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 岁 保 姆 作者:海之韵 “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地流淌。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在这春天里。” 当我第一次听到“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这首歌时,我感到很震惊,随着那苍凉歌声的跌宕起伏,不由地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平凡的人,那就是我家的保姆。 我想写我家的保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我不知要写些什么?一方面,因时空跨度太大,有些事已然忘却;另一方面,也觉得实在难于写出让人感兴趣的内容来,有的人一辈子的经历能写成一本书;而有的人一辈子也就干那几件事,几千字就能说清楚;加上自己平常也懒散惯了,故迟迟未动笔。 我家保姆姓陈名香,她属猪,是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今年虚岁102岁了。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已不算什么了,活到八十岁的已司空见惯,但要活上百岁,那可谓凤毛鳞角,那才称得上“稀”。保姆不知不觉已过百岁,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听父亲说,保姆是福建漳浦县农村人,小时候,按当时女人裹脚的习俗,她母亲要裹她的脚,可她就是死活不肯,结果她的脚终究没有裹成。十九岁那年,她来到厦门投奔她的姨妈,二十五岁时嫁给了在厦门海关当厨师的吴秋水师傅,故大家也称她为“秋水嫂”。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于1951年病逝。 秋水嫂是1952年来到我家当保姆的,一直干到1968年才回家,在我家有十七年之久。她身高约在1米55左右,微胖,常年穿着兰布上衣和黑色大叉裤。她心地善良,干活勤快,说一口闽南话,日常称呼我父亲为“先生”,称我母亲为“先生娘”,父母亲叫她“阿嫂”,我们都叫她“阿嬷”。 《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笔下的保姆大堰河很令人感动;鲁迅《祝福》小说中祥林嫂的女佣形象许多人耳熟能详。而我总觉得从保姆女佣的角度看,秋水嫂比起大堰河、祥林嫂有过而无不及,至少要比祥林嫂强:祥林嫂还把她的儿子让狼给叼走了,这真是难于置信!倘若不是这样的话,晚年的祥林嫂也不至于在大年夜冻死在街头,这是题外话。 记得从1950年至1978年这段日子里,我家一直是住在厦门古营路17号三楼。房屋是租来的,木砖结构,一条约80公分宽的木楼梯从一楼沿着左墙直上四楼,住三楼的人能听到楼下上楼“嘣、嘣”的脚步声。我家住的是一房一厅一厨房的户型,“房”约9平方:放个饭桌、两条长凳子,一张特大床铺给三个男孩与保姆使用;“厅”约14平方:放一张写字桌、一张五斗柜、一大、一小两张床供父母和妹妹使用;两个房间用厚木板隔成,说话声两边都能听见;厨房很小,放一个煤炉、一个水缸,墙角放一个木框架,架上钉一块木板做台面,底下隔层养着三四头鸡。 三楼没自来水,每天要用橡胶水管接在二楼的水龙头往三楼的水缸注水;最糟糕的是没有卫生间,大便、洗澡都极其不方便。但那时大伙都一样,每天天还没亮就会听到拉粪车的人在街上吆喝着:“倒尿了!、倒尿了!…… ”这时,保姆就会和邻居一起出来倒马桶。 在我家,保姆俨然就像是家中的长辈,每天的家务事几乎都不用我父母亲吩咐,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她都做得很好。父亲每天给保姆六角钱做菜金,她要买好中午、晚上的菜。天不亮她就要起床,倒马桶、煮稀饭、买菜、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养鸡扫鸡粪,一直要忙到天黑。 我们兄弟四人都是保姆拉扯大的,保姆来我家头几年非常辛苦,要带三个小孩,还要做那些做不完的家务事。通常是:早饭后她要带上小孩去买菜,身上背着一个,右手抱着一个,左手还牵着一个。买完菜就要忙着洗衣服、做饭。以前洗衣服是在大木盆里的搓板上用力搓洗的。她时常会把孩子背在背上,洗衣时,背上的孩子会随着她的动作上下晃动着。 记得在60年“瓜菜代”的年头里,粮食、物资供应极其匮乏,连蔬菜都实行分配制。几乎每天不是稀饭就是地瓜之类的,即便这样,通常也是不能吃饱。翻开当年的全家福,在照片里可以看到每个小孩就像《红岩》中的“小萝卜头”一样头大身细。当年的保姆就更不待说,她每天要干体力活,粮食吃的又是最少的,她经常要弄一点青菜和米糠一起煮来充饥,后来她竟得了水肿病,我曾用食指按她那浮肿的手背,按下的指印竟浮不起来。 平常父母亲在单位工作都很忙,母亲刚参加工作那时文化程度不高,从中学文化补起,最后又上了业大,晚上要做作业,还要写些工作总结之类的东西,故很少有时间光顾到小孩,教育小孩的事自然就落在保姆身上。小孩有时犯“浑”不免要挨保姆一顿打,这时父母亲也默不出声,即便挨打,保姆在几个孩子的心目中还是很有威信的。 保姆信佛,几乎每年都要到漳州三平寺烧香,朝拜“三平祖师公”,时间大都在每年的正月初三。她和大部分香客一样,斜背着装上香烛之类的跨包,坐火车到漳州,从火车站开始步行约30公里的山路到三平寺,朝拜完毕返回又要走30公里,一路上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每次她回来都要带回“祖师公”给的香灰,每人一小包冲开水,喝了保平安,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 1968年,她因为要回家照看自己的孙子离开了我家。1969年,我们三兄弟也陆续奔赴龙岩上杭下乡去了。 下乡后每年回厦过年,大年初一我都要去她家给她拜年。 有一年春节,我去给她拜年。她告诉我说:“那一年,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扫射,你正发高烧,我抱着你,不顾路边警戒人员的劝阻,哭着喊着奔进医院,当时的医生还说,你送得很及时,再迟就不好办了,你的胆子也够大的,你就不怕飞机扫射?” 听了她的话后,我眼眶一片湿润,我仿佛看到了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身影……。现代医学认为:小孩每次骨骼生长时都会发烧,而每发过烧后小孩也会更聪明一点。但发高烧不小心也会把脑筋烧坏的;我有个同班同学,就因为发高烧没来得及治疗,结果把嘴巴给烧歪了。想到这些,我还真有点后怕,好在当年保姆没有裹脚,否则一不小心跌倒,其后果就不堪设想。 每次我们去看望她,她都很高兴,也觉得很有成就感,逢人就说,“这些孩子是我带大的。”她对我们每个孩子的生日、生肖属性都记得很清楚,这似乎是她的专长。每次我们去看望她,她都会如数家珍拿来说说,而且她从不说错、说混了,即使到现在这样的高龄,她也不会说错。惭愧的是,我们到现在还不知她的生日是何日。 我们两家如亲戚一般,她家有什么急事、难事,我们都会过去帮忙。她住托老院后,每年春节和中秋节,我们几个兄弟都要跟随母亲去看望她,每次去都要带个红包给她,对她说:“这是给您添福寿的。”她总是高兴地收了。她儿子在世的时候(现在是她的大孙子)会把我们给她的钱存起来,留着她急需用钱的时候好派上用场。 保姆平常很少生病,小病也从不上医院,2002年,有一次她在家中不小心摔倒,把大腿骨给摔断了。我母亲打电话来,我们赶紧到医院去,那一次她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当时她儿子已是肝癌晚期也在住院,不久她儿子过世、丧事办完了家里人也不敢将此事告诉她,等到她出院回家后才发现儿子没了,伤心地哭了几天也就过去了。 她家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儿媳退休金不高且身体也不好,退休金自己够用就很不错了,她的四个孙子都已成家立业,有两个经济好点,两个也不怎样,我母亲考虑到这个因素,故主动承担保姆住托老院的一半费用;另一半由她的四个孙子分摊。 保姆的腿自摔断了就很少走路了,她的眼睛有点瞎,耳朵也有些聋,牙齿已全部掉光,她现在吃饭靠牙龈。唯独让人惊奇的是:她身体各器官功能还很好,身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胃口还相当好,饭量与常人无异,甚至还要好,她儿媳说,炒米粉她可以吃下两小碗没有问题。托老院伙食不怎么好,她儿媳和四个孙子会轮流带点好吃的去看望她。 2011年的春节,我们随母亲去托老院看望她,她知道我们要去,早早就穿好衣服和她的儿媳等在那里。母亲高兴地对保姆说:“恭喜你,你今年已经满一百岁了,真太不容易呀!”保姆诙谐地说:“我也不想活这么久,我想死,就是死不了,阎罗王不要我。”活这么久保姆自己也没想到,但“死也不必急于求成。”正如史铁生说过的:“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2012年的春节,我们去看望她时,她媳妇说:前些日子她病得很厉害,差一点就走了,但还是挺了过来。病后保姆觉得肚子很饿,很会吃饭。那天保姆还很激动地对我们说:她梦见“祖师公”告诉她,说她还能活到120岁。她信佛,有“祖师公”的指示,她就有活下去的信心,真希望她能活到这个岁数。 我不知道父母亲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能请到这么好的保姆,她帮父母亲解决了多少问题、难事,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工作和学习上。父母亲在单位都是中层干部、业务骨干,母亲在人民银行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年我父亲雇保姆的工资包吃住从每个月5元起步,最后升至每个月9元(当时普通工人每月工资约在20多元),保姆从不计较工钱,在我家尽心尽责一干就是17年,这样的事例在厦门我还真没听说过有第二个。 保姆经历了百年岁月沧桑,赏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她一生中带过9个孩子,一辈子干的都是家务事,她尝过丧夫失子的悲痛,也享过儿孙满堂的快乐,如今她老了,但她也非“老无所依”,她还有一个儿媳,还有四个孙子。不管怎么说,保姆还是有福的,不论她今后的日子还有多长,她是值了,她活过了百岁,最主要的是,还有人会想到她,念叨她的好处,这也是她为人的成功之处。 2012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