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曾经在朝歌大地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和云普同志回忆淇县的革命斗争
我是1945年秋后到淇县的，当时是汲淇联合县，我分配在四区（即黄洞区）任副区长，区长是牛生堂。到年底，牛生堂调离，我任区长。直到1947年春天汲淇分开后，我被任命淇县财粮所长，但我实际没到职工作，因为县委抽调我搞点、写材料，这年9月，便被调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当时叫研究室），并兼任《淇县小报》的主编。1950年9月任淇县县委委员，同年年底，任县委宣传部长。1952年我调省报社工作，离开了淇县。在淇县工作七年多，和淇县人民有深厚感情。现将我所记得的一些斗争情况，提供给同志们写党史时参考。
一、坚持北岭后的斗争
北岭后是四区的一部分，在黄洞山后，所以简称北岭后。这条山沟西从全寨起，东到土门、形盆止，全长约20公里，主要村庄有柳林、鲍庄、小柏峪、马庄、温洞等大小近30个自然村。地理情况是，南北两座大山，中间一条沟，也是路，是淇县四条山沟中的一条，北边临淇河，淇河北即是庞村集，这里驻着土匪头子扈全禄的队伍，他有一千余人，还有造枪的兵工厂，对我北岭后解放区威胁比较大。往东是淇县会队头子盘踞的地方，他们驻在朱家、马圪垱等村，他势力不大，仅一百多人，淇县山区刚解放时，杨富也表示抗日，同我们有过些合作，后来我们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触动了杨富及其一伙人的利益，象鲍庄的贾文东、贾文其、鱼泉的王×庆等，便都到了杨富匪部，所以便与我党我军为敌。但杨富同北岭后很多人有关系，有的是亲戚，有的是朋友，所以当时情况比较复杂，我记山里马庄就有一家同杨富是儿女亲家。杨富有时也到北岭后去抓人、抢粮，但白天他不敢去，常常是夜里去偷袭。我们各村也有民兵，白天分散的多，晚上集中对付敌人。有一次杨富抓去我鲍庄一个村长，让人给送来信说：送十石粮食来就放人，如果几天送不来，就把这个村长杀掉，这是一种手段。
再一种是夜里来抢牲口、赶羊、抢粮食，对群众威胁很大，土门的群众夜里不敢在家睡，鲍庄夜里便成了无人村，光听狗咬，见不到人。不少人在山坡上、山洞里睡。敌人有时还到马庄、小蜂窝。一次，他们在小蜂窝抢走东西后，又打伤5个人。温洞北边的新庄有个地主家，东西全让杨富抢走了。大小柏峪的羊也让杨富赶走了。还常让群众捎个纸条给村上，上写着：限×日内给送粮食多少，否则烧村庄，杀全村人。这些当然是吹牛，我们以牙还牙，用武装对付敌人，找到北岭后首先抓武装，没有武装力量，我们寸步难行。当时柳林、土门、全寨等村的民兵武装还是可以的，温洞村付世臣是有名的民兵，解放后还到北京参加过群英会。
由于北岭后环境恶劣，所以党组织建立的比较晚，全寨1946年才建立党组织，我记党员有付金堂、付小川、付其林等，其它村更迟些。群众组织也是比较晚些建起来的。
当时我们开会、布置工作，常常是把各村的三大角：村长、农会主席、民兵队长叫到区里，开个短会。因为要坚持对敌斗争，他们都是骨干。在斗争方法上，我们和敌人抢山头，只要占住山头，群众生产就可以安心的去搞。如果让敌人占了，我们这一天的工作、生产都不安心。为此，常常天不明就去抢占山头，群众主要是怕会队，因为会队里有地主家的人，他路熟、人熟，对群众威胁大。
为了加强武装，给北岭后派了强有力的干部，区武委会主任刘振才常在这一带。李方原是民政助理员，他胆大、勇敢自动要求抓武装，区上同意了他的要求，他经常坚持在北岭后，他俩把土门民兵抓好了，看好了这条沟的大门，北岭后的形势大为好转，安静多了。其它村的民兵经过整顿也加强了，全寨有五六十个民兵，相互支援，使敌人不敢轻易进山。
另外，还有一支可以依赖的武装，就是太行五分区49团五连。这个连主要是淇县参军的，为保卫家乡十分英勇。这个连的指导员叫刘全，带兵打仗都行。在五连的支援下，北岭后敌斗争力量强了，敌人常常吃亏，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我记全寨有个上点年纪的人，叫老卷，他有个鸟枪，好打个鸟、打个兔，枪法很准，他要求参加民兵。按他的年纪是不能参加的，但他一定要当民兵，就让他参加了。
在北岭后敌斗争中，涌现出很多优秀人物：除五连指战员，还有刘振才、李方，全寨民兵付金奎、付小拴、付金堂、付得礼，温洞的付世臣等都是好样的。还要提到的一个人就是夏希瑞，他不是民兵，是全寨的小学教员，他不仅教学，他还帮助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同地主斗争，帮助区、村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土门的孙礼，斗争也很坚决，全寨的付金珠，在对敌斗争中是勇敢的。
大柏峪的付士春，在拉游击时，是个好民兵，建国后是生产模范，到北京参加过劳模会。
有些人虽然同杨富有关系，但并不倾向他，如全寨有个付德礼，和杨富是亲戚，在同会队斗争中，他表现还是很好的。
有些很好的民兵、村干部，我记不住名子啦。如小蜂窝有个民兵，被敌人打的遍体是伤，但他并未因此退缩，而是继续斗争。
在坚持北岭后的斗争中，主要是抓民兵的建设，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加强组织纪委性，提高战斗力。全寨有个民兵队长，胖胖的，大个，这人很能干，但无组织无纪委，谁家的东西都吃，还乱搞男妇女关系，群众意见很大，批评教育他听不进去，为了严肃纪委，把他枪毙了。这件事对民兵、对群众教育很大。
开始我们在北岭后做工作，群众不相信我们能胜利，有的说：你们连庞村都打不开，扈全禄都赶不走，还要打倒蒋介石哩。你斗地主分果实，有些人不敢要，因为有些地主家跑的人，就在扈全禄或杨富匪部，害怕地主回来报复，他们的房子没人敢住，他们的地没人敢分，他们家的财产没人敢动。群众情绪低落。为了鼓舞群众，提高胜利信心，一方面宣传胜利形势，一方面用武力打击敌人。1947年春天，在淇县城解放后的第三天即解放了庞村，全歼扈全禄匪部。这一来，群众真正相信我党、我军是有力量的，能够打败蒋介石。
二、关于柳林民兵叛变
柳林民兵叛变，是在1946年秋后，天已经冷了，地里的全收割完毕，国民党85军的大 人马，向我汲淇县解放区大举进攻。他们由汲县的塔岗口，淇县的灵山口，庙口和形盆口同时进攻，来势汹汹，大有踏平我解放区之势。形势是的，但广大干部和民兵认识到敌人纸老虎的本质，也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同敌人周旋，打得敌人白天往山里攻攻，晚上便又退回山外。但也有少数干部和民兵经不起考验，被敌人的阵势吓破了胆。柳林村的民兵就是在这时叛变的。
敌人开始扫荡时，我们把北岭后的民兵全部集中在全寨，以便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在敌人进攻的第二天晚上，柳林民兵队长刘有庆提出要夜间回村看看，把没出来的群众接出来，当时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下山投敌，就同意了。并对他们说：你们夜里回去，我们明天早起带民兵到东山口去接你们。你们可爬山过来，到那后就只隔一条沟了。他说：那行，当时他们要叫刘德太也去，刘德太是区委组织委员，常住柳林村，后来因故刘未去。当天夜里刘有庆带着柳林村的30多个民兵，全副武装回村了。到村上杀了羊，吃了一顿，天明后竟然叛变投敌了。当然投敌并非人人愿意，在刘有庆等坏分子的胁迫下，不想投敌的也不由自主了，这是个很大的教训。刘德太也有点后怕，因为他如果一同回去，保险把他逮捕，当见面礼送给敌人。
在柳林民兵投敌前，也有些不正常现象，就是在开会讨论如何对付敌人时，柳林的村长、民兵一言不发，思想沉重。只因为他们是有点害怕。另外，我们先一天在东岭上监视敌人时，柳林有个民兵表现不好，他不听指挥，叫他卧倒，又是大喊，又是露头。晚上站岗时，他非拿他那支枪去，给他换换他不同意，这也是一个反常现象。结合过去，这个村的民兵队长和农会主席，曾发动群众要打死王全，王全是个好干部，对敌斗争坚决，他们把人都集合好了，被区武委会主任刘振才阻止了，刘振才没让杀害王全，把会给解散了。这些问题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
柳林村的民兵叛变，对其它村的民兵影响很大，给我们的斗争带来很大损失。没过几天，一个投敌民兵被敌人打死了，送了回来，据了解，他是投敌后又后悔了，想回来，被敌人打死了。我们利用这件事，对民兵进行政治教育，说明投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并对各村民兵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重新配备了武器，加强了领导，从此，大家又振作起来，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三、淇县“九四”大出击前后的情况
淇县城是1947年春天解放的，但我们占不住县城，敌人也不敢占，当时我们县没有武装，只有区干队、民兵。敌人主要是杨富、高永清这些反动会队，他们是地头蛇，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会队盘踞在西岗以南地区的卫河两岸，经常到我解放区破坏骚扰。敌我对立，斗争十分尖锐。我们的口号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一手持枪，一手分田”。深入发动群众，向奸霸地主展开斗争。这一来也出现了不少过火行为，如乱打人、乱打死人、乱抓人现象时常发生，特别是“九四”大出击时，抓了很多不该抓的失，其中有些是中农，有些因为穿的少好点或戴个礼帽，有的则是一般店员甚至是贫民。在“九四”出击前后，我们的政策过“左”，很不稳当，造下了不良后果。当时一切由群众作主，农村可以随便打死人。一开群众大会，群众就害怕。不知道会上又要打死谁。所以一听说开大会，有些群众就穿上新衣服，准备挨乱棍。
1947年秋天，我在庙口北边大李庄住，就出现了一个怪事，百姓们认为一个比较好的干部即村武委会主任蔡兴，被列为被打过去现任的名单中，村上把蔡兴扣起来，拉到会场。当时被我们制止了，没有被打死。蔡兴对敌斗争很坚决。可能在工作方法上有点不妥，但也不能当坏人打死呀。这个同志当年冬天带头参加了解放军。
当时只要谁常去外边，就怀疑他同会队有联系，或者有人说×××通敌，那就坏了，只要你沾上一点味儿，就非被打死不可。有段时间县委让我抓庞村的斗争，每次开大会总要捆几个人，开了三四次群众大会，打死好几个人。我走以后，又打死两个，据说有一个是贫下中农，也被打死了。柳林村开群众会不是打死七八个，就是打死十来个。好多是咱们的村干部，那时，只要一说开群众会，每人手里都拿着棍棒，围着被斗对象一阵乱打，打死为止。这一段我们政策上不筝，让坏人钻了空子，造成极坏影响。所以，不少人因为怕打死，逃到了敌占区，给杨富、高永清这些地主武装增加不少兵，这些事都发生在“桑园整编”前。为了刹住这股乱打乱杀风，“桑园整编”时对这股极“左”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到1948年，政策稳定了，形势也大为好转。原来外逃的人也逐渐返回了，敌人被瓦解，我们的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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