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陇南茶马古道《察院明文》
残碑辨识及碑文辨析
（焦红原文史专辑）
甘肃陇南茶马古道《察院明文》残碑辨识及碑文辨析
焦红原
1.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碑刻残件（湿水后拍摄效果图）。 焦红原摄
2.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碑刻残件(发现地早期资料图)。
摘 要：陇南文化部门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在康县望关乡发现了一块残碑，可辨识残存的碑记中，包涵了古代陇南诸如行政地理、茶马贸易、道路交通、关隘兵防等方面十分重要的史料信息。“茶马贩通番捷路”首次实证了陇南茶马古道的存在。破解、识别、辨析该碑刻，对研究甘肃及陇南茶马古道文化，加强甘肃茶马古道与西北、西南地区茶马古道文化研究的联系，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察院明文；碑额辨识；碑文辨识；碑文辨析
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甘肃省陇南文化部门在康县望关乡发现了半块石碑，圆首长方形，残宽70厘米，高90厘米，厚18厘米，青砂石质，碑额及碑文皆楷体阴刻，碑额从右往左横书，碑文竖七行，其中五行字迹易辨识，明确可辨识的共43字。可辨识残存之碑记中，包涵了古代陇南诸如行政地理、茶马贸易、道路交通、关隘兵防等方面十分重要的信息。“茶马贩通番捷路”首次实证了陇南茶马古道的存在，其历史考古和文献价值尤为重要，也使康县成为迄今为止国内惟一发现茶马古道碑刻的地方。破解、识别、辨析该碑刻，对研究甘肃及陇南茶马古道文化，加强甘肃茶马古道与西北、西南地区茶马古道文化研究的联系，促进陇南茶产业及旅游业的发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碑额辨识
发现于康县望关乡茶马古道遗址的半块石碑，外缘参差不齐，轮廓受损严重，有碑额，碑额横书，从右及左大抵4字，前3字可辨识为“察院明”，其中“察”字上半部残缺，“院”字右结构“完”字字头残损，但“察院”2字基本不影响识读，“明”字字迹笔画完整。第4字居残碑左上方碑头外轮廓处，由于受损严重，约略可见半笔横划与捺划，是什么字？赏碑者相互猜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要完成对碑额的辨识，必须首先破解此问题。
如果就此佚字，单独识别，显然困难重重。联系碑额前三字“察院”及“明”，字，我们似乎找到了破解此轶字的最佳途径。
考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察院，原为唐监察御史的官署名，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简称察院，清因之。御史出差在外，其驻节的衙署亦称察院；京师巡城御史称五城察院。另外，明代设巡按察院的官职，在各省置巡按御史一人，专以“察吏安民”，职权与汉代刺史相似。因为巡按全衔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故称为“巡按察院”，简称“察院”。察院是各道御史的衙门，各省学政最初多由御史出任，所以院试的考场也叫察院。
又据《汉书·韦贤传》说：“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北宋文学家、史地学家宋敏求(1019～1079年)在其笔记《春明退朝录》（卷下）中也说：“五代至国初，节度使皆自检校太傅迁太尉，太尉迁太师，然无升秩明文。”到了明代，官府通常把自己的“法令﹑规章制度等明确的文字记载”称之为“明文”。
此类文书国内多有发现，如九华山就有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九华山察院明文禁约碑记》碑刻一通，碑文说：九华是佛教名山，佛门禁荤吃斋，不仅僧尼要恒持戒律，而且严禁山民游人食荤。但有达官贵人来山可以置办酒席，“差夫扛抬至山”，而僧伽奈何不得。也有“四处居民杂砌酒店，宰杀猪牛”的情况，都因僧人告状，被官府以“秽污佛地，贻害僧众”的罪名“尽行拆毁搬移”。云南玉溪市红塔区研和镇贾井赖井村，有一通名为《奉立察院明文》的石碑，立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碑头半月形，碑身长方形，碑缘阴刻波形二分连续图案，碑文记载了“云南监察御使朱批示新兴州屯军张国翰控告李应时妄加粮额结案事”。
仔细分析碑额第4字，从约略可见的半笔横划与捺划，以及碑刻布局结构及汉字笔意，综合上述事例的相互辅证，笔者认为，“明文”是明代较为通行的一种文告方式，该碑额“察院明□”缺残之第4字当为“文”字，是无甚疑问的。故碑额全文该为“察院明文”。由此推断，康县《察院明文》成碑的时间亦不会早于明代。
二、碑文辨识
除碑额外，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正文，包括依稀可见字迹者，共七竖行。其中，第一行可辨识“巡按陕西监察……”6字，且“巡按”、“察”3字残缺严重；第二行“示知一应经商人……”，第三行“茶马贩通番捷路……”，第四行“旧规堵塞俱许由……”，及第五行“敢有仍前图便由……”，此4行字迹易辨识，共28字；第六行碑文“官兵（“道”？“通”？）同□（“放”？“旅”？）者……”，第3字，字迹模糊，似“道”似“通”，待进一步考证，第5字几不可辨，第6字，当地文化部门的同志初识为“旅”，经与前文文意联系，仔细辨别碑文，我认为此字为“放”似更恰当，整行可识为“官兵道（通？）同□放（旅？）者……”，共6字；第七行，处于碑额“察院明文”之“文”字正下方，看似有凿刻痕迹，然损伤过甚，只字莫辨。整块残碑，经仔细观摩，反复辨认，多次与同行协商沟通，推敲交流，除《察院明文》碑额外，目前，通篇可识别的正文大抵为：
“巡按陕西监察(笔者按：猜测此文后该坠“御史”2字)……示知一应经商人（按：猜测此文后该坠“等”字）……茶马贩通番捷路……旧规堵塞俱许由……敢有仍前图便由……官兵道（通？）同□放（旅？）者……”等，共40字。
三、碑文辨析
“察院明文”之涵义，在第一节《碑额辨识》里，已有简要介绍，此不赘述。仔细研究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残碑，可识别文字连同碑额虽仅约略44字，但我们还是能从中获取大量极具史料价值的重要的信息：一是此《明文》与“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有关；二是《明文》是告诫所有“经商人”的；三是《明文》与“茶马贩”有关；四是《明文》明确指出康县望关有一条“通番捷路”；五是此“通番捷路”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六是此“通番捷路”为过往民众所熟知。认真研判该碑刻文案，针对衍生出来的上述诸种观点和议题，笔者将不揣浅陋，逐一作简要的辨析。
1.“巡按陕西监察御史”与康县《察院明文》成碑时间
碑刻是在甘肃省康县望关乡的石猫梁上发现的，发现时据说被遗弃在望关茶马古道遗址旁，距最近的一户人家有一百多米远，分析石碑之所以残坏为半块，以及碑刻外缘及碑文第7行砸损的情况，估计曾经有村民把它当做石料用，却因石碑较大，搬运不易，好不容易砸断了，变成两块，砸碑的人看看破败的望关关隘，想起里面敬奉过的神像，却犹豫了：一来近旁的望关河谷，到处都有方便使用的好石头；二来不识字的村民茫然地看看碑上那些“神秘”的文字，心灵深处突然感到某种即将遭受天谴报应的可怕与“晦气”，因而，沮丧地将其丢弃，之后的岁月，再也无人关注这块“石头”，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被当地文化部门的同志“慧眼识金”。
在进入正题之前，笔者之所以首先大胆推测碑刻残损的原因，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说：残碑遗弃的地方，就是石碑最初置放的地方。此碑刻长途移徙的可能性不大，当然，更不可能有谁闲的无聊，千辛万苦地从今天陕西省的某地搬运块石碑过来，扔在甘肃康县望关的石猫梁上，就闲云野鹤地去游山玩水了。
然而，碑文首行文字破题便说“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明明在甘肃康县发现的石碑，前面我们也已经较为客观地分析了，此碑刻发现的地方，就是它最初刊立的地方，至少不会相去甚远。那么，这“巡按陕西监察（御史）”与陇南康县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要破解“巡按陕西监察（御史）”与陇南康县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对古代——特别是明代，陕西与甘肃的行政地理及中央王朝的监察制度要有一些必要的了解。
明王朝在全国设置了15个省级单位，包括：北直隶、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等，称为“两京十三布政司”。明朝实行一省分置都、布、按三司的制度，宣德后，开始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以总督和巡抚的名义督抚地方行政。此外，还有以监察御史为巡按，任监察之职的。今甘肃，特别是陇南全境，明代基本属陕西布政司巩昌府陇西县（包括秦州、阶州、徽州）所辖。正因之，在陇南康县出现镌刻有“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的“明文”，便不足为奇了。
史料记载，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均设有监察机关，即都察院。明代都察院下属有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平时在京城都察院供职称为内差或常差，如奉命出巡盐务即为巡盐御史，奉命出巡漕运即为巡漕御史，奉命巡按地方即为巡按御史，均称外差或特差。而监察御史奉命外出担任巡按御史则是外差或特差当中最多的一项任务。
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间即有巡按御史之设，至永乐元年，遣御史分巡天下，成为定制。明代巡按御史在差遣点派、巡察事项、出巡事宜、回道考察等方面都有详细完备的遵循规则和比较完善的巡按御史制度，该制度在维护中央集权、整饬吏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的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品级虽然不高，但奉命巡按地方时职权和责任却非常重大。《明史·志·第四十九·官职·二》说：“茶马（陕西）巡漕巡关……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籓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翦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盖六部至重，然有专司，而都察院总宪纲，惟所见闻得纠察。诸御史纠劾，务明著实迹，开写年月，毋虚文泛诋，讦拾细琐。出按复命，都御史覆劾其称职不称职以闻。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1]
明代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可见其位高；“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可见其权重；“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可见其职宽；“御史犯罪，加三等”，可见其责严。
我们无法从“巡按陕西监察”这6字的碑记中，获得太多有用、有价值的信息，但考中国古代“巡按监察”制度，清顺治年间基本上沿用了明朝的巡按御史制度，之后虽然不再设巡按御史，但仍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农御史等职官，雍正年间还曾置巡察各省御史。
综上所述，即使碑刻第7行以后碑文失轶，又无碑刻刊立的落款及时间，但由于“清沿袭明制”，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判断，康县望关《察院明文》的刊碑时间，早不过明代，晚不出清末。
2.《明文》是对所有“经商人”的一种“告示”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碑刻残缺，碑文语焉不详，人们对《察院明文》的性质亦含混不清，便很正常。
《明文》第二行，其实是整通碑文的开头，便开宗明义地指明了，碑文“示知”——“明示”并“告知”的首要对象是什么人？即：所谓“一应经商人”——所有从事商品交流、商业贸易的人。
因此，通俗说，该《明文》就是“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对所有途径此地做生意的人的一种“告示”。
3.《明文》“茶马贩”与唐宋时期陇南的茶马贸易
陇南的马市开办较早，《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之十四·物产·马》援引《后汉书》说“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又《十国春秋·王建纪》说“王建以骑将起家，得蜀之后，于文、黎等州多市番马，十年之间，遂得马万余匹。”《宋史·志》对陇南武都（阶州）、文县（文州）、成县（成州）的“市马”记述更详：宋雍熙、端拱间(984-989)，阶、文、成州皆市马,其后置场，则阶州、文州，市吐番马，取良弃驽，初以铜钱给马值，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市帛、盐钞、茶及他物易之。其马以三岁以上，十三岁以下为率。官给刍粟，纲送京师，或就配军，有券马、有省马、有马社、有拓买。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二寸，凡六等。其值自二万五千四百五十至万六千五百五十。课、自万三千四百五十至八千九百五十，凡六等。以第一等送京师，余就配诸军。战马生于西陲，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南渡后，文、阶有场，与黎、珍、叙、南平、长宁，西和，凡八场。其间，卢甘马岁一至焉，洮州马一月两月一至，叠州番马或半年一至，皆良马。乾道初，秦州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一千二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2]
陇南的茶马交易市场，最早出现在北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是年，北宋官府在岷县、宕昌、武都县等地设置茶马交易市场，进行茶马交易。”[3]
一般认为，较可靠的茶学资料，最早出现在西汉，是王褒撰写的《僮约》。此文撰于汉宣帝三年（前59年）正月十五日，是唐代陆羽《茶经》之前中国茶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范文澜《中国通史》这样讲述：
中国特产之一的茶（《尔雅》称为槚[jiǎ] ），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王褒《僮约》说“武都（甘肃武都县）买（当作卖）茶”。武都地方，氐羌杂居，是一个对外的商市。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卖给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市场。
对于王褒《僮约》原文之“武阳买荼”范文澜解为“武都卖茶”以及将汉代“武都”（置所当在今西和县洛峪镇）理解为今“甘肃武都县”的学术问题，这里不做论证。武都地方氐羌杂居，巴蜀茶叶集中到成都，再运到武都，与西北游牧部落民族进行马匹交易，以“茶”易“马”或以“马”易“茶”，茶马互市，却是不争的事实。
通常说，中国历史上的茶马互市，主要是指唐宋以来，我国西部与北部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牲畜及畜产品与内陆换取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比较集中的，大规模集市性的贸易活动。
茶马互市最早出现在唐代，与饮茶风俗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唐代茶马贸易出现以前，中央各王朝主要是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草原地区各少数民族的马匹的，这种贸易历史上叫做“绢马贸易”。北宋时期，茶马互市活动在甘肃大规模地开展起来，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绢马贸易而成为各民族间贸易往来的主要形式，并且形成制度，历代沿袭下来。[4]
由于茶有助消化、解油腻的功效，特别受以肉类、奶酪为主食的羌藏等游牧民族的喜爱。到了明代，在西北互市贸易中，茶叶已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明朝廷出于政治、军事和财政等方面的需要，推行严格的禁榷和专卖政策，先是设置茶课司，以确保有足够的茶叶进行互市交易；其次是置茶马司，专事茶马贸易。茶马司大都建在利于互市的汉藏界地带，设大使、副使等职，并建有专门的仓库，将所征茶叶储藏起来，以供易马。洪武四年（1371年）对川陕茶区和西北茶市实行全面禁榷垄断。洪武五年，明廷建立第一个茶马司——秦州茶马司，七年，设河州茶马司，十二年，置洮州茶马司。秦州马司因远离西藏，不便互市，于洪武三十年迁至西宁，改称西宁茶马司。明初岷州虽未设茶马司，但一直扮演茶马司的角色。直至万历二十三年才正式设岷州茶马司。茶马司设立后，明廷一方面大力招徕藏族各部前来互市，另一方面为保证官营垄断，“禁秦属军民毋得入西番互市”（《明太祖实录》卷106），以极力遏制民间茶叶的运销活动。再次，设监察官以巡理茶政。成化三年（1467年），明廷遣御史“巡茶陕西，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专，兵部言其害，乃复遣御史，岁一更，着为令”（《明史·食货四》）。[5]
明朝的监察制度客观上对“私茶”屡禁不止的现象有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同时，茶叶为各族商人“视为利薮，竞相趋之”。洪武十七年（1384年），官府发兵缉捕，一次便抓获茶商140人，皆被谪戍充军。面对私茶贸易越来越猖獗，朱元璋气急败坏地说：“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贱马贵，不独国课有亏，殆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我国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今惟易红缨杂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其所以制夷哉。”（《明太祖实录》卷251）可见， “私茶”不仅有损于明廷在互市中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与明王朝的国防战略发生冲突。所以，明廷对于无视朝廷法令的私茶活动限制得非常严厉，接连下令严守关隘，禁止商旅私自贩鬻，规定凡“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明太宗实录》卷188）[6]
康县《察院明文》在告诫“一应经商人”的同时，特别提到了“茶马贩”，虽仅寥寥3字，却充分说明，这条路上，从事茶马贸易的“茶马贩子”特别多。就《明太宗实录》“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的规定，联系“朱元璋气的急败坏”，以及《明文》第六行“官兵（“道”？“通”？）同□（“放”？“旅”？）者……”或许，我们已经读懂了“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对之前途径此地“茶马贩”导致国家茶叶专卖税收严重流失的严厉神情。
《察院明文》“告示”是特别针对“茶马贩”的，而该“茶马贩”的“告示”，以及“茶马贩通番捷路”，却首次实证了陇南茶马古道的存在，也使康县成为迄今为止国内惟一发现茶马古道碑刻的地方，对于研究陇南茶马古道文化具有极为珍贵的文献及史料价值。
4.陇南的古驮道与“通番捷路”
陇南有极为特殊复杂的军事地理位置，这里不仅山大沟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河谷悬崖间，常有栈道凌空而起，斗折蛇行，蔚为壮观。阴平古道是陇南故道的典型代表；《西狭颂》摩崖石刻是陇南古代道路交通史上最为华美的篇章。这里也是西北连接西南以及陕甘茶马古道的重要交通枢纽。“1950年11月，甘川公路宕昌至武都段整修竣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辆汽车从兰州抵达武都。”[7]此前，陇南的货物运输主要依赖于人背马驮。民国前，以武都为中心外延的驮道主要有五条：武都至成县、武都至西和、武都至礼县、武都至舟曲、武都至兰州等。这几条驮道途径的主要线路分别为：
（1）武都至成县驮道。自武都起，经马街、安化、佛崖、歇马店、望子关到平洛，过犀牛江，经毛坝、小川至成县。再由成县起，经小川、纸坊，到西和、礼县。华双公路建成后，从成县起，到江洛镇，接华双公路北去到天水；东过徽县、两当，到陕西凤县，翻秦岭到宝鸡和西安。
（2）武都至西和、天水驮道。武都起，经安化、牛蹄关、秦家河、昌河坝、大桥、洛峪、何坝，西和、长道、盐关至天水。从昌河坝分路，经小川至成县。
（3）武都至礼县驮道。武都起，经马街、金厂，过雷家坝、龙林、石桥至礼县。
（4）武都至舟曲驮道。自武都起，沿白龙江而上，经两河口，至舟曲。
（5）武都至宕昌兰州驮道。武都起，经石门、清水子、邓邓桥、宕昌、哈达铺、岷县至兰州。[8]
在这里，笔者需要强调和说明的是：驮道不一定是茶马古道，而茶马古道却必然是驮道。
我们以康县为例，东汉时期，康县的古驮道就已经存在，北宋灭亡后，南宋政权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部少数民族政权扩张不断引发战事，切断了陕西和四川经甘肃通往青海、西藏的贸易通途。陕西、四川、甘肃等地盛产的茶叶、药材以及土布、蚕丝、土纸等商品，无法运出进行交易，换不回自己所需的食盐和马匹等物，却促进了西南茶马古道的快速形成。明代，西北茶马古道再次疏通，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的康县窑坪，逐渐由商队歇脚的地方演变形成了一个商品贸易集散地。四川和陕西上来的商队由窑坪进入甘肃境内，南去四川成都和东去陕西汉中到湖北的商队亦在此分路。清初，陕川行商，陆续定居窑坪，使窑坪小镇从明代起到建国前，经历了570多年的商贸兴盛期。
解放前，康县亦有五条驮道，全长323公里。第一条西通武都，东至陕西略阳，是自古以来甘肃通往陕西、四川的要道。从望关经长坝、巩集过云台大山岔（散关）至窑坪出境，全长70公里，其中，大山岔至窑坪段18公里，早在汉建宁间，由武都郡太守李翕派员修整。第二条，望关经平洛，翻太石山渡西汉水通往成县，县境长32.5公里。此驮道在明代设置平洛驿时已骡马往来，但路况很差，特别是太石山段陡峭崎岖。1941年曾部分整修加宽，但仍不足两米。第三条，云台翻毛垭山过三官至岸门口，长30公里。第四条，云台至关沟门口，渡西汉水抵成县镡河，是解放前康县县城云台、岸门口及中部、南部地区通成县的要道。同治十年（1871年），白马关分州州判罗映霄督修镡河官渡后成为骡马驮道。第五条，从岸门口起，经嘴台、长坝到望关，全长48公里，是康县通往武都的必经之路。[9]
而康县境内的茶马古道大体上是从窑坪起步，过大南峪(古兰皋镇)、大山岔(古散关)、翻越险峻的乔家山到关沟门后，经寺台、大堡、巩集，过菜籽垭、长坝、到望关岔路口，再向西，一条过歇马店、甘泉、翻米仓山、到武都后可西北去甘南，或经宕昌走岷洮北上兰州，最远可达青海和西藏；或从武都经古阴平道南下四川广元、成都等地。另一条路沿平洛河北去，从药铺沟翻太石山到搭船坝（大川坝），过犀牛江官渡到成县的小川，经西狭（著名的汉三颂之一《西狭颂》摩崖石刻所在地）后直至西和、礼县和天水一带。
对于身处中原地区的人们来说，陇南自古就是白马氐、羌等少数民族聚集的“番”地，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陇南曾先后出现了由白马氐人建立的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和由羌人建立的宕昌国等5个少数民族政权。在交通十分不便的古代，无论从南向北还是从东向西，地处“秦陇锁钥，巴蜀门户”的陇南，途径这条“通番捷路”，无疑都是最省时、省力和最划算的。
5.“通番捷路”常有官兵防守
发现康县《察院明文》石碑的古遗址，现望关乡政府驻地，其西北100米处山垭的石猫梁，这里地势险要，自古就是陇南十分重要的军事关隘。望关，又名望贼关，望子关。《阶州直隶州续志·卷十二·关梁》引乾隆元年（1736年）《甘肃通志》说：“望贼关，在州北一百七十里。道出秦州要路，为州境险隘，有官兵防守。”[10]2011年3月26日，在“康县茶马古道学术研讨会”先期考察活动中，笔者在望关关隘遗址采访了当地老人蒲治银（康县望关乡叶湾村人，60岁），据介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还有座三层高的古门楼，门洞上的二层厦房里，一面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一面供奉的是周仓。上世纪六十年代“破四旧”时才给拆了。这说明，“文革”前，这里虽已无“官兵防守”，但这条茶马古道上的古关楼尚存。现在，我们仍然能够在《察院明文》石碑发现的遗址东面山坡上，见到人工开凿的石阶遗存，有二十余级，长约11米，在西南面的山坡上，有台阶路和石砌路基遗存，长约20米。
“茶马贩”之“通番捷路”，以无比珍贵的石刻文献史料形式，强有力地证明了康县茶马古道在陇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同时也反证了，从明代一直到清末，这里都有官兵严格防守的必要性。
6.“通番捷路”为过往商旅人所共知
虽然，《明文》第六至七行，由于碑刻残损，许多碑文已无法识读，第六行仅可辨认“官兵道（通？）同□放（旅？）者”6字，第七行无一字可识读，但综合《碑文辨析》诸内容，我们不难得出此“通番捷路”为过往商旅人所共知的结论来。
由于第六、七行可识读的文字，与碑刻前文衔接，文意多有唐突，理解较为困难，如果我们勉强将“官兵”、“同□放者”，与“通番捷路”、“旧规堵塞俱许由”、“敢有仍前图便由”及碑刻遗失部分内容“通盘”联系，或许我们能够作出这样大胆的猜测：
望关茶马古道是甘肃陇南联系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茶马古道的重要驮运枢纽，这条由官兵把守，著名的“通番捷路”虽然艰险，却因“便捷”省时，为过往商旅人所共知。由于原来的“捷路”需要翻山越岭（从药铺沟翻太石山到搭船坝），路面狭窄，且路况较差，后来，官府沿平洛河至犀牛江开辟了一条新路，并重新设卡，征收过往商贾商品贸易的税赋，严禁私茶贩运，而商人们出于人性本能，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愿走新路，仍明里暗里抄“捷路”，躲避关防，致使政府财税收入严重流失。鉴于事态不断恶化，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特在此刻石“告示”，即今之《察院明文》，昭告乡里，以通晓利弊，“震慑犯罪”。
上述推论，因《明文》碑刻残损，部分文案缺失，目前尚无史料可考，便姑妄言之，抛砖引玉，求教于博学。
2011年4月11-13日初稿，7月21改定，于陇南市政协文史委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P194.
[2][10][清]叶恩沛.吕震南.阶州直隶州续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P94.
[3][7][8]《武都地区公路交通史》编写组.武都地区公路交通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P510，P515，P45-46.
[4]胡小鹏.茶马互市[A].郭厚安.吴廷祯.悠久的甘肃历史[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P134-135.
[5][6]武沐.甘肃通史.明清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P142-147，P148-149.
[9]黄俊武.康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P275-276.
附图：1.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碑刻残件；
2.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碑刻残件拓片。
本文已分别被下列书刊发表或选用刊登：
1.《康县茶马古道研究论文集》（2012.4）；
2.《甘肃文史》（季刊）2011年第三期（总第55期）；
3.《甘肃史志》（季刊）2011年第四期（总第8期）；
4.《陇南文史资料》总第五十四期（2011,7,20）；
5.《陇南文史》第六辑（2011年10月第一版）；
6.《中国北茶马古道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2）。
7.《陇南师专学报》（双季刊）2013年第1期第10卷总第19期.
（焦红原，笔名过河卒等，甘肃武都人，1983年开始发表文学及美术作品，获过多种奖项，甘肃省作协会员，陇南市作协副主席，武都区作协名誉主席；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陇南文史研究中心”和“陇南民间艺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2013.10）；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2012.8）；陇南市卫生学校陇南历史文化研习会特聘指导老师（2014.8）。多年来主要从事陇南地方史（民俗）文化及白马氐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为多部文艺演出、音乐舞蹈史诗等各类大型活动撰写文稿及解说词。2010年11月荣获“全国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出版有《山水陇南·收藏》《山水陇南·诗意》（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12），《陇南文化：西秦岭山地人文历史的视觉性回顾》（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2）等，其中《陇南文化》荣获甘肃省第八届优秀史志成果一等奖、陇南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现任甘肃省陇南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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