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雅各布斯经常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批判家。这位加拿大学者、社会活动家的代表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犀利的批评了19世纪以来的城市规划观念，指出追求整齐划一格局、力求实现最高效率运转的规划思想，非但不能增强城市的活力，恰恰相反，还会因葬送城市多样性，粗暴的干预、打断城市内部复杂多样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与联系。
这些观点与传统的主流规划理论截然相悖。特别是雅各布斯强调指出的那样，追求效率反而会导致没有效率的结果，而容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缺乏效率的要素、进程，却可以起到保障复杂联系的作用，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激活增长活力，兼而保护多样性，让城市变得更具魅力。
雅各布斯的观点在刚提出时极具争议。但随着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家的相关区域和城市，出现因制造业外流的产业空心化；而这些国家及地方、城市政府为振兴衰败城市采取了许多刺激政策，力图重振发展活力，让衰败城市更有秩序、更有效率，更能吸引资本、项目和人才，结果大多事与愿违。这让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雅各布斯的看法。
中信出版集团近日再版了雅各布斯“城市-经济”三部曲《城市经济》、《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经济的本质》。这三本书比较系统的阐述了雅各布斯城市和经济发展的观点，对于中国城市化、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雅各布斯“城市-经济”三部曲《城市经济》、《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经济的本质》
作者：（加）简·雅各布斯
译者：项婷婷、金洁、刘君宇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8年7月
经济的自组织秩序就是生态秩序
笔者建议，读者可打乱顺序，首先选读《经济的本质》一书。《经济的本质》采用柏拉图式的对话体例，由五个虚构的人物展开对话，通过问答来阐释经济运行规律与生态规律的共同特点。雅各布斯在书中指出，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的实际联系就是经济多样性，而多样性必须要依托于经济和社会生态系统。
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背景下，无论政府主导、调控经济的程度多么深，市场主体、市场要素之间都会构造出一个自组织秩序。《经济的本质》书中批评了亚当·斯密著作中对经济多样性重要性的低估、对经济专业性的推崇。如果一个城市、一个区域正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在采取振兴行动时必须避免牺牲多样性而采取专业化政策。在这本《经济的本质》中，雅各布斯多次用生态循环和交叉循环的概念来阐明，城市经济发展如果切断市场主体之间、市场主体与其他市场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以效率为名制造看似有利于部分主体而不利于其他主体的环境，事实上只能起到降低经济增速的反作用，让经济发展的正反馈变成负反馈。
天气和股市行情一样，无法通过模型予以精准预报。这是数学家、气象学家、“蝴蝶效应”提出者爱德华·罗伦兹经过周密测算得出的结论。“蝴蝶效应”很好的说明了受到变量哪怕是细小变量因素的影响，变化被急剧放大，最终产生不相称的巨大后果。城市、地区、国家经济系统也具有类似的特点。
容忍无效率，才能带来高效率
《城市经济》一书的颠覆性，并不亚于雅各布斯最有名气的作品《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城市经济》书中提出，城市和城市经济先于乡村和乡村经济出现，前者是后者产生的重要基础。书中评述了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对于文明进程的重要意义，并论证了追求秩序、效率的城市反而陷入增长停滞的原因。
按照雅各布斯的观点，早期人类通过狩猎、采集获得剩余食物及其他物品后，通过定居点开展贸易。这成为城市、城市经济的起源。农业也因此产生于早期人类的定居地周边，通过若干次困难的试错逐渐找到适宜于精种的品种。在那之后，农村产业才开始转移到农村，主要的原因是，城市周边区域不足，所以为了适应于种植业和畜牧业，部分人类开始在城市以外的区域建造新的定居点，因其规模大大低于城市，所以发展为乡村。雅各布斯还注意到，文明发展进程中，尤其是近代以来，城市向着乡村扩散产业的速度加快，造成乡村原有的产业被冲击。
城市促成经济增长，城市也是创新诞生的原点。雅各布斯在《城市经济》书中叙述了新技术、新工艺促成新工作产生的方式，以及技术、工艺被发掘出原发明者意想不到的功能用途的路径，指出这些方式和路径往往不在预先的计划之列。
为什么城市中往往存在无效率、不实用，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书中对照了20世纪英国两个著名城市曼彻斯特与伯明翰，指出前者遵循严格秩序发展，追求效率，而后者则是零散、无效率的代名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曼彻斯特曾经在18-19世纪高度繁荣，却不可避免的在20世纪后期像工业化国家的其他著名工业城市那样，迎来了衰退。而伯明翰的无效率、不实用，却为创新经济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空间。
雅各布斯的这个观点，在其提出时无疑是具有很强争议的，而今看来却是很有前瞻性的。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周密组织、计划和管理，可以达到比较良性而具有持续性的效率。但在信息经济时代，城市必须比过去更加注重对自组织秩序的保障，为创新留出自发空间，而不能寄望于像过去那样，用严格细致的规划来解决一切问题。
雅各布斯并不认为城市发展需要限制城市的人口规模。在她看来，人口增长模式不同于动物增长模式，所以不能主观的设置一个所谓的城市人口极限值，以人口过多影响城市发展为由出台相应的限制政策。道理很简单，如果减少人口可以带来经济发展的话，那么人口外流地区的经济就该走在最前列。《城市经济》书中还解释了大城市如何通过进口置换以发挥乘数效应，来增强经济活力、做大经济总量。
落后地区如何摆脱贫穷
如何使得衰落地区重振活力，如何让落后地区摆脱贫穷，这是经济政策两大核心主题。《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一书着眼于此，进行了深入讨论。
雅各布斯在写作《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这本书初次出版于1984年）时，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援助发展政策已经暴露出巨大弊端。非洲、拉美许多国家依照国际经济组织输出的政策模式，依靠欧美资本建立的发展，大多以失败告终。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未减反增。而在欧美国家，也出现了罕见的滞涨现象，同时还有部分地区丧失了近代以来的发展活力，变成了令人失望的失败地区。
《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这本书检讨了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穷的主流政策模式。在雅各布斯看来，给落后地区提供贷款、拨款和薄贴，引入大型企业，并不足以培育自驱型的发展。
雅各布斯对照了英国近代初期圈地运动，与二战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起步阶段的发展，指出在贫穷地区引进大型发展项目，之所以带来的带动作用很差，是因为不能带来多种多样的行业、产品及相应的就业机会；不仅如此，由于大型发展项目需要持续投入资金（所在国家、地区配套资金），因而很可能挤占了所在国、地区原本可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同样，在贫穷地区植入新技术，兴办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带来的促进效应，很可能会被旧产业解体带来的社会影响所抵消，相比之下，受益者远远少于受害者。
《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书中提到的有助于摆脱贫穷的发展模式，案例是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波多黎各等经济体，其实，该模式也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后得以快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原因。该模式的核心奥秘就是，无论是政府主导发展的区域，比如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几个经济特区，以及民间发展较为活跃，自组织驱动发展较良好的区域，例如广东、浙江、江苏的一些区域，都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遵循了培育经济共生网络和多样化生产基础的规律。
雅各布斯以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几十年来的高强度干预式发展，却只换得极其惨淡的增长成绩为例，指出背离上述规律，很可能造成人为（无论是政府还是资本）偏重于某项专业化发展，而没有依照市场规律（同时也是生物规律、社会规律）去培育经济共生网络、经济和社会多样性。
《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书中还指出，由于统一国家会实行统一货币，因而货币政策很难做到按照某个、某几个城市的具体需要进行细化、灵活调整，使得大国国内的都市无法像有货币发行权的国际自由港那样，具备灵活性。尽管如此，大国国内的都市如果能够具备较为充分的经济政策决策权，针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来设计必要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并按照与本地存在紧密关系的城市腹地、城市周边区域的发展进行有序的政策微调，仍然可以尽可能缩小与国际自由港在政策灵活性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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