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道理大抵是相通的。
法国有个女作家波伏娃，她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叫《第二性》，书中对男性、女性有如此评价：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又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路，她不是被要求发奋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达极乐天堂。
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无论男性女性，从来都是独立自主难，依附取巧易。
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
我们的先辈在建国之初就选了一条极为艰难的路。
不要长波电台，不要联合舰队，哪怕我们的外交方针是“一边倒”，哪怕彼时的苏联还是我们的老大哥。
不惧挟二战胜利之威的美军，不惧世界第一的工业产能，我们有“钢少气多”的意志，我们有保家卫国的决心，我们敢于和美军进行血与铁的殊死搏斗。
在随后的漫长封锁中，我们宁可冒着“核讹诈”，也坚决不低头，也要保证我们的主权完整和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实际非常困难。
抬头看看亚欧大陆的西端，就知道“独立自主”四个字离欧洲有多远。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君士坦丁堡也不是一天陷落的。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欧洲丧失独立自主性的伊始。
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人殒命在子弹下，产能、基建损毁于炮火中。重建经济与穷小子白手起家搞创业并无二质。
美国在战火中不仅本土基本没有受到打击，不但没有去产能反而大肆扩张：
工业产值占到了世界的40%以上，GDP占世界的50%以上，钢铁产量超60%，黄金储备更是占到了世界的75%。
美国战后也一直维持着天量的贸易顺差，哪怕是战时生产的剩余物资都一直用到战后好几年。
此时的美国有两大需求：经济上如何输出过剩产能获取市场；政治上如何遏制共产主义西扩。
对应的举措就表现为：经济上推行“马歇尔计划”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政治上执行“杜鲁门主义”。
而欧洲的诉求则很简单：不饿肚，不挨冻。
是的，曾经富庶繁荣的欧洲因为战争面临粮食短缺问题；因为东西欧、美苏的对抗又加剧了能源问题——煤炭供应不足。
彼时1946年和1947年还是历史上少有的寒冬，冬天叠加能源供给不足，许多家庭因为没有供暖而被活活冻死。而为了保障国内的民用煤炭需求，许多国家的工业生产被迫停止。
在这些西欧国家里，又以德国的情况最为严重。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情节总是在重演。
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欧洲大陆更依赖天然气，而不是煤炭。
在这种窘境下，面对美国人的钱袋子和枪杆子，欧洲其实没有选择，不得不依附。
马歇尔计划给的实在是太多了。美国人给欧洲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10%为贷款。
这笔钱折合到现在超千亿美元，且基本是白给。到底是如日中天的美国，出手的确阔绰。
不过今时不比往昔，今年5月份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东盟峰会，美国为了拉拢东盟，拜登总统在开幕式上特意宣布，将向东盟投资1.5亿美元。
1.5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贵州是2020年中国最后一批摘帽贫困县的省份，而其中GDP排行全省倒数第一的施秉县，GDP也有5.2亿美元。
当年的杜鲁门要是能活到现在，恐怕也会感叹一句：“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说回过去。
欧洲就像《第二性》中的女性，就像《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美丽少妇玛琳娜，面对饥饿和贫穷，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欧洲选择了依附，选择了容易走的那条路。
他们自己也知道，要是没有美国佬的帮助，仅凭自己要想恢复战前经济水平，至少需要多几十年的光景。
这里面其实存在一个“囚徒博弈“困境：
如果欧洲团结一心，大家都靠自己，那么美国人的确没有机会掺合欧洲；可是人是要温饱的，一旦一个国家接受了美援，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经济活力快速恢复，其他国家的政府就会面临巨大的民意压力。
在选民政治中，这种忽视民生的政府基本做不长久。怎么选？只能先渡过眼下难关。
而财大气粗的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也的的确确重振了欧洲。
1948年至1952年受援期间，欧洲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也已超过战前的水平，各国经济迅速恢复。
可代价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比如许多国家愿意拿美元作为本币发行的抵押担保资产，即依托美元发行自己国家的主权货币。像日元、德国马克都是以美元作抵押来发行，这就是将自己融入到美元体系里，接受美国的铸币税。
经济和产业上的紧密联系也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了基础：你们现在又过上了好日子，这离不开美国；北约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让你们的好日子不被苏联人夺走。
何况你们不是厌倦战争了吗？军费大头我美国人来出，军队我美国人来维护，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
经济富足的代价就是各类主权的让渡和利益的渗透。
这一弊病延续到了今天。
欧洲不是没有尝试反抗过。欧盟的成立本身就是最大的反抗，欧元，欧洲军，欧盟与俄罗斯的和解，全都是欧洲在在找回自我的过程。
中国人讲“得国要正”，毛主席说要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开始就走上了依附的道路，囚笼里的百灵鸟岂是那么容易挣脱束缚的？
而且全球化有一个隐形的副产物，那就是资本和精英可以不再有国籍，或者说国籍没那重要，因为他们可以全球流动。
比如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其丈夫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孩子在美国诞生，除她本人以外，全家人都是美国人。
这样的人，你觉得她说出“欧洲是我的，也是你的”可能性有多大？
曾经的美国的确是灯塔，是一位好老师，以至于现在的我们和现在的美国都在学习曾经的美国。
也许人有路径依赖，也许美国想复刻一下当年的环境来重新团结盟友，但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
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是道，是要修炼内功，是要独立自主，学的是那个工业产值冠绝全球的美国，是那个真金白银在建设世界的美国。
美国走了点偏，它想起了离岸平衡，想起来坐山观虎斗，可是他也许忘记了它曾经内力是多么深厚，它曾经热衷于输血造血而不是一味地吸血。
欧洲也许也在觉醒，但它从觉醒到真正走出自己的道路中间还有巨大的鸿沟，这条路稍有不慎，也许就会让它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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