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曾经在朝歌大地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和云普同志回忆淇县的革命斗争
我是1945年秋后到淇县的,当时是汲淇联合县,我分配在四区(即黄洞区)任副区长,区长是牛生堂。到年底,牛生堂调离,我任区长。直到1947年春天汲淇分开后,我被任命淇县财粮所长,但我实际没到职工作,因为县委抽调我搞点、写材料,这年9月,便被调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当时叫研究室),并兼任《淇县小报》的主编。1950年9月任淇县县委委员,同年年底,任县委宣传部长。1952年我调省报社工作,离开了淇县。在淇县工作七年多,和淇县人民有深厚感情。现将我所记得的一些斗争情况,提供给同志们写党史时参考。
一、坚持北岭后的斗争
北岭后是四区的一部分,在黄洞山后,所以简称北岭后。这条山沟西从全寨起,东到土门、形盆止,全长约20公里,主要村庄有柳林、鲍庄、小柏峪、马庄、温洞等大小近30个自然村。地理情况是,南北两座大山,中间一条沟,也是路,是淇县四条山沟中的一条,北边临淇河,淇河北即是庞村集,这里驻着土匪头子扈全禄的队伍,他有一千余人,还有造枪的兵工厂,对我北岭后解放区威胁比较大。往东是淇县会队头子盘踞的地方,他们驻在朱家、马圪垱等村,他势力不大,仅一百多人,淇县山区刚解放时,杨富也表示抗日,同我们有过些合作,后来我们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触动了杨富及其一伙人的利益,象鲍庄的贾文东、贾文其、鱼泉的王×庆等,便都到了杨富匪部,所以便与我党我军为敌。但杨富同北岭后很多人有关系,有的是亲戚,有的是朋友,所以当时情况比较复杂,我记山里马庄就有一家同杨富是儿女亲家。杨富有时也到北岭后去抓人、抢粮,但白天他不敢去,常常是夜里去偷袭。我们各村也有民兵,白天分散的多,晚上集中对付敌人。有一次杨富抓去我鲍庄一个村长,让人给送来信说:送十石粮食来就放人,如果几天送不来,就把这个村长杀掉,这是一种手段。
再一种是夜里来抢牲口、赶羊、抢粮食,对群众威胁很大,土门的群众夜里不敢在家睡,鲍庄夜里便成了无人村,光听狗咬,见不到人。不少人在山坡上、山洞里睡。敌人有时还到马庄、小蜂窝。一次,他们在小蜂窝抢走东西后,又打伤5个人。温洞北边的新庄有个地主家,东西全让杨富抢走了。大小柏峪的羊也让杨富赶走了。还常让群众捎个纸条给村上,上写着:限×日内给送粮食多少,否则烧村庄,杀全村人。这些当然是吹牛,我们以牙还牙,用武装对付敌人,找到北岭后首先抓武装,没有武装力量,我们寸步难行。当时柳林、土门、全寨等村的民兵武装还是可以的,温洞村付世臣是有名的民兵,解放后还到北京参加过群英会。
由于北岭后环境恶劣,所以党组织建立的比较晚,全寨1946年才建立党组织,我记党员有付金堂、付小川、付其林等,其它村更迟些。群众组织也是比较晚些建起来的。
当时我们开会、布置工作,常常是把各村的三大角:村长、农会主席、民兵队长叫到区里,开个短会。因为要坚持对敌斗争,他们都是骨干。在斗争方法上,我们和敌人抢山头,只要占住山头,群众生产就可以安心的去搞。如果让敌人占了,我们这一天的工作、生产都不安心。为此,常常天不明就去抢占山头,群众主要是怕会队,因为会队里有地主家的人,他路熟、人熟,对群众威胁大。
为了加强武装,给北岭后派了强有力的干部,区武委会主任刘振才常在这一带。李方原是民政助理员,他胆大、勇敢自动要求抓武装,区上同意了他的要求,他经常坚持在北岭后,他俩把土门民兵抓好了,看好了这条沟的大门,北岭后的形势大为好转,安静多了。其它村的民兵经过整顿也加强了,全寨有五六十个民兵,相互支援,使敌人不敢轻易进山。
另外,还有一支可以依赖的武装,就是太行五分区49团五连。这个连主要是淇县参军的,为保卫家乡十分英勇。这个连的指导员叫刘全,带兵打仗都行。在五连的支援下,北岭后敌斗争力量强了,敌人常常吃亏,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我记全寨有个上点年纪的人,叫老卷,他有个鸟枪,好打个鸟、打个兔,枪法很准,他要求参加民兵。按他的年纪是不能参加的,但他一定要当民兵,就让他参加了。
在北岭后敌斗争中,涌现出很多优秀人物:除五连指战员,还有刘振才、李方,全寨民兵付金奎、付小拴、付金堂、付得礼,温洞的付世臣等都是好样的。还要提到的一个人就是夏希瑞,他不是民兵,是全寨的小学教员,他不仅教学,他还帮助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同地主斗争,帮助区、村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土门的孙礼,斗争也很坚决,全寨的付金珠,在对敌斗争中是勇敢的。
大柏峪的付士春,在拉游击时,是个好民兵,建国后是生产模范,到北京参加过劳模会。
有些人虽然同杨富有关系,但并不倾向他,如全寨有个付德礼,和杨富是亲戚,在同会队斗争中,他表现还是很好的。
有些很好的民兵、村干部,我记不住名子啦。如小蜂窝有个民兵,被敌人打的遍体是伤,但他并未因此退缩,而是继续斗争。
在坚持北岭后的斗争中,主要是抓民兵的建设,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加强组织纪委性,提高战斗力。全寨有个民兵队长,胖胖的,大个,这人很能干,但无组织无纪委,谁家的东西都吃,还乱搞男妇女关系,群众意见很大,批评教育他听不进去,为了严肃纪委,把他枪毙了。这件事对民兵、对群众教育很大。
开始我们在北岭后做工作,群众不相信我们能胜利,有的说:你们连庞村都打不开,扈全禄都赶不走,还要打倒蒋介石哩。你斗地主分果实,有些人不敢要,因为有些地主家跑的人,就在扈全禄或杨富匪部,害怕地主回来报复,他们的房子没人敢住,他们的地没人敢分,他们家的财产没人敢动。群众情绪低落。为了鼓舞群众,提高胜利信心,一方面宣传胜利形势,一方面用武力打击敌人。1947年春天,在淇县城解放后的第三天即解放了庞村,全歼扈全禄匪部。这一来,群众真正相信我党、我军是有力量的,能够打败蒋介石。
二、关于柳林民兵叛变
柳林民兵叛变,是在1946年秋后,天已经冷了,地里的全收割完毕,国民党85军的大 人马,向我汲淇县解放区大举进攻。他们由汲县的塔岗口,淇县的灵山口,庙口和形盆口同时进攻,来势汹汹,大有踏平我解放区之势。形势是的,但广大干部和民兵认识到敌人纸老虎的本质,也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同敌人周旋,打得敌人白天往山里攻攻,晚上便又退回山外。但也有少数干部和民兵经不起考验,被敌人的阵势吓破了胆。柳林村的民兵就是在这时叛变的。
敌人开始扫荡时,我们把北岭后的民兵全部集中在全寨,以便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在敌人进攻的第二天晚上,柳林民兵队长刘有庆提出要夜间回村看看,把没出来的群众接出来,当时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下山投敌,就同意了。并对他们说:你们夜里回去,我们明天早起带民兵到东山口去接你们。你们可爬山过来,到那后就只隔一条沟了。他说:那行,当时他们要叫刘德太也去,刘德太是区委组织委员,常住柳林村,后来因故刘未去。当天夜里刘有庆带着柳林村的30多个民兵,全副武装回村了。到村上杀了羊,吃了一顿,天明后竟然叛变投敌了。当然投敌并非人人愿意,在刘有庆等坏分子的胁迫下,不想投敌的也不由自主了,这是个很大的教训。刘德太也有点后怕,因为他如果一同回去,保险把他逮捕,当见面礼送给敌人。
在柳林民兵投敌前,也有些不正常现象,就是在开会讨论如何对付敌人时,柳林的村长、民兵一言不发,思想沉重。只因为他们是有点害怕。另外,我们先一天在东岭上监视敌人时,柳林有个民兵表现不好,他不听指挥,叫他卧倒,又是大喊,又是露头。晚上站岗时,他非拿他那支枪去,给他换换他不同意,这也是一个反常现象。结合过去,这个村的民兵队长和农会主席,曾发动群众要打死王全,王全是个好干部,对敌斗争坚决,他们把人都集合好了,被区武委会主任刘振才阻止了,刘振才没让杀害王全,把会给解散了。这些问题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
柳林村的民兵叛变,对其它村的民兵影响很大,给我们的斗争带来很大损失。没过几天,一个投敌民兵被敌人打死了,送了回来,据了解,他是投敌后又后悔了,想回来,被敌人打死了。我们利用这件事,对民兵进行政治教育,说明投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并对各村民兵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重新配备了武器,加强了领导,从此,大家又振作起来,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三、淇县“九四”大出击前后的情况
淇县城是1947年春天解放的,但我们占不住县城,敌人也不敢占,当时我们县没有武装,只有区干队、民兵。敌人主要是杨富、高永清这些反动会队,他们是地头蛇,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会队盘踞在西岗以南地区的卫河两岸,经常到我解放区破坏骚扰。敌我对立,斗争十分尖锐。我们的口号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一手持枪,一手分田”。深入发动群众,向奸霸地主展开斗争。这一来也出现了不少过火行为,如乱打人、乱打死人、乱抓人现象时常发生,特别是“九四”大出击时,抓了很多不该抓的失,其中有些是中农,有些因为穿的少好点或戴个礼帽,有的则是一般店员甚至是贫民。在“九四”出击前后,我们的政策过“左”,很不稳当,造下了不良后果。当时一切由群众作主,农村可以随便打死人。一开群众大会,群众就害怕。不知道会上又要打死谁。所以一听说开大会,有些群众就穿上新衣服,准备挨乱棍。
1947年秋天,我在庙口北边大李庄住,就出现了一个怪事,百姓们认为一个比较好的干部即村武委会主任蔡兴,被列为被打过去现任的名单中,村上把蔡兴扣起来,拉到会场。当时被我们制止了,没有被打死。蔡兴对敌斗争很坚决。可能在工作方法上有点不妥,但也不能当坏人打死呀。这个同志当年冬天带头参加了解放军。
当时只要谁常去外边,就怀疑他同会队有联系,或者有人说×××通敌,那就坏了,只要你沾上一点味儿,就非被打死不可。有段时间县委让我抓庞村的斗争,每次开大会总要捆几个人,开了三四次群众大会,打死好几个人。我走以后,又打死两个,据说有一个是贫下中农,也被打死了。柳林村开群众会不是打死七八个,就是打死十来个。好多是咱们的村干部,那时,只要一说开群众会,每人手里都拿着棍棒,围着被斗对象一阵乱打,打死为止。这一段我们政策上不筝,让坏人钻了空子,造成极坏影响。所以,不少人因为怕打死,逃到了敌占区,给杨富、高永清这些地主武装增加不少兵,这些事都发生在“桑园整编”前。为了刹住这股乱打乱杀风,“桑园整编”时对这股极“左”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到1948年,政策稳定了,形势也大为好转。原来外逃的人也逐渐返回了,敌人被瓦解,我们的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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