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曾经在朝歌大地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横穿淇境的地下红色交通线
李清堂
在抗日战争时期，驻淇县日本顾问后腾确郞，按照石家庄日军团长李西“从石家庄至黄河北岸挖一条长达千里的封锁沟，以切断共产党晋冀豫、冀鲁豫两大区的联系”的计划，于1939年春至1942年春，强迫全县民工5000余人，在淇县京汉铁路西至西山边，挖三条南北长50华里、宽一丈至一丈八、深一丈至一丈五的封锁沟，沿沟要淇河、思德河、桥盟河等处建炮楼19座，并责令铁路、汽车路两侧强建治安模范村，距路300——500米不准种高杆作物，铁路、公路上常有日军装甲车巡逻，各重要路口有铁丝网、岗哨把守，成为切断两大解放区的一个主要地段。
为了打破日寇封锁，中国共产党及时开辟华东——太行——延安的秘密交通线。“晋冀豫”太行七分区敌工科长王舒苗，于1939年回到老家淇县良相村，动员王履玉、王鸿占等四人担任地下红色交通员，开辟了西起太行汲属狮豹头，东至“冀鲁豫”的内黄县井店一带，全长200余华里的地下红色交通线，途经淇县良相、臧口、小河口等七村。同期内，“冀鲁豫”边区派刘哲民回到淇县老家稻庄村，动员舅父李天民、老师耿杰三和自己的母亲成为交通员，开辟了东起内黄，西至汲县塔岗，总长160余里的地下交通线，途经淇县稻庄等6村。1942年12月，“冀鲁豫”以“卫西工委”为主开辟了东起井店，西至林县，全长160余里的交通线，途经淇县全寨等3村。1943年冬，“冀鲁豫”所属“滑浚汲淇”四县边工委交通站长王东亮，发展淇县王洪现，张志松等三名交通员，开辟了东起濮阳，西至狮豹头，全长200余里的交通线，途经淇县骑河黄庄等二村，这四条横穿淇境的地下红色交通线，遍及日寇侵占区的县城、铁路及封锁沟两侧，成为秘密连通两大解放区的地下红色主动脉。
由于地下红色主动脉的建成，日寇虽已挖沟架网，炮楼设卡，戒备森严，但在他的鬼眼、犬鼻、血手、铁蹄下，两大解放区仍是互相过往，畅通无阻。在良相线，1939年4月至1945年8月15日，交通员王履玉等人护送过往干部600余人次，传递文件多次。1942年4月的一天,“冀鲁豫”太行分区用两个麦篓编入大量钞票，用毛驴驮着，由二人赶驴，从狮豹头、塔岗沿沧河北岸过来，悄悄穿过铁路，傍晚来到良相王洪业家，住了下来。第二天，王洪业的父亲王履玉护送赶驴人，从小河口渡过淇河，安全到达井店一带。在日寇眼皮下的县城旁边稻庄线，“冀鲁豫”于1940年6月，派黄友若经浚县大碾村、淇县冯庄村、南关村、稻庄村，到淇县城内中山街完成对日寇驻淇司令部的侦察任务。又于1942年6月，派刘哲民回到稻庄家中，通过关系获取日寇良民证，顺利走过北阳、枣生等日伪岗卡哨位，到汲县小店河村，胜利接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新五军团长王天祥的关系。在县西北的全寨线，自1942年12月至1945年8月，秘密护送过往同志8000余人次。
其中1943年5月上旬，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及爱人卓林，从“冀鲁豫”沙区井店办事处骑毛驴过来，由庞村西南向贺家村渡过淇河，在淇县全寨村住了一夜，顺利达“晋冀豫”太行区的林县，又前往革命圣地的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在县南的骑河黄庄线，自1943年冬至1945年8月15日，护送干部过往2000余人次，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将领陈毅、罗荣桓、杨勇等10多位中央领导人。1944年2月下旬，“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带6个团兵力，从塔岗火车站北侧越过铁路，经塔岗口进入太行山，到淇县西掌村稍停息后，又向林县、延安方向开去。还有一年秋天，“晋冀豫”太行区派女同志杨静琦等一批干部到“冀鲁豫”滑县去。这批干部在四县边工委交通站长王东亮护送下，于夜间从塔岗口出山，沿沧河河谷来到塔岗火车站北侧，忽见一列火龙似的日寇客车由南向北开来，王东亮随即命令干部卧倒。干部们马上趴下隐蔽。待日寇客车过后，王东亮又命令大家跑步前进，钻过沧河桥洞，进入淇县良相泊区，踏着泥泞的泊洼地，钻入茂密的高梁地，绕过日伪军常驻的常屯村，摸到良相村南的卫河边，杨静琦趁月光由男同志驾着浮过卫河，天明时顺利到达滑县“平原”根据地。就这样，四条路在淇县往返不断，日寇居然一点也不知道。
1945年8月15日，日寇被追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1日，太行49团团长周泉带一批精干武装，护送陈毅、罗荣桓、林彪、杨得志、林枫、肖劲光等11位参加过共产党“七大”的中央委员公开过路。有一位曾在日寇封锁下多次在淇境过往的共产党干部，填写了这样一首“如梦令”古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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