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简明香港史》
主编：刘蜀永
作者：刘蜀永，香港史专家、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香港通志》副主编、岭南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文笔上佳，将香港历史的真实面貌告诉读者，曾入选香港立法会图书馆香港历史精选书目，兼具普及型和专业性，非常适合大众和学界阅读，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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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史前至1997年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领域
鸦片战争前夕的香港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港岛居民大多以捕鱼、采石、农耕为业。英国占领港岛后，决定在港岛北部建立城市。1841年6月，港英当局正式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并首次以拍卖方式出让港岛北部滨海土地的使用权。实力雄厚的英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Co.）、琳赛洋行（Lindsay & Co.,亦称广隆洋行）、颠地洋行（Dent & Co.,亦称宝顺洋行）和丹拿洋行（Turner &Co.）等纷纷来此承投，置地建屋。这标志着香港城市建设的开始。
1842年2月，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自澳门迁入香港，旋即成立专门机构，开展土地测量与城市规划工作。规划初期，着眼于保障港英军政用地和商业用地，对急剧增加的人口（特别是西商）所需的住宅用地，也比较重视。建设的重点是港岛北部沿海狭长地带的东区、中区和西区。东区是商船停泊和商业相对集中之区。西区（西营盘）和中区（中环）是行政、司法机关和兵房所在地。贯通东西两端、具有军事和经济价值的第一条滨海马路，即皇后大道（Queen ’s Road），1842年完成。
港岛西北部兵房（今西营盘）和中部维多利亚兵房（在今花园道以东山坡上）之间，另有一条山间道路（即今荷李活道，HollywoodRoad）相通。连结太平山上下这两条道路的云咸街（WyndhamSt.）于1842年开通。同年，修筑了由黄泥涌至筲箕湾的道路。1843年6月这个被称为“女王城”的新城镇，正式命名为维多利亚城（VictoriaCity）。
与此同时，港英当局加筑环岛道路，并在赤柱、香港仔（Aberdeen）、柴湾（Chai Wan）等处修建了兵房。环岛道路的开通，密切了港岛北部与南部的关系，加强了维多利亚城作为全岛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的地位。
1850年代，为适应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批新的市政和公共工程，如凿井供水、铺设排水管道、安装煤油街灯等陆续完成。1858年设置太平山、上环、中环、下环四个街市。1860年开筑太平山街、正街、第二街、西边街、东边街、西营盘、山顶道等街道，并在文咸街修建储水塔。此外，还增设了官立医院与学校。至此，维多利亚城已略具雏形。
香港岛幅员狭小，自然资源贫乏，居民所需食粮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大多仰赖外地供应。但香港地近广州，海港优良，是西方各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理想通道。根据上述特点和条件，英国在占领港岛之初，将香港辟为自由港，兴办转口贸易，很快收到了实效。据统计，1843年已有22家英国商行、6家印度商行和一批来自新南威尔士的商人在港岛落户。1848年在香港结关的外贸商船共700艘，总吨位228,818吨，比1842年分别增加84％与68％。其中，英国的商船数和吨位数均居首位，美国、西班牙、印度次之。
建港初期，运入香港的货物有鸦片、百货、棉花、棉纱、茶叶、丝绸、大米、盐、糖、煤炭、木材等。其中，印度的鸦片、棉花和英国的百货绝大部分转销中国内陆。来自内陆的茶叶、丝绸和土产品主要销往英国和印度。各种大宗商业交易均掌握在洋行特别是怡和、颠地和美国的旗昌（Russell &Co.）等几家大洋行手中。
在此期间，香港内销市场活跃。1842年，太平山、上环和西营盘一带有华人开设的店铺、摊位238处，在中环皇后大道今阁麟街（Cochrane St.）一带形成了一个摊贩云集的交易中心——中央市场。1844年4月，华人商铺增至581处。经营者大多本小利微，与垄断对华进出口贸易的洋行不可同日而语。
1850年代，内陆大批居民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潮州一带的行商、买办、地主和其他殷实之家，因躲避战乱纷纷来港创业，给香港经济以“决定性的推动”。
同时，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带动了航运、造船、货栈、客店、饮食和金融等业的发展。新设的店铺、商号如雨后春笋。沟通长江南北和中美、中澳贸易的华人商行南北行、金山庄乘时而起，1860年达77家，比1858年增长逾一倍。1858年，外国在华主要商行，纷纷来港设立总部，策划对中国和其他各处的贸易业务。港英政府的岁入迅速增长，1860年达94,183英镑，创有史以来最高记录，首次真正实现了财政自给有余。
同时，转口贸易获得显著进展。1860年进出香港的外贸船舶2,888艘，总吨1,555,645吨，分别为1850年的2.2倍与4.2倍。中国内陆进口货值的四分之一与出口货值的三分之一由香港周转资金，并通过香港进行分配。
香港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南方地区进出口货物的集散中心，初步奠定了转口贸易港的基础。
航运与贸易融合，大洋行拥有船舶、兼营航运业，是1840—1850年代香港航运业的显著特点，积极参与对华贸易是其最重要的业务。经营的重点是穗港和港沪两线，目标是开辟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通商五口之间的航道，为开展埠际贸易，拓展中国市场铺平道路。
早期的香港水上运输、包括近海与远洋航运，依靠帆船。直到1850年代末，帆船航运在船只数与吨位数方面仍领先于轮船运输业。
香港轮船运输业始于1840年代的穗港和港澳两线。1846年2月，英国“海盗”号（Corsair）汽轮由香港驶抵广州，这是外国轮船闯入中国领水开设定期航线之始。
1848年10月，颠地、怡和、丹拿等洋行合资组建外国在港第一家轮船公司——省港快轮公司（Hong Kong and Canton Steam PocketCo.,又称省港小轮公司），遣轮定期往来于穗港两地。1854年后，穗港间帆船运输业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陷于停顿，外轮乘机陆续加入穗港线，其中著名的有英商大英火轮船公司（即半岛东方轮船公司，俗称铁行火船公司，The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N.Co.,简称P.&O.）、孻乜洋行（Lyall, Still &Co.）、美商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Co.）和旗昌洋行所属的轮船。
与此同时，香港与中国沿海其他口岸及远洋各国的轮船航线陆续开通，出现了轮船与帆船争胜的局面。1845年8月，大英火轮船公司的邮轮由英国驶抵香港，从此开辟了欧、亚间第一条定期航线。1849年，大英火轮船公司开辟港沪航线，并在中途口岸福州、厦门及汕头等地吐纳客、货。1852年，增设香港与加尔各答之间的定期航班。香港于是成了由欧洲东来的外国轮船进入中国沿海各口岸的中继站。直到1860年代，这家公司在经营中外航运业方面一直居于垄断地位。
继大英火轮船公司之后，1850年代在港沪间从事定期或不定期航行的还有旗昌洋行（1855年始，至上海）、颠地洋行（1855年，上海）、怡和洋行（1855年，上海）、德商禅臣洋行（Siemssen & Co., 1857年，厦门、汕头）和毕洋行（John Burd & Co.,1857年，福州）的轮船。它们既互相竞争，又相互联系，各自为扩大本国在中国沿海的航运业、排挤中国帆船业，积累了资本和经验。至1850年代末，香港已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的航运中心，与上海南北并列。
银行金融与贸易相辅相成。起初，转口贸易中大部分金融业务，由洋行控制；随着经贸的增长和金融周转业务的扩大，专营金融业务的机构——银行便应运而生。1845年4月，总行设在伦敦的金宝银行（Oriental BankingCorporation,上海称之为丽如银行，俗称东方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这是香港设立商业银行之始。
接着，又有英资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hantile Bank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1857年）、呵加剌银行（Agra and United ServiceBank,1858年）及渣打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亦称麦加利银行，1859年）相继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金宝银行以鸦片押汇为主要业务。
渣打银行主要经营中、英、印三角汇兑，为印度的棉花商、鸦片商融通资金，提供方便。金宝银行、渣打银行分别于1845年和1862年获准在香港发行钞票。流通于香港、广州的第一批外国纸币就是它们发行的。
英国占领香港之初，并无独立的完整货币制度。由商人带来的各种铸币，皆可在香港流通使用。由于币制过杂，兑换费时，流弊甚多。为使货币制度标准化，1845年5月港英当局宣布以英镑为记账单位，实行金本位制，以英国本土通用的货币为香港法定货币。当时对华贸易居香港转口贸易的首位，香港商人将香港与中国内陆视为一个经济整体，习惯于按中国的货币制度进行交易，对金本位并不欢迎。1862年7月，英国政府承认现实，决定从即日起放弃金本位制，改以元币为记账单位，并以墨西哥银元作为法币。香港币制遂改行银本位制。这实际上是使香港币制与中国币制保持一致。
鸦片是早年香港进出口的最大宗商品。1847年由帆船运送出口的鸦片值约占当年出口总值的86.5％。1845至1849年，从印度输出的鸦片约有四分之三先贮存于香港，后分销至中国沿海各地。同期从印度经由香港输入中国的鸦片年平均39,000箱，大大超过了鸦片战争前。1855至1859年，年平均增至68,500箱，达到第一个高峰。
香港成为对华鸦片贸易的转运中心，这个地位前后保持了四十余年之久，使中国蒙受了难以估计的损害。
鸦片走私是早期香港西商的主要业务。1844年港督德庇时承认：“几乎所有拥有资本的非官方人士都从事鸦片贸易。”1840—1850年代，总部设在香港、从事这项贸易的洋行，主要有怡和、颠地、太平（Gilman &Co.）、琳赛、孻乜、琼记、沙逊（Sassoon &Co.）等十余家，其中以怡和、颠地两家规模最大。1850年前，中国沿海的鸦片市场几乎由这两家分享。1850年大英火轮船公司将装运鸦片的业务扩展到中国沿海各地，打破了这一垄断局面。
鸦片走私贸易利润丰厚，是西商积累资本的重要支柱。以怡和洋行为例，据1847年估计，该行股东在以往的二十多年中分享了300万英镑的利润，其中大部分是在1837—1847年十年间积累的。1850—1860年代怡和自行投资的鸦片贸易，年平均利润率约为15％，代理业务的利润率为4％。怡和洋行把这些利润用于维持鸦片贸易，并投资丝茶贸易、航运、造船、码头、货栈、保险、汇兑及放款等业务，迅速成为英国在远东最大的商行。由于财大势雄，怡和洋行被时人视为“洋行之王”。
鸦片贸易是印英殖民政府财政收入重要而又可靠的来源。据统计，鸦片收入在印度岁入中的比重，1840—1841年为4.19％，1857—1858年为18.7％，1859—1860年为13.05％，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鸦片贸易也是英国对华经济关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仅“它所运用的资金比英国对华贸易中的任何一个部门的资金都要多”，而且是英国弥补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手段。例如，1854—1858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的88.4％靠输华鸦片抵补。
同时，对华鸦片贸易吸取了中国大量白银。据估计，1841—1860年从中国运往印度的白银，每年不少于200万英镑。
港英政府也从鸦片贸易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英国占领香港岛后不久，为增加岁入，即允准港英当局制定法例，在当地实行鸦片专卖，为吸毒贩毒者提供法律保护，并假手鸦片包税商向鸦片消费者征收鸦片税。据统计，1845年鸦片税收约占香港岁入的10.8％；1858年为7.2％；1859年为9％，最高时占岁入的46.5％（1918年），成为香港财政的重要支柱。
港英当局为实现一己私利，以扩大鸦片贸易为要务。他们允许各国鸦片走私船在香港注册，发给航行执照，准其悬挂英国旗帜，直至武装贩运。这是香港鸦片走私畅通无阻的主要原因。
苦力贸易即贩运华工出洋，是推动近代香港经济特别是航运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1840年代后期起，香港便是与澳门齐名的苦力贸易中心。早期从香港贩运出洋的华工，以赴北美加利福尼亚充当淘金苦力者为多。其次是去澳大利亚，他们主要是在金矿做工。此外，也有由香港运送西印度群岛、南美和东南亚等地的种植场作苦力的。
从香港赴美的苦力，绝大部分是来自广东四邑（台山、新会、开平和恩平）的赊单工（“赊单”是粤语，英文叫Credit Ticket System,意为赊欠船票制）。他们因家贫，所需船票通常由招工经纪人垫付，到达目的地后以劳动所得加利偿还（月利率有时高达5％），有的需另付5％至15％的佣金，还清为止。赊单工没有明文的劳务契约，名义上是“自由移民”，但在债务偿清前，要听从债权人的驱使，其地位与没有人身自由的契约苦力并无根本区别。
香港不仅是重要的苦力贸易输出港，而且是各国苦力船进行维修、改装设备和补充给养的基地。香港船舶修理、食品加工、饮食等业，无不从中大获其利。同时，苦力贸易带动了对海外华人社区的贸易。以供应旧金山市华人生活必需品为主要业务的金山庄便是由此产生的。
1850年代，香港因苦力出洋，客运异常兴隆。从香港或澳门驶往美国太平洋沿岸的苦力船，每人运费成本不足五元，而每张船票的售价为55元，盈利率高达十倍。承运华工出洋成了航运界获利最多的行业。苦力船最初由英国垄断，1850年代美国成为英国同业的主要竞争对手。一些外国商行通过运送苦力出洋不断积累资金，扩大自己的航运业务。
由于追逐客运利润，各航运业主之间竞争激烈。逾额超载和扣减粮食、饮用水是他们的不二法门。在漫长的航程中，华工整日囚于舱底，饮水、食品不足，空气污浊，缺医少药，过着非人生活。很多人没有到达目的地，便葬身大海，成了水上冤魂。据统计，1848—1857年的十年间，由香港运抵古巴的中国苦力，平均死亡率为14％，最高时达45％。人称苦力船为海上“浮动地狱”，可谓名副其实。
西方殖民者奴役华工的罪恶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英国担心继续进行苦力贸易会引起骚动，危及对华“鸦片贸易和一般商务的巨大利益”，于是决定加以适当管理。为此，1854年4月，港英政府任命了移民官；8月，英国议会通过《中国乘客法》，对中国乘客的住宿空间、粮、水供应标准及医疗条件等作了具体规定。
1858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中国乘客法》修正案，规定英国船载运中国乘客只限于前往英国属地。
此后，契约华工出洋业务大部分转向澳门。至于赊单工出洋，港英政府从未加以限制。据香港移民官报告，1855—1867年间，华人从香港络绎出洋的共147,763人，内赴加利福尼亚的62,000人，赴澳大利亚的62,147人。足见香港是英美苦力贸易的大本营。
（本文标题以及小标题与原作不同，抱朴财经编辑时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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