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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国企改制与职工下岗(二)——一人可兴厂,一人可丧厂

一转眼,曾经的国企改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时间了。当年厂里那些二三十岁正当年的青壮职工,现在都已经或即将步入老年;当年厂里的那些“四零五零”的老职工,现在都已垂垂老矣,有的甚至可能已经离开了人世。多少人原本踏实的人生因为一场变革,从此改写。时代洪流之中的个体,总是卑微、渺小和无助的。

当初,为了国企“脱困”和“搞活”而推动的轰轰烈烈的改制,其成败得失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清晰。近两年来,舆论关注比较多的是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而关注改制的成效如何却比较少见。如果我们从激发市场活力这个角度来看,由于国企改制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蓬勃发展,成效无疑是显著的。但从每一个改制企业个体本身看,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沧海桑田,却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只有极少数的改制国企真正完成了华丽转身,实现了做大做强的目标,成为行业内甚至国际上的知名企业。我所在的城市就有2家这样的杰出企业,一家是原来的部属企业,生产采矿设备;一家是原来的市属企业,生产汽车,现在都是主板上市企业,不仅是国内的行业龙头,在国际大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而对于绝大多数国企来说,改制以后并没有实现当初所期盼的目标,有的很快就垮掉了,有的勉强维持了若干年之后,最终还是垮掉了。也有一些企业,走投无路之时,迫于无奈,寻求了一条被人兼并、收购之路,这其中的那些时运不济的企业最终还是垮掉了,有个别幸运的企业,遇到一个好“东家”或是一个好的带头人,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完成了痛苦蜕变,终于摆脱困境,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我们的企业就应该是属于这最后一种少数的“幸运”企业之一吧。

我们工厂所在的城市工业局系统,全局系统大大小小有几十家国营企业,其中,国家大二规模的企业有五、六家,还有几家中一规模企业,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国营、集体企业,改制以后竟然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我们这一家企业硕果仅存。一个城市的工业局系统几乎全军覆没,不知道这里面要有多少个职工,多少个家庭,从此失去了遮风挡雨的庇护场所,独自跋涉在风雨交加的人生路上。我们这个工业局在全国有没有代表性我不知道,但这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分化?记得改制之初,有那么多有“水平”的人、那么多“理论家”都引经据典、异口同声的说,国企缺乏活力,是国企僵化的体制、机制造成的。可为什么企业改制了,所有制问题解决了,最后的结果却仍然是天差地别、冰火两重天?研究、分析国企改制的文章、专著汗牛充栋,依我看实际情况却真的没有那么复杂,甚至简单的有点残酷,在相同的市场环境和基本差不多的客观条件下,企业有好有坏,成败的关键往往只在一人,这个人就是企业的厂长(经理)。凡是企业后来发展好的,都是有一个优秀的厂长(经理),反之,一定是有一个糟糕的厂长(经理)。现在看来,我们城市的那两家改制后主板上市的杰出企业和最后收购我们企业的那一家外省同行企业,无一不是因为当初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七十年代有一部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艳阳天》,主题歌有一句歌词我至今记忆犹新,每每想到这个问题,这句歌词和旋律就会萦绕在我的耳边:“群雁高飞头雁领,书记带咱向前走……”。

而那个时候,企业改制虽然完成了,但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厂长还是过去的厂长,干部还是过去的干部,企业性质变了,但人的思想、观念和能力一下子变得了吗?曾国藩说,行政之要,首在得人。不论做任何事情,人的因素都是最关键的因素。而这个最关键的因素,当年是掌握在上级“组织部门”的手里的,而由于“用人不当”所造成的沉重后果,最终只能由那些普通的下岗职工承担。

进入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个体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原来国营企业垄断市场的局面被逐步打破了。国营企业有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有完整的企业生产、安全、消防和环保制度,还有沉重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责任,包括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的工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等,这一切那时都是由企业自己负担的。而这一切都是有成本的,是要靠企业产品实现销售后形成的利润来支撑的。而那个时候的个体私营企业,除了生产成本,其它成本几乎为零。甚至生产成本,也可以千方百计的压低,在产品质量上投机取巧,一时间,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价格便宜加上他们灵活的销售“手段”,在市场和人性面前如鱼得水,势如破竹,而彼时的国营企业如同一个庞大的、威武的、又动作缓慢的“大笨熊”,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来越被动,越来越丧失了市场上的主动权。

由于个体私营企业的巨大成本优势,使他们可以轻松的给职工支付比国营企业职工高一点的工资。这“高一点点”的工资,在当年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国营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工人成了这些新兴企业的“隐形”支撑,没有人意识到这其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第二职业”悄然兴起,一开始,在一些地方还作为新生事物予以支持、鼓励,后来察觉到其中存在的隐患,又禁止了。这个时候,“停薪留职”(俗称“两不找”)应运而生了,厂里的一些“能人”通过一段时间偷偷摸摸的“兼职”尝到了甜头,摸到了路数,就主动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好一展身手,大干一场,这可能就是最早的“下海”了。可见,最早的下海,并不是由公职人员开始的,而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后期,由国营企业里的一些胆子大、敢先吃螃蟹的“能人”先开始的。这些人,由于行动的早,除了个别的后来因为有钱而染上败家的黄赌毒之外,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挣到钱了,属于最早过上富裕生活的一批人,成为了时代的幸运儿。(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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