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 岁 保 姆 作者：海之韵 “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淌。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 当我第一次听到“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这首歌时，我感到很震惊，随着那苍凉歌声的跌宕起伏，不由地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平凡的人，那就是我家的保姆。 我想写我家的保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我不知要写些什么？一方面，因时空跨度太大，有些事已然忘却；另一方面，也觉得实在难于写出让人感兴趣的内容来，有的人一辈子的经历能写成一本书；而有的人一辈子也就干那几件事，几千字就能说清楚；加上自己平常也懒散惯了，故迟迟未动笔。 我家保姆姓陈名香，她属猪，是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今年虚岁102岁了。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已不算什么了，活到八十岁的已司空见惯，但要活上百岁，那可谓凤毛鳞角，那才称得上“稀”。保姆不知不觉已过百岁，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听父亲说，保姆是福建漳浦县农村人，小时候，按当时女人裹脚的习俗，她母亲要裹她的脚，可她就是死活不肯，结果她的脚终究没有裹成。十九岁那年，她来到厦门投奔她的姨妈，二十五岁时嫁给了在厦门海关当厨师的吴秋水师傅，故大家也称她为“秋水嫂”。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于1951年病逝。 秋水嫂是1952年来到我家当保姆的，一直干到1968年才回家，在我家有十七年之久。她身高约在1米55左右，微胖，常年穿着兰布上衣和黑色大叉裤。她心地善良，干活勤快，说一口闽南话，日常称呼我父亲为“先生”，称我母亲为“先生娘”，父母亲叫她“阿嫂”，我们都叫她“阿嬷”。 《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笔下的保姆大堰河很令人感动；鲁迅《祝福》小说中祥林嫂的女佣形象许多人耳熟能详。而我总觉得从保姆女佣的角度看，秋水嫂比起大堰河、祥林嫂有过而无不及，至少要比祥林嫂强：祥林嫂还把她的儿子让狼给叼走了，这真是难于置信！倘若不是这样的话，晚年的祥林嫂也不至于在大年夜冻死在街头，这是题外话。 记得从1950年至1978年这段日子里，我家一直是住在厦门古营路17号三楼。房屋是租来的，木砖结构，一条约80公分宽的木楼梯从一楼沿着左墙直上四楼，住三楼的人能听到楼下上楼“嘣、嘣”的脚步声。我家住的是一房一厅一厨房的户型，“房”约9平方：放个饭桌、两条长凳子，一张特大床铺给三个男孩与保姆使用；“厅”约14平方：放一张写字桌、一张五斗柜、一大、一小两张床供父母和妹妹使用；两个房间用厚木板隔成，说话声两边都能听见；厨房很小，放一个煤炉、一个水缸，墙角放一个木框架，架上钉一块木板做台面，底下隔层养着三四头鸡。 三楼没自来水，每天要用橡胶水管接在二楼的水龙头往三楼的水缸注水；最糟糕的是没有卫生间，大便、洗澡都极其不方便。但那时大伙都一样，每天天还没亮就会听到拉粪车的人在街上吆喝着：“倒尿了！、倒尿了！…… ”这时，保姆就会和邻居一起出来倒马桶。 在我家，保姆俨然就像是家中的长辈，每天的家务事几乎都不用我父母亲吩咐，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她都做得很好。父亲每天给保姆六角钱做菜金，她要买好中午、晚上的菜。天不亮她就要起床，倒马桶、煮稀饭、买菜、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养鸡扫鸡粪，一直要忙到天黑。 我们兄弟四人都是保姆拉扯大的，保姆来我家头几年非常辛苦，要带三个小孩，还要做那些做不完的家务事。通常是：早饭后她要带上小孩去买菜，身上背着一个，右手抱着一个，左手还牵着一个。买完菜就要忙着洗衣服、做饭。以前洗衣服是在大木盆里的搓板上用力搓洗的。她时常会把孩子背在背上，洗衣时，背上的孩子会随着她的动作上下晃动着。 记得在60年“瓜菜代”的年头里，粮食、物资供应极其匮乏，连蔬菜都实行分配制。几乎每天不是稀饭就是地瓜之类的，即便这样，通常也是不能吃饱。翻开当年的全家福，在照片里可以看到每个小孩就像《红岩》中的“小萝卜头”一样头大身细。当年的保姆就更不待说，她每天要干体力活，粮食吃的又是最少的，她经常要弄一点青菜和米糠一起煮来充饥，后来她竟得了水肿病，我曾用食指按她那浮肿的手背，按下的指印竟浮不起来。 平常父母亲在单位工作都很忙，母亲刚参加工作那时文化程度不高，从中学文化补起，最后又上了业大，晚上要做作业，还要写些工作总结之类的东西，故很少有时间光顾到小孩，教育小孩的事自然就落在保姆身上。小孩有时犯“浑”不免要挨保姆一顿打，这时父母亲也默不出声，即便挨打，保姆在几个孩子的心目中还是很有威信的。 保姆信佛，几乎每年都要到漳州三平寺烧香，朝拜“三平祖师公”，时间大都在每年的正月初三。她和大部分香客一样，斜背着装上香烛之类的跨包，坐火车到漳州，从火车站开始步行约30公里的山路到三平寺，朝拜完毕返回又要走30公里，一路上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每次她回来都要带回“祖师公”给的香灰，每人一小包冲开水，喝了保平安，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 1968年，她因为要回家照看自己的孙子离开了我家。1969年，我们三兄弟也陆续奔赴龙岩上杭下乡去了。 下乡后每年回厦过年，大年初一我都要去她家给她拜年。 有一年春节，我去给她拜年。她告诉我说：“那一年，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扫射，你正发高烧，我抱着你，不顾路边警戒人员的劝阻，哭着喊着奔进医院，当时的医生还说，你送得很及时，再迟就不好办了，你的胆子也够大的，你就不怕飞机扫射？” 听了她的话后，我眼眶一片湿润，我仿佛看到了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身影……。现代医学认为：小孩每次骨骼生长时都会发烧，而每发过烧后小孩也会更聪明一点。但发高烧不小心也会把脑筋烧坏的；我有个同班同学，就因为发高烧没来得及治疗，结果把嘴巴给烧歪了。想到这些，我还真有点后怕，好在当年保姆没有裹脚，否则一不小心跌倒，其后果就不堪设想。 每次我们去看望她，她都很高兴，也觉得很有成就感，逢人就说，“这些孩子是我带大的。”她对我们每个孩子的生日、生肖属性都记得很清楚，这似乎是她的专长。每次我们去看望她，她都会如数家珍拿来说说，而且她从不说错、说混了，即使到现在这样的高龄，她也不会说错。惭愧的是，我们到现在还不知她的生日是何日。 我们两家如亲戚一般，她家有什么急事、难事，我们都会过去帮忙。她住托老院后，每年春节和中秋节，我们几个兄弟都要跟随母亲去看望她，每次去都要带个红包给她，对她说：“这是给您添福寿的。”她总是高兴地收了。她儿子在世的时候（现在是她的大孙子）会把我们给她的钱存起来，留着她急需用钱的时候好派上用场。 保姆平常很少生病，小病也从不上医院，2002年，有一次她在家中不小心摔倒，把大腿骨给摔断了。我母亲打电话来，我们赶紧到医院去，那一次她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当时她儿子已是肝癌晚期也在住院，不久她儿子过世、丧事办完了家里人也不敢将此事告诉她，等到她出院回家后才发现儿子没了，伤心地哭了几天也就过去了。 她家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儿媳退休金不高且身体也不好，退休金自己够用就很不错了，她的四个孙子都已成家立业，有两个经济好点，两个也不怎样，我母亲考虑到这个因素，故主动承担保姆住托老院的一半费用；另一半由她的四个孙子分摊。 保姆的腿自摔断了就很少走路了，她的眼睛有点瞎，耳朵也有些聋，牙齿已全部掉光，她现在吃饭靠牙龈。唯独让人惊奇的是：她身体各器官功能还很好，身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胃口还相当好，饭量与常人无异，甚至还要好，她儿媳说，炒米粉她可以吃下两小碗没有问题。托老院伙食不怎么好，她儿媳和四个孙子会轮流带点好吃的去看望她。 2011年的春节，我们随母亲去托老院看望她，她知道我们要去，早早就穿好衣服和她的儿媳等在那里。母亲高兴地对保姆说：“恭喜你，你今年已经满一百岁了，真太不容易呀！”保姆诙谐地说：“我也不想活这么久，我想死，就是死不了，阎罗王不要我。”活这么久保姆自己也没想到，但“死也不必急于求成。”正如史铁生说过的：“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2012年的春节，我们去看望她时，她媳妇说：前些日子她病得很厉害，差一点就走了，但还是挺了过来。病后保姆觉得肚子很饿，很会吃饭。那天保姆还很激动地对我们说：她梦见“祖师公”告诉她，说她还能活到120岁。她信佛，有“祖师公”的指示，她就有活下去的信心，真希望她能活到这个岁数。 我不知道父母亲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能请到这么好的保姆，她帮父母亲解决了多少问题、难事，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工作和学习上。父母亲在单位都是中层干部、业务骨干，母亲在人民银行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年我父亲雇保姆的工资包吃住从每个月5元起步，最后升至每个月9元（当时普通工人每月工资约在20多元），保姆从不计较工钱，在我家尽心尽责一干就是17年，这样的事例在厦门我还真没听说过有第二个。 保姆经历了百年岁月沧桑，赏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她一生中带过9个孩子，一辈子干的都是家务事，她尝过丧夫失子的悲痛，也享过儿孙满堂的快乐，如今她老了，但她也非“老无所依”，她还有一个儿媳，还有四个孙子。不管怎么说，保姆还是有福的，不论她今后的日子还有多长，她是值了，她活过了百岁，最主要的是，还有人会想到她，念叨她的好处，这也是她为人的成功之处。 2012年6月2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