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曾经在朝歌大地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在汲淇县时革命斗争的回忆
苏贯之
我到汲淇县以前，是在豫北联中任教导主任，还兼任七专署民教科长。1945年8月，到汲淇县任县长，我的前任县长是巩培基同志，我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到汲淇县的。当时汲淇县所辖的范围，就是沿平汉铁路以西的汲县、淇县丘陵和山区，铁路以东归冀鲁豫，铁路以西归太行，这是大的划分。西边靠林县，当时咱们的七地委，七专署都住在林县，地委书记高扬，专员艾大炎，后来换李毅之，七专署辖辉县、获嘉、修武、新乡、汲淇县。汤阴以北归五地委五专署。
我到汲淇县时，县委书记是赵抱一，组织部长是霍云桥，宣传部长是刘萍（后来换陈文书）。
对敌斗争是当时的主要任务。日本投降了，那些日本人的汉奸、伪军又摇身一变变成了国民党，斗争对象就是国民党。抗战时，铁路沿线的日本人虽然很厉害，但他们还留点后路，你象烧杀抢，他还要离他管辖范围远点，国民党不管那一套。当时我县政府住在塔岗，敌人离我们不远。我记得从汲县到淇县境内，敌人就设有八个据点。一次国民党来了，我们刚开完会，他要捕捉我们的县政府，在塔岗以东不远，一连烧了三个村子。群众说：“国民党比日本人还坏，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就烧。”还有地方上的地主还乡团与国民党军队勾结，无恶不作。
县里有个独立团（实际是县大队），我兼任团长，县委书记赵抱一兼任政委，周泉是副团长兼副政委。日本投降后不久，汲淇县独立团就升编为七分区主力四十九团，但仍在汲淇县境内活动。
关于赵庄事件。赵庄是汲淇县六区，是六区区公所所在地，1946年初的一天，我到六区区公所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晚上吃过晚饭后，正在开会时，突然站岗的汇报说，远处有马蹄声，有情况，可能是汉奸，还乡团勾结铁路沿线敌人，把区公所包围了。赵庄住的民兵打边转移，我的警卫员王增明保护着我转移出来。这个区的区干部还在激烈的战斗，由于民兵队长杨富生带着民兵叛变了，里应外合，所以六区被弄的很惨。区长赵寿延同志战斗中负伤，躺到了死人堆里，才保住了性命。区委书记等几个同志都牺牲了。赵寿延原任山西省太谷农学院党委书记，现在在哪工作不知道，要想了解赵庄事件的真相，事件的全过程，找到赵寿延同志就行了。
赵庄事件后，我们进一步整顿了民兵组织，扩大了民兵队伍。在游击区搞武装斗争，打击敌人。在根据地，搞土地改革。在新解放区，继续搞减租减息。当时的口号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由减租减息转移到土地改革。当时县委、县政府住在狮豹头，减租减息搞的比较好点，机关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
在生产救灾方面，由于当时在战争年代，又连续几年灾荒，群众生活很困难，过去农民租佃地主的地种，租税很重，群众打的粮食不够交租。经过减租减息，借粮运动，强迫地主拿出了粮食。斗争出来的粮食，一是救济灾民，使缺粮的农民有饭吃；二是供给部队和党的机关。那时是供给制，只要能吃饱肚子就算了，实际上，连吃饱饭也不容易。
根据地的教育工作，主要是两项任务，一是开展扫盲运动，二是村村办学校。山区文化落后，连个账都算不好、记不了，开始教他们认字，也叫识字运动。白天要生产，只好办夜校，没有灯油，就发动群众一家拿几两油，解决夜间识字的困难。我曾想办高等学校，吸收些高级知识分子，加以培训，让他们任教。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一些知识分子都跑了，所以在林县只办了个豫北联中。我到汲淇县后，主要是搞扫盲，凡识几个字的就请他当十字先生、百字先生，意思就是你认识一个字，就当一个字的先生；你认识十个字，就当十字先生；你认识一百个字，就当百字先生。由普及到提高，逐步在各村办小学。大些的村就办个小学，小点的村，学生少，办不起学校，就实行巡回教学。学校除学文化，还讲时事、政策，搞宣传，如减租减息，合理负担，都要先给学生讲，再由学生来进行大宣传。
当时，学校没有一个正式课本，也是形式多样。有的用旧课本，有的自己编教材，有的用黑板转抄，还有的学三字经、百家姓，还有的从老根据地学校借来的课本，总之，能识字就行。
关于党的建设，在建党工作上也分别情况进行。在根据地，是根据每个村干部、民兵骨干的觉悟，实际表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在游击区和新区，则要十分慎重。游击区的干部多数是好的，他们表面上两面应酬，敌人来了也去照顾，但实际上是为我们办事的，对敌人是支吾、应付的，一有敌情就向我报信。对于经过多次考验确实好的，又有一定政治觉悟的，就要发展为党员。由此说明，在发展党员时，一定要慎重，不能轻易而举的发展。那时我们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农民，所以很大一批老党员是农村出来的，很多村庄都建立了党的支部。
在对敌斗争方面，我了解的不多，因为我当时分管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副县长张新德同志分工抓武装斗争，如果要了解汲淇县武装斗争的情况，可以问他。
关于我个人的经历。1915年3月，我出生在河北省任邱县城南张村，家庭成份是富农。五岁开始读私塾，以后在县城上高小。1930年我考入了保定育德中学，第二年我刚上二年级，发生了“九一八”事件，停课下乡，宣传抗日。后因病休学一年，1937年夏高中毕业。由于在学校时受地下党员和培元老师的影响，所以在抗日救亡活动中，都是积极分子。“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又进了北京，我们考上大学的三十七名学生全化装逃了出来，在我县组织了抗敌后援会，还办了“任邱县日报”，我任编辑。这年十月又到了保定，参加了河北省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保定失守后，随军南下，又参加了张荫梧的河北抗日民军。共产党员闻允志同志被派到民军工作，河北民军一团开到林县后，我是该团文书副官。后闻允志同志调我到他领导的政训处任总务股长。1938年后，张荫梧日趋反动，在山西叛变，我们留在林县编了个抗日民军第九支队，闻允志任司令，我在那当副官。1938年5月，在林县组织了个军政干校，我任教育长。这时，我八路军一二九师过来了。联络参谋苏精诚、张宏义二同志常来军政干校讲课，由他俩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调太南特委工作。不久，又到华北军政干校当政治教员。1939年7月，华北军政干校与抗大一分校合并，我也被调到山西壶关县抗日县政府任教育科长。1940年4月又到太行南区中学任师训部主任。1942年调边区政府教育厅教育辅导团任团长，1943年初调太行联中任教导主任。1943年8月任七专署民教科长兼任豫北中学教导主任。1945年8月调汲淇县任县长，1946年3月调太行二专署任太行二中校长。1948年底调太行区党委主办的“太行革命学校”任教务长。全国解放后，曾先后担任过太原市教育局长，华北行政委员会任教育局处长，秘书主任，山西师范学院院长。1959年10月到1963年8月，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务处长。1965年调高教部任司长，1966年靠边站，住“五、七”干校，到1970年解放。1970年底调陕西“西北大学”任校长、党委书记。1978年调陕西省科委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3年离休。
（1985年8月15日赵树人根据苏贯之同志谈话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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