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英缘起要为芮小丹书写一个神话的请求，答应了帮助王庙村扶贫，从制定计划到格律诗与乐圣达成战略合作，前后耗时不过两年。从商业经营的角度去看，成立公司到正常运营再到实现一定规模，两年的时间一定属于“神速”，但在丁元英的鬼手操纵下，这一切却真的得以实现。
而在整个实现的过程中，丁元英的思路究竟是什么？为何他称自己的行为是杀富济贫，他又为何要说只是让他们在井边上扒拉一眼，能不能上来却要看个人修为呢？
我们先从模式开始说起。
丁元英在王庙村考察了一圈以后，又把自己关在家中闭门思考了几日，最终制定了如下的全盘策略。他先是依照王庙村现有资源，敲定了王庙村只生产和加工“音响制品生产线”中的机架、外箱等大件辅助产品，而精细化的如“功放”、“电机”、“电源”等精密设施则从市场上已有的成品公司采购，然后再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新组装。
（这一过程中所需要的启动资金等支持，由于并未影响到模式运转，此处不再赘述）
换言之，依托于王庙村的格律诗确实是一家有自己品牌、专利的音响公司，但他们真正的专利和技术只是在箱体制作、机架制作以及将各种精密仪器进行不同程度的组装和搭建。
即在生产音响这条线中属于高端技术的那一段，格律诗是并不掌握的。
但由于王庙村在机架、外箱等产品上的打磨做的确实足够精细，同时内部元件仪器的创新式重组后带来音响声音质感的大幅度提升，最终导致了格律诗生产的音响质量、外观均不输市场上已有的大型品牌制造商。
只不过东西好是一回事，能不能卖出去又是一回事。
走到此时，格律诗公司的创业元老叶晓明以及刘冰对接下来的格律诗运营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见解。
叶晓明认为王庙村擅长、掌握的只是辅助器材（如机架）的生产和设计，而精密仪器则只能通过采购，而采购的价格原本就要比自己的生产成本偏高，两项叠加之后，会导致原本机架生产降低的利润空间，又被精密仪器采购的成本增加给抹去，最终导致格律诗即便是音响质量过硬，但总体售价并无优势，与市场已有大品牌的价格无差别。
所以在叶晓明看来，既然无差别，同等价位下，市场肯定更能接受已有的大品牌，故而叶晓明觉得格律诗应该只专注于机架生产和售卖，刘冰持支持态度。
但主导格律诗的丁元英却并没有考虑和吸纳这种想法，而是坚持了生产大件，采购小件，重组加工的高端化模式，并在北京租了宽敞的门面，又将打赌迎来的宝马交给了格律诗北京公司使用，同时严控高价销售，拒不降价。
从经营需要获利的角度去看，获利等于销售量*单件利润，在丁元英的模式下，此时单件利润虽然高，但是销售量的极度匮乏，让格律诗北京公司业绩难堪，而更加让叶晓明等人不解的是“丁元英不但不愿意降价，反而格外注意排场和宣传力度”。
就在叶晓明他们充斥着各种不解和疑惑的时候，丁元英还授意叶晓明注册了各种专利，同时让芮小丹安排了另一桩事，将格律诗音响在欧洲进行大肆推广，并花钱买了一个“全球十大顶级音响测评”的虚名。
简言之：此时的格律诗声誉极大，品牌也在稳重上升，在同行的眼中，格律诗的背后一定有资金雄厚的财团支撑，但市场的接受和反应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格律诗能否熬过这个过程，是叶晓明他们担心的。
在煎熬的等待中，北京国际音响展览会召开，由于丁元英的一再叮嘱，计划在展会期间成品的500套音响已经全部运至北京，而就在此时丁元英下了命令：所有格律诗成品音响大幅度降价，批发价从7600降至3400，零售价从11600降至3900，同时承诺如有质量问题，格律诗承担10倍罚款。
由于格律诗前期在品牌营造方面的造势，以及质量本身过硬，突然的大幅度降价迎来了市场的热烈反馈，500对音响瞬间销售一空。
但热闹的背后，却是叶晓明等人的极度不满，降价到这个幅度意味着利润空间在刨除各项成本后所剩无几，虽然尚有微利，但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因为即便需要降价刺激业绩，也大可降到诸如5000这样的中等台阶。
其后发生的事情，简单概述如下：
由于格律诗的大幅度降价，导致了类似品牌乐圣遭遇到了市场的严重抨击，市场认为同等质量下格律诗即便降到这个幅度，也依旧有钱可赚，那卖的更贵的乐圣，岂不是赚的更多，一时间抛弃乐圣选择格律诗的声调很大。
而另一边的乐圣，则在仔细的分析后得出结论：
依照目前的格律诗成品音响，他们的制作成本不应低于4000，那格律诗的3900便是亏本买卖，依照商业法的相关规定，格律诗此举属于恶意竞争。
乐圣据此起诉格律诗不正当竞争，然而乐圣测算的标准是依照自身生产以及其他同行生产的成本标准，继而忽略掉了王庙村这样的代加工模式下的低廉成本，最终导致败诉。而在市场压力、声誉受损等多方压力下，乐圣最终选择了与格律诗各占一头的合作模式，从此格律诗正式融入市场，并拥有了稳定的盈利通道。
丁元英的“杀富济贫”也就此功成。
叶晓明与丁元英之所以产生分歧的点，是在于打一开始他们所设定的变现模式就是不一样的。
在叶晓明的理解中，经营公司的变现模式天然性的就该是销售，盈利则是销售后产生的价差，而丁元英所设定的变现模式是直接变卖整个格律诗公司，这个变卖可以是完整变卖、也可以是部分变卖，甚至托管，而丁元英的这种变现还有个更通俗的名字叫“做大市值，资本套现”。
从商业经营的角度去看，叶晓明与丁元英都没错，甚至叶晓明的思路是最正统和最能够持续经营的思路，那为何丁元英没有采用呢？
我们先说丁元英为了实现“杀富济贫”这个套现，做了哪些事情？
第一：打响品牌和声誉，包括北京的门面、欧洲代理商、十大音响展等。
第二：严格控制价格，并坚决不容许任何形式的降价，同时申请了各项专利，杜绝被抄袭、模仿。
第三：严格控制王庙村产出的机架、外壳等产品质量。
第四：故意把价格降至乐圣能够核算出的成本价之下。
第五：诱导斯雷克跟进降价，伯爵电子假意收购。
第六：提前剥离和设定好，乐圣与王庙村从隶属关系变成合作关系。
在这六招之下，格律诗品牌营造成功，乐圣起诉不成功，市场压力逼迫下乐圣只得选择合作，从而丁元英实现套现目的。
那乐圣有没有可能坚决不与格律诗合作呢？从概率学角度是有的，但从商业逻辑角度这种不合作并不合理，如若乐圣不合作，同时他们又无法降低自身成本，即意味着他们产品的销售价格无法下降，在市场供需的自我调节下，乐圣必然面临销售寒冬，寒冬来临后整个乐圣搭建多年的生态链便会迎来瓦解（理论上乐圣的瓦解，也会导致依托采购乐圣器材的格律诗同步瓦解）。
我们再说回前面的问题，为何丁元英不采用叶晓明的那种经营模式？答案有二，时间和观念。
芮小丹留在古城的日子有限，同样丁元英在古城的日子也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想要书写一笔神话，那需要的自然便是大机遇和大手笔。
叶晓明所希望的模式在丁元英来之前王庙村就已经做过，无论是板材加工还是低端音响的制作，王庙村都已经尝试过，但结局呢？
由于市场销售的难度，王庙村的人员架构，注定了他们没有好而宽的销售渠道，同时农民又要忙于农耕等其他事物，又注定了他们无法持续和平衡性的去生产产品。
即在产品无法准时和均衡提供的前提下，另一边的销售渠道又无法做到快速销售，那利润自然也就不甚了了。
而格律诗此时的机架销售看似不错，但这个背后是北京大门面的支撑、前期农户对质量的严格把控，如果时间拉长，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又会导致神话破灭，比如北京门面的成本上涨，农户生产的质量起伏，也包括农耕时间的突然到来。
而最重要的是时间，两年内这种模式无法产生大的变局，那丁元英也就无法实现答应给芮小丹的那个神话。
我们再说观念，丁元英在与韩楚风的聊天中说到了“扒拉在井边看上一眼，能不能跳出来的便要看他们自己”，这里的“自己”主要是指叶晓明三人，也包括王庙村的普通村民。
我们透过丁元英所说的文化属性去分析一二，剧中王庙村的百姓信奉主，把致富的愿望部分寄托给了上帝，他们习惯了小打小闹和贫穷，而几十年下来这样的现状之所以没有改变，是因为耐力不够，文化属性不搭。
常规销售机架的模式虽然短期有利润，但这种利润微小且漫长，在某一段订单不稳定的时期之后，王庙村或许便会再次回到从前的生存状态中去，故而只有快速、剧烈的打破（比如被乐圣收购，见到了巨富的可能性）才可能会将他们猛然间拽上另一个层次，这是改变他们观念的唯一可能性，同样叶晓明三人也是如此，由于弱势文化属性在他们的性格里已经生根发芽，想要拔高就需要要用猛药。
但终究，能否跳出弱势文化的藩篱（也就是丁元英口中的井），依旧取决于叶晓明等人的造化。
故而从时间角度，丁元英只有选择套现模式，从观念角度即从根子里扶贫，他同样只能选择套现模式。而套现，便意味着有人出钱，这个出钱和被杀了的富，最终变成了乐圣。
丁元英的这套模式，往简单了说是碰瓷，往复杂了说是借力打力，但终究难逃投机和算计之嫌，时至今日也依旧有人在用丁元英的模式在大发横财，他们不需掌握核心技术，只需把外表做的光鲜亮丽，然后不断的渲染、造势，最终套现、离场，而离场后是否是一地鸡毛？则要看这个人是否还有道德底线，从这一点去看丁元英是在留住底线、保住良知的范围内最大化的杀富济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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