却因为敢骂皇帝,能在同僚中赢得巨大的名声,树立威望,所谓“文死谏”,让他们义无反顾。
中国历代的贤臣良相、忠臣、诤臣,每一个朝代都层出不穷,就算有的被皇帝冤杀,马上就会有新的人顶上来。这是因为:做一个敢于讽谏皇帝的名臣,能够使自己青史留名。而杀害忠臣的皇帝,却会承担巨大的道德上的风险。可能会被后世人骂为昏君。
这个现象,在明朝被发挥到极致,到了清朝,却彻底灭绝。
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篇奏章:《酒色财气疏 》。
准确地说,这不能算是奏章。因为奏章的目的,是提出建议、解决问题。而这一篇所谓的奏章,侧重点并不在提建议,主要就是肆无忌惮地对皇帝进行人身攻击。
雒于仁上这篇奏章,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搞不好就会人头落地。不过这个风险冒得值,正是由于这篇奏章,他在青史上留下名声了。
这篇奏章堪称奇文,雒于仁对皇帝展开了全方位的开骂,而所骂的很多内容并不属实,有的完全是捕风捉影。
对雒于仁而言,骂得真不真、对不对,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我已经开骂了。
这篇奏章一上去,朝臣们一片叫好。大家纷纷称赞:这真是一个勇敢的忠臣啊!骂得太好了!皇帝确实太不像话了,不骂不行了。
雒于仁一下子火了起来,人气大增。
明朝的“言官”,虽然品级不高,但专门负责对朝政挑刺,找茬。作为封建王朝的一种监察制度,“言官”制度在明朝发展到了顶峰。成为朝廷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这些言官,敢于揭露皇帝和权臣的一切阴暗面。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纯粹是为了出名。他们非常崇尚历史上的那些著名的诤臣,追求舍生取义,虽然他们所取的,并不一定是真正的“义”。
正因如此, 方孝孺宁可被灭十族也要开骂;海瑞提前准备好棺材,给皇帝上《天下第一直言事疏》,把嘉靖骂得狗血喷头、一无是处;“大礼仪”之争,百余名大臣,不惧嘉靖的廷杖,宁可被打死,也要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他们眼中,因为提意见被打死光荣,如果有意见不提,就算能升官发财也是耻辱,会被同僚瞧不起。因此,天王老子也剥夺不了我说话、提意见的权利。
但这也容易造成他们立论偏激,言辞夸张,甚至哗众取宠。
雒于仁在这篇奏章中,指出:万历“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得了“酒、色、财、气”四种大病,现在我就是你的医生,给你开了四副猛药,希望你早点把药吃下去,治好你的病!否则,你就快要亡国了!并把他比喻成隋炀帝等亡国之君。
雒于仁当官二十年,只见过皇帝三次,完全是出于义愤而上疏,很多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有的纯粹是道听途说。他骂皇帝“沉醉之后,持刀弄枪”。说皇帝好女色,宠幸“妖姬”:
艳彼妖姬,寝兴在侧,启宠纳侮。
而且他痛骂皇帝和10个小太监搞同性恋。说这10个小太监:
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
他指出:皇帝不仅早晚和这些小太监睡在一起,而且昏庸无道到了极点:
幸十俊以开骗门。
他又说,万历行为十分荒唐,上行下效,整个大明王朝的风气,就是被你给带坏了!
万历皇帝气急败坏,十分委屈:“这几个小太监,为人机灵,使唤得比较顺手,凭什么说我搞同性恋?”
万历同时进行自我辩解:
“朕好酒,谁人不饮酒?……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 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郑贵妃小心侍奉,对我的生活起居照顾得比较好,这就叫好色?我喝了几杯酒,就是害了大病?
万历想把他投入大牢治罪。首辅大学士申时行仗义直言,讲了一通歪理:
“雒于仁的目的就是想出名,陛下处置他,就中了他的奸计,让他出了名,同时变相承认他奏章内容属实。反正他是瞎说,不如放了他,让大家都知道陛下是一个明君。”
时行等对日:“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读奏。”上日:“他还是出位沽名!”时行等对日:“他既沽名,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唯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复以其疏缴置御前。上沉吟答日:“这也说的是。到不事损了朕德,却损了朕度。”时行等对日:“圣上圣度如天地,何所不容。”上复取其流再授时行,使详阅之。时行稍阅大意。上连语日:“联气他不过,必须重处!”时行云:“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臣等愚见,皇上宜照旧留中为是。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领皇上为尧舜之君。”
明朝大臣骂到皇帝,皇帝气急败坏准备办罪时,总会有大臣说这一类的话:你要处罚他,就中了他的计,他正希望让你处罚,来成全自己的名声,同时让你在历史上留下不纳谏的恶名。皇帝一听这些话,立马就泄气了。这种事在明朝发生过不止一次两次。
这一席话虽然在逻辑上并站不住脚。但万历也只好自认倒霉:如果办他的罪,显得我肚量太小!后来雒于仁主动辞职,没有被治罪。天启初,被追赠光禄少卿。
雒于仁的奏章虽然有哗众取宠的成分,但其敢说敢为敢当,还是值得肯定的。
明朝的言官制度,在清朝是不可想象的。
在清朝,皇权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皇帝的统治御下之术,也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雍正皇帝“高屋建瓴”地指出一个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
类似明朝言官那样的,为了博取自己的名声而骂皇帝,那是万万不可取的。
雍正皇帝指出:作为做臣子的,应当做的,就是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至于皇帝有什么缺点,皇帝是可以自我改进的,轮不到由大臣来指出。
如果大臣想通过指出皇帝的缺点,而为自己博取名声,那就说明有私心,进而会影响到皇帝的权威,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清朝前期的帝王,都是从小接受专业帝王统治术的训练,个个都是雄才大略,在统治术上不断出现创新性的成果。
比如,乾隆皇帝提出的“宽严相济”的统治理念,就算摆到今天,从国家的刑事政策角度来看,也不过时,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雍正皇帝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就会给帝国的统治带来问题。同时有可能会妨碍他们做一个忠实的奴才,进而影响到他们不折不扣地为皇帝服务。
雍正皇帝决定:必须把所有的能臣、贤臣、诤臣,彻底改造成奴才,这样才能有利于大清的江山永固。
清朝在皇帝的培养方面确实很有一套,往往培养出来的都是专业的统治型人才。乾隆25岁当皇帝,这个年龄现在才刚刚大学毕业。但乾隆一上台,立即体现了他极其成熟老道的政治手腕,他励精图治,深喑帝王之术,极其精明,并且能做到严格自律。很快就把手下的一帮大臣们调教得服服帖帖。
正由于清朝前期的皇帝都很厉害,所以雍正皇帝认为,以大清培养皇帝的制度,可以确保皇帝是英明的,大臣们只要执行好皇帝的英明决定就可以了。至于历朝历代那些有自己政治主见的名臣名相,在清朝不允许出现,清朝只需要奴才。他说:
“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
在这里,名和利都成了贬义词。
而中国古代一直提倡“重名轻利”。
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摘自《庄子·外篇·刻意》。
庄子说:世俗的人看重利益,而廉洁的人却看重名声,贤明的人崇尚的是志气,圣明的人追求的是精神修养。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提倡、遵守的为人的节操标准。但是,雍正认为这些都不是大臣们所应当具有的品质。
雍正指出:好利固然不可取,好名也不可行。名利都不追求,才是一个合格的奴才。
雍正朝和乾隆朝,凡“好名”的大臣,都少不了被皇帝严厉打击!
雍正年间的政治家杨名时,为人非常有操守,在打击科甲朋党等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同。他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也做了许多好事。老百姓对他很称颂。
这就引起了雍正帝的恶感!雍正认为:老百姓应该感谢的是皇恩浩荡。百姓得到实惠是皇帝的政策好。而杨名时竟然以此作为资本,邀取自身名声,实在是罪不可恕!遂找理由把他抓进大牢,并怒斥他:
“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
有鉴于此,清朝末期的名臣曾国藩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据《曾国藩家书》,他说:
“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
曾国藩说,历史上除了郭子仪,很少有立有大功的大臣,能够善终。都是因为追求名位权势,因此,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对清朝立有大功,他却始终低调做人,从不敢张扬为自己去博取什么名声。
雍正、乾隆朝的重要大臣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错。他不想做一个政治家,只想做一个奴才,主动把自己降格为皇帝忠实的秘书。他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者。他在工作中,绝对避免在政治思路上与皇帝发生冲突。一切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唯唯诺诺,一生谨慎小心,缄默持重,坚守“多磕头,少说话”的信条。他说:
“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清史稿》称他:
“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
张廷玉向皇帝举荐了某一个人,却绝对不敢向对方邀功,这就让被提拔的人感到:所有的恩宠都来自于皇帝。这也正是皇帝所希望的。
乾隆皇帝比其父亲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历史上的名臣,比如魏征,范仲淹等人,乾隆认为都不可取,他认为这些人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给自己博取名声,而不是为了皇帝。这些人的名气太大了,给人的感觉好像皇帝做什么事都是听了他们的建议。如果任由这样下去,就必然会削弱皇权。他牢牢抓紧最高权力,不使稍有分散,坚持“以一人之力治天下”,他曾说:
“我朝纲纪肃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余年来,皆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实无大臣敢于操窃。……。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乾隆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乾纲独断”。
乾隆朝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只有明君没有名臣。因为乾隆认为自己很厉害,不需要什么名臣、也严厉反对所谓的“名臣”。所有的光环都集中在乾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是乾隆一个人拍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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