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信男”的一些问题

首先，这个词现在一般被认为是有贬义的。但单纯从词本身来看，普通和自信两个词无论是分开来讲还是组合起来看，都不应该有贬义，甚至我们可能在过去的某些小说中能够找到一些“普通又自信”的角色是被正向塑造的，这两种特点的结合有时是代表了对人的正面评价的。

其次，这个词为什么会在被大众使用时出现贬义，这是传播学或者文学的研究范围，非本人所了解的领域，所以这里并不述及。

然后，我们来谈这个词背后所指向的，那种被讨厌的“真正形象”。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讲分寸、没有礼貌、粗鲁、莽撞、让人反感”。这跟传统文化中“谦谦佳公子”的君子形象是有出入的（当然，我不确定现在流行的佳公子形象跟古代有多大区别。不过我指的是古代文献中能够感知到的那种佳公子形象。）对于这种形象，如果要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我是赞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欣赏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形象，我这种判断从心里出发，是对“美”和“善”的肯定，按康德的说法，我不需要提出什么别的理由了。

但，我想说的，不会止步于此。

我一般不做社会评论，也不跟随潮流，这次破例是为了强调，我所惯常坚持的态度——相互理解、尊重、包容和接纳。

在《关于情商的一些问题》中，我谈到“人”才是决定社交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这里，我还要再提一次。

我们承认在历史和时空背景下，每个人的普通和局限性。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任何人单纯凭借自身经验和主观体验的判断，都是片面的，都是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实际的，都是不够客观的。（该观点请查阅诠释学的相关理论根据，了解经验哲学的基本内容）

所以，单纯判定一个“普信男”的判断行为是完全不充分的。它既不代表被评价的人的全貌，也不能与事实充分照应，单纯因此就判定某个人“社会性的死刑”，将其归入“坏人”行列的行为是懒惰的、不负责任的、恣意的，甚至是幼稚的。

一个人的行为被认为是“不讲分寸、没有礼貌、粗鲁”的原因有很多，而且，其中“罪大恶极”以至于根本不能改变或者理解后接受的原因必然少之又少，其原因在于此类行动不讲分寸的人心态必然是较单纯的，虽然好坏不可辩，但是很难“心机深沉”、“杀人不用刀”。如果双方之间能够有充分的了解和沟通，能够给对方留下解释的机会和理解的空间，真的有人会愿意自己被集体所排斥吗？真的有人会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犯一些“明显无知的错误”吗？

但为什么，许多人将这个词用作贬义?为什么许多人实际上止步于否定性的判断?为什么不愿意给出相互理解的机会和空间?

一味的讽刺、反驳，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除了让一些人尽一尽口头的快感之外，就是无数的善良被掩盖在“不讲分寸”的外观之下被断然地抛弃。

运用类似的评价词语，不能说明自己的高尚，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恰恰相反，它只不过是反映人之浅薄本质的又一例证罢了。

相互理解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我们日常的平庸是一种不容否认的现实。在这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没有必要支持一个而轻视另一个——它们都很重要，不是吗？

我们生来孤独，又何必互相侵夺。愿相互理解的能力能够茁壮成长。协商沟通的精神能够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