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因为偶尔在报纸上发几块“豆腐块”，我被抽调到市府办帮忙。在这里，除了领教到强势部门更高的工作标杆外，几位身怀绝技的领导，也让我认识到了，领导之所以能够当上领导，总会有点特别之处。
借着【我最佩服领导的一个点】（见文末）主题，和大家聊聊。
主任A，年逾不惑，工作风格出了名的严格，有点“达康书记”的影子，会工作不会拢人心。刚到府办就从“课间休息”时间听到了他的各种故事，据说此君从上一任单位离开时，整个单位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办公室最困难的活不是写材料，而是写完材料给A送去。每次安排到谁送材料，都要在门外做半天的心理建设，才敢迈进他的办公室。我“有幸”送过一次，回来的时候材料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几乎重写了一遍。有一次扩大会议，A主任安排办公室全体人员跟会，会议洋洋洒洒开了三个半小时，到中午一点半还没结束。因为会议原本只扩大到市局和区县主要领导，所以内容和议程跟办公室日常工作关联性并不太强，所有人都听得昏昏沉沉，又饿又累，不停看着手表等着会议结束。但谁都没料到，下午上班A主任就让综合科通知全体人员开会，会议主题竟然是检查上午的会议笔记。结果可想而知，整个办公室只有几个人的笔记超过五页纸，而A自己的笔记，满满记了二十多页纸。精确到哪位领导说了什么话，具体安排了哪项工作，我回去听了一下录音笔的内容，几乎是原文复述。事后，A主任让所有笔记不合格的人，把会议文件手抄了一遍。后来才知道，A主任上班二十多年，每场会议都是这么记下来的，办公室发的笔记本，他两三个月就要换一本。副主任B，首届80后，同样已经年愈不惑，据说是从区县一步步干上来的。跟A君截然相反，B主任是个极会与人相处的人，没有领导架子，说话基本都挂着笑容。22年3月，上海疫情漫延，全市机关单位下沉片区，分片包保，第一项工作就是摸清常住人口底数。办公室包保的是一片城中村，管理混乱，设施老旧，合租混住现象严重，连门牌号都是打乱的。B主任带着着我们几个年轻人，熬了几个大夜，画出了片区的平面图。汇总表格的时候，有一个数据怎么也对不上，我和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同事面面相觑，急得直挠头。B坐起来揉揉太阳穴，问清楚情况，走到电脑前，五分钟就找出了对不上的那个数据。疫情过后有一次聊起来这件事，科长笑称，B主任早就练成了“张起灵”似的作息习惯——躺下就能睡着，起来就能工作，没有起床气，也不犯糊涂。主任C，政法系统出身，年龄大，工龄长，正处级干部。跟A主任同级别，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有的市领导还没大学毕业。就是这么一位老资格，老前辈，面对问题时的情绪管理和抗压水平，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些刚上班没几年还处在单位最底层的年轻人。22年年中，下面一个县突然爆出一例阳性，那个阶段对这事特别敏感，那个县紧接着就宣布实施封控。我和C主任被抽调到指挥部，跟着一位市领导一起下到了县区。下去之后才发现，也许是因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各项工作都没法正常开展，人员底数不清，活动轨迹模糊，物资供应也跟不上，整个县乱成了一锅粥。领导翻了几页台账，下去转了一圈，回来连县班子带C主任骂了一通。连着几天，C主任一天能接打几百个电话，有领导打来质询情况的，有县区打来恳求帮忙协调工作的，还有办公室的“家务活”。我偷摸数了一下，最多的一天，C主任挨了六顿批，平均下来三餐饭前饭后各一顿。我们几个人背地里都说C主任心真大，直到有一次看见他蹲在会议室里抽烟，一边抽一边使劲用手揉眉心，一脸的烦躁。半个小时后的会上再见他，脸上的烦躁烟消云散，安排工作不急不躁，连大声说话都没一句，没有一丝负面情绪的影子。后来听几个女生偷偷议论，C主任脾气好的跟《小欢喜》里的方圆似的。同事们都有点替我可惜，说已经去了那么久了，还不如坚持一下留在府办，毕竟平台高，更进一步的机会多。但我却深深领教到了，能被提拔的人之所以被提拔，远远不仅是因为站的平台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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