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有位中国画家画了一幅画,叫做《爸爸永不回来了》,画中的小姑娘双膝跪倒,仰望青天,意思很清楚:她的父亲在抗战中死掉了。
蒋兆和《爸爸永不回来了》 1945年作
当年,全国上下一片狂欢,太多主题可以画——直到今天国家组织的大型历史画还在画抗战,画家们早已学了西洋人的套路,画杀戮,画战场,画尸体,画胜利——可是大家想想看,这位抗战的亲历者偏偏选择画一位失去父亲的女孩,为什么呢?因为复仇也好,胜利也罢,战后真实的事情,是无数家庭破碎了。
这幅画不是出于国家主义与民族意识,而是秉承人的立场,直白地说,就是同情心。国家、民族,是现代中国主旋律,同情、恻隐,不是首要的美德。所以七十年过去,这幅画没人记得,没人知道,我也是在最近出版的关于画家生平的图书中,才看到这幅画的。
这位画家名叫蒋兆和,中央美院老教授,1986年逝世。上个世纪,我认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画家,也是最杰出的人物画家。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巨作,是画于战争期间的《流民图》,这幅画,也几乎被历史忘记,甚至被政权销毁。他的所谓政治名誉直到八十年代才恢复。1993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蒋兆和作品全集》,首次收入《爸爸永不回来了》,并举办了纪念蒋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大展;去年秋天,国家博物馆为纪念蒋兆和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也举办画展,展出了幸存的《流民图》,不知道有几个80后90后青年去看过。
据我所知,如今大部分青年不喜欢悲惨痛苦的故事。冯小刚拍了《一九四二》,电影里全是蚁民、灾民、饥民、流民,成片成片死掉,像狗一样,正所谓“野有饿殍”。结果,票房很惨,冯小刚为此梗着脖子,心里很受伤。我问不少80后青年为什么不去看,他们坦然说,我不想看。孩子们可能是对的。绝大部分80后的父亲没有死于战争,出于别的理由,别的记忆,他们的爹妈恐怕也不愿提起悲惨和痛苦,我们伟大的传统是千里江山,不是死亡。
蒋兆和先生一辈子没画过壮丽的河山,只喜画人,而且心慈手软,专画受苦的可怜人。他自己就很可怜,从小丧父,十几岁从四川出来混,饱受沧桑,和徐悲鸿先生幼年少年的经历很相似,所以徐先生曾经提携扶助蒋兆和。徐先生自己的艺术主张,就是四个字:悲天悯人。
世上有的是可怜人,过去很多,现在也很多。你要可怜人老去想可怜事,也是可怜的事。可是法国人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人在苦难中更像一个人。”诸位同意吗?以我的记忆,历史上伟大的作品很少很少描绘幸福,很多很多描绘苦难。而描绘幸福的图画,你看着,不那么容易也感到幸福,看着描绘苦痛的画面,如果那画面足够真挚,即便你从未领教那苦痛,你也会被感动。
蒋兆和《还乡》 182 ×108.5cm
纸本立轴 1946年作
▪蒋兆和《卖小吃的老人》74×56cm 1936年
▪蒋兆和《卖子图》 113×79cm 1939年
这是为什么呢?
牛犊给豹子吃掉,绵羊给恶狼叼走,牛羊不会写个短篇,画幅画,把伤痛留下来,反反复复说,年年月月看,世上万物,只有人类干这种事。可是畜生的感情,和人一样的,死了同伴,有时会绝食而亡,畜生没有语言,只能闷死,人类呢,不但晓得记取伤痛,还有想象灾难、诉说灾难的天分——蒋先生没有亲人被鬼子杀掉,那位画中的女孩呢,并没有丧父,她是蒋先生的侄女,被画家选中做了那幅画的模特儿。抗战爆发时,蒋先生并不是流民,还有个画室,还能画画,可是蒋先生亲眼看见“九·一八”事变的流民,“八·一三”淞沪战争的流民,北京陷落后的流民......他心里不安,非要画《流民图》。
蒋兆和《流民图》 1943年作 中国美术馆藏
2017年《蜀山之上——四川现代四大名家画展》,观众站在蒋兆和《流民图》前。《流民图》原作高2米,长26米。
我的老同学刘曦林先生,三十多年前曾以《流民图》作他的毕业论文,去年托我也来写写蒋先生,我就写了。我仔细想想,中国学西洋人悲壮惨烈的历史画,不到一百年历史,要和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宗教画历史画比,那是休想。但在可数的几十幅著名中国历史画中,以我偏见,包括徐悲鸿先生的《奚我后》和《田横五百士》,都没法子和蒋先生的《流民图》比较,这幅画,是唯一可以平视西欧经典的中国绘画,当然,这是我的偏见,没有意思要别人同意的。
以下是我对这幅画的描述:
《流民图》所描绘的绝望、悲剧性、死亡感,如《圣经》的片断,直追中世纪晚期及文艺复兴初期的宗教壁画;逾百位画面人物的组合纠结而能各在其位、各呈其态,便在欧陆,亦属一流;画中每一人物的面相、种姓、神态、气质,高度准确——不是“准确”,而是“如其所是”——堪与委拉斯凯兹的《侏儒》系列、伦勃朗的自画像相媲美;而《流民图》的道德力量、心理深度、历史分量,与列宾、苏里科夫、珂勒惠支,同属一支;整幅长卷深沉而从容的叙述,令我想起托尔斯泰的《复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论及一位艺术家在沦陷期间所能作出的强悍回应,《流民图》超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而《流民图》成稿期间的政治语境,远较《格尔尼卡》危险而艰难。
《流民图》能给外国人看到,只有一次机会:1957年送去前苏联展出。苏联画家看了,在画前鼓掌致敬,称蒋兆和先生是“中国的伦勃朗”。这个譬喻,说对一半。伦勃朗生于巴洛克盛期,在他的本邦与邻国,群星灿烂;而1943年,中国现代美术尚在牙牙学语,竟有《流民图》画出来,独在众人之上,简直奇迹。
1943年,《流民图》画成,在太庙展出,当时北京是沦陷区,市民涌入观看,大为震撼,但是当天,画展就被日本宪兵命令关闭,1944年,此画在上海沦陷区展出两周,反响强烈,报章刊物有报道,也有评论。日本方面随即干涉,借故取走《流民图》,从此下落不明。创作这幅大画之前,蒋先生曾与北京一位汉奸官员相识,后者鼓励他画《流民图》,甚至允诺赞助,未兑现时,这位官员就死了,前后细故,我无法详述,但因为这一层关系,日后,蒋先生长期被视为有历史问题的人。
1953年,《流民图》神奇地被找到了,回到蒋兆和手里,但整个长卷已经残缺不全。1957年,《流民图》赴苏联展览。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借取《流民图》展览,康生指此画“调子太低”,未能展示,“文革”中,《流民图》被定性为“反共卖国的大毒草”,险些销毁。“文革”后,这幅残破的画在仓库角落被发现,我初次见到真迹,就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昏暗走廊。1979年,中央美术学院作出结论报请文化部党组批准,始获评定,称其为“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作品”。
这时,距《流民图》诞生已过去三十六年,期间,蒋先生备受煎熬,心力交瘁。暮年,他将这幅画捐献政府,现在,《流民图》是中国美术馆的收藏。
从“反共卖国的大毒草”到“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作品”——还须报批,还须乞获恩准而定性——大家想想看,一个受难的民族,一个战胜国,就是这样对待《流民图》。这幅问世于沦陷时代的创作,敌国如何憎恶,不去说了,胜利后,《流民图》在本国还是遭到憎恶,权力的意志,让这幅画辗转于高层的毒语、封尘的库房。当初,《流民图》中的流民就像鬼魂,进入蒋先生这幅画,结果这幅画也像鬼魂一样,在胜利后的岁月,背负罪名,差点被销毁。
这才是真的灾难,而且是难以战胜的灾难,我们牢记对日的仇恨,但我们记得《流民图》吗?记得画中的流民吗?我很想知道,至少,今天全国各大学的千千万万爱国大学生,有几个人知道这幅面?又有几人知道蒋先生?
我在美院读书时,蒋先生健在,从未见过他,我从小就爱看这幅画,敬佩蒋先生,很惭愧,直到去年读了有关他的传记,才知道他是被组织上长期视为有历史问题的人,直到今天,还有上一代画家认定他是汉奸。
毕加索《格尔尼卡》 1937年
索非亚国家艺术博物馆
什么叫做历史问题?我看,是我们的历史,大有问题。
现在来看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这幅巨作的诞生,同样为了同胞的受难,同样画于二次大战期间,它也一度离开毕加索,被纽约现代美术馆珍藏。佛朗哥政权倒台后,西班牙政府与国王一再交涉,要美国归还此画,1980年,美国特意在现代美术馆举办盛大的毕加索回顾展——顺便一说,那年,我们的陈逸飞同志刚到纽约,看到毕加索大展门口排长队,就说:“我从中国来。”当时很少有大陆画家去美国,美术馆门卫立刻放他进去了——那次大展结束后,《格尔尼卡》荣归西班牙,犹如国器,被隆重挂在单独的展厅,有一阵,政府甚至安排士兵,守卫这幅画。
是的,毕加索名气太盛,知道吗,毕加索还是光荣的共产党员——蒋先生哪里能和毕加索比,他是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可是这两幅关于战争灾难的画,我更爱《流民图》,并不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是,这幅画的血泪,这幅画的真挚,这幅画的力量,我以为,胜过《格尔尼卡》。
请诸位看看蒋兆和先生的照片,一脸的慈悲、老实,一脸的苦难、郁结。抗战胜利后,他在自己的祖国当了几十年精神的流民,后半辈子一直低看头过日子。原因无他,就因为他画了《流民图》。
晚年蒋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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