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夫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他的众多优秀作品，连同他的名字，已成为共和国及千百万人永生难忘的纪念和永远矗立的丰碑。
劫夫
1913年，劫夫出生在吉林，那时候他叫李云龙。李家家境还算殷实，劫夫是家里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李家的孩子个个喜爱艺术，尤其长于丹青，劫夫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艺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九一八事变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劫夫的命运。由于宣传抗日，鼓动学潮，劫夫上了反动当局的黑名单。为逃避抓捕，他悄悄离开家乡逃到了青岛。
劫夫在青岛生活了三个半年头。几年中，他先后用十余个名字在《青岛日报》副刊上发表漫画、木刻版画和文章，结识了王亚平、艾芜等文化人士，参与进步文化活动。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消息传到青岛，劫夫震动之余，同其他进步人士一道组织了纪念鲁迅的大型追悼会。
劫夫等人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先后有四人遭到逮捕，劫夫等七人被勒令三日内离开青岛。为了避免被逮捕，劫夫背着自己的小提琴，逃离青岛，准备去延安。
1937年5月，劫夫到达延安，在一家成衣铺住了下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他即写信给军委，声明他愿意在延安学习或工作。不久，他进入延安人民剧社。
延安人民剧社的全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人民剧社，是陕甘宁边区唯一的剧社，受中宣部领导。劫夫的多才多艺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的职务是教员，但是画画、排戏，什么都干。也是从这时起，他开始记小调，填新词，学习写作歌曲。
那把被他带到延安的小提琴成了稀罕的东西，劫夫在晚会上演奏小提琴，很火爆。劫夫还能拉锯条。普普通通的锯条，让他用提琴弓子一拉，竟能发出美妙的声音，闻者无不赞叹劫夫是个能人。
许多延安人由小提琴认识了劫夫，劫夫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陈明就是其中一个。不久，西北战地服务团开始筹建，参与筹建工作的陈明第一个就想到了劫夫，他把劫夫推荐给了准备出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一职的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领导和组建的第一个战地服务团，在当时非常重要。
这是劫夫生命中的一次重要机遇。在服务团，他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从一个有正义感的进步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作为一名作曲家，他在这里起步并写下了令后人传唱不衰的著名篇章。
劫夫写标语，绘画，上台唱歌，演奏乐器，演戏，甚至制作乐器，无所不干，成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内美术、音乐、戏剧样样都拿得起的、绝无仅有的多面手。
1938年3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奉中共中央命令，搭木船横渡黄河，到国民党统治区西安。中央此次派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意图十分明确：用这支能征善战的文艺队伍去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以华北八路军一次又一次胜利的事实，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抗日斗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巩固与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著名作家端木蕻良、萧军、萧红等以及新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导演塞克、音乐家王洛宾等，也随团同赴西安。
西北战地服务团一到西安，立即全面开展工作：举行记者招待会，参加省市三八节纪念会，召开文艺界座谈会，去医院慰问伤员……服务团举办了几场演出，场场爆满，场场掌声雷动，而那时每天都有敌机在空袭。
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一系列工作在西安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西安人民空前热烈的欢迎。当地许多报纸都为他们发消息、撰写文章，有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西战团”与人心》。这些是国民党当局始料未及的。
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次公演过后，国民党通过御用报纸制造舆论，说西北战地服务团犯了错误，书写的标语“穿靴戴帽”有问题，并暗地指使人将西北战地服务团写的标语涂掉。国民党的恶劣行径把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们激怒了，他们和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事情的导火索出在宣传标语上，这些标语都是张发组组长劫夫领着写的。冲突发生后，劫夫不声不响，只是每天拎着小桶来到街上，把被人涂掉的标语重新写上。
后来，国民党当局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一纸通令，命令西北战地服务团限期开赴前线，否则就逮捕负责人。服务团本没想在西安久留，但见国民党如此猖狂，觉得应该留下来压压他们的气焰。丁玲回延安请示汇报，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意见，并指示西北战地服务团掌握既斗争又团结、“针锋相对，摩而不裂”的方针。
丁玲回到西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迅速调整斗争策略。他们首先改变了标语的落款名称，将“西北战地服务团”改成“西安抗敌后援会”；标语的内容也由原来的自拟改为从国民党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选择。这样做，国民党当局自然无话可说。只是那些“穿靴戴帽”的标语照写不误，字体也保持原有特色，那是劫夫发明的粗体勾边大字。
从此，标语无人涂改。于是，劫夫率领美术组全体成员，在数丈高的城墙上方方正正地写了四条团结抗日的大标语，绘制了两幅表现全民抗战消灭日寇的大型壁画。落款不能署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每人背上都背一顶大草帽，草帽上写着“西战团”三个大字，等于给自己做活动广告。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是劫夫的一首经典作品，至今传唱不衰。它是大型歌剧《星星之火》的选段。歌剧《星星之火》写于1950年初。《星星之火》的创作用的是一种流水作业的方式：大家讨论剧本结构，而后由侣朋执笔撰写剧本（第二幕剧本由劫夫撰写）。剧本出来后交劫夫谱曲，李尼与李中艺再为劫夫的曲子配器。
劫夫谱的曲子上口、好听。他写东西的时候，嘴里总是不停地哼哼，没等他写完，张洛（劫夫夫人）就会唱了。张洛担任剧中女主角小凤，她经常半开玩笑地说，她是该剧许多曲子的首唱。
《星星之火》在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演出数百场后停演。《星星之火》是劫夫写作的唯一一部得以面世的大型歌剧，许多当年参与这部歌剧创作、演出及观看过这部作品的人，都对它没能留存下来感到遗憾。只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留了下来并传唱至今。事实上，剧中的许多唱段，如《爹妈呀，为什么还不回来》《我是穷苦的小姑娘》《跑交通》《兄妹对唱》《穿过密密的青松林》等，不仅在当时受到群众的欢迎，有的还被编入了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材。
劫夫就像“永远年轻的革命人”，从没停止自己对音乐的写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许多作曲家都尝试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其中，最活跃、成绩最突出的就是劫夫。
劫夫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始于1958年。那年，他谱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菩萨蛮·黄鹤楼》等。之后的十数年间，他先后把公开发表的三十七首毛泽东诗词全部谱了曲。这些歌曲一问世，便唱响全国。后来因劫夫在“文革”中有“问题”，这些歌曲遭到禁唱。近年，许多学者开始重新认识、评估这些诗词歌曲的价值。
每次写作前，劫夫总要让张洛帮他查找有关资料，包括毛泽东诗词中的典故、唐诗宋词中格律的特点等，而后反复诵读诗词原作，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寻找创作灵感。为写《卜算子·咏梅》，他画了一百幅梅花；为写《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他连续数日扛着扫帚，昂首挺胸地在自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作品写出后，他不轻易出手，总是见谁就唱给谁听，然后反复修改。有时，歌曲稿子已经寄出，他还要一改再改。
歌唱家张映哲记得，“文革”刚开始时，一次外事活动演出，“三军”凑了一台节目。节目审查第一次没通过，第二次好一点。这时，周总理来审查，问怎么不唱《蝶恋花》，当时已是夜里12点多，周总理访问朝鲜刚刚回来。张映哲就唱了《蝶恋花》，总理听后非常激动。后来，“三军”集训，周总理指示：一定要有劫夫的主席诗词歌曲。一天，总理看完演出后说：我看劫夫没什么问题，他的曲子感人，理解主席思想是很准确的。张映哲还给毛泽东唱过劫夫谱曲的《送瘟神》《沁园春·雪》《蝶恋花》，毛主席听后很满意。
战争年代，劫夫曾担任我军尖兵剧社社长和第四野战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担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文革”中，劫夫受到批判，尔后被中央保了下来。1971年10月20日，受林彪事件牵连，劫夫被关进“学习班”。1976年12月，他突发心脏病去世。劫夫去世后，辽宁省及沈阳市有关部门对他做出如下结论：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性质很严重，但考虑到其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问题不可再提及。
自劫夫进入“学习班”，他的歌曲就被停播、停唱。“结论”做出后，这种状况又持续了整整十年，劫夫的歌曲在中国乐坛彻底消失。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对劫夫做出新的评价。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的珍品。”从此，劫夫的歌曲解冻了，他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音乐杂志上，他用自己的作品突出了命运的重围。
1992年底，“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组委会致函张洛：劫夫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被列为20世纪中国音乐的一百二十四部经典作品之一。
1993年，“文革”后的第一部劫夫歌曲集出版。
1994年，劫夫的骨灰安放仪式在沈阳举行。《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记者署名文章《深深的怀念》，文中写道：劫夫是本世纪中国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他的众多优秀作品，连同他的名字，都已成为共和国以及千百万人永生难忘的纪念和永远矗立的丰碑。
1999年，在首都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阅兵式上，展示20世纪60年代建设成果的方队伴随着《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雄壮乐曲，昂首通过天安门。
2011年10月和11月，美国旧金山、休斯敦两地的华人社团隆重举办了纪念音乐家劫夫的活动，表达对劫夫及其作品的热爱。
（原文《天才与悲情：红色音乐家劫夫的传奇》刊于《名人传记》2012年第4期 文/霍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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