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新著】 从乡土中国向单位中国的变迁，此谓一变也；从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变迁，此谓又一变也。万变不离其宗，中国社区精神是孕育社区中国的母乳。新型的治理结构从社区这一政治空间中孕育和生长出来。如果说党和政府蕴含着中国国家治理的终极密码，那么社区与家庭则蕴含着中国社会治理的终极密码。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我写《社区中国》，与以上两者均不符合。如果一定要套用马基雅维利式的表达风格，我只能说是“厕身平原看平原”，也就是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之中，看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即日本学者说的“现场主义”。我是研究政治学的，政治的确有强弱、大小与高低之分，弱政治、小政治和低政治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政治”。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场景中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配置，关注的是健康的人际关系、家际关系、家社关系、家国关系以及各种社群关系的展开与维护，它与刚性的权力结构、高超绝伦的谋略、阴险狡猾的诡计等天生是绝缘的。生活政治讲究的是要把情感、责任、善意和公益带入其中。生活政治杜绝任何的游离与漠视，它要求我们将自己的身心融入鲜活的生活场景和人的心灵结构之中，这既是阅读社会，也是体悟人心。我们有时候说“小社区，大政治”，这一命题有两重含义：一是小政治向大政治的良性转化，即社区成为支撑国家善治、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明演进的基石。社区宛如国家机体上的细胞，为国家治理体系输送鲜血和能量。二是生活政治中的冲突性议题、风险性议题突破了生活场景的空间边界，向更大范围拓展，导致一些意外后果。巩固“社区”这一健康细胞的基石功能，切断小政治议题向大政治议题恶性转化的通道、防止小风险转化为大风暴是古今中外所有公共治理的通则，这是将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前提。
为撰写《社区中国》我做了十年的积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一直置于案头。阅读《乡土中国》一书，我能真切感受到费孝通先生进入芸芸众生的生活场景之后，作为人类学家带给我们的精细观视，作为社会学家带给我们的深邃思考。人类学的魅力就在于在场、在地、在心。社会学的魅力在于透过表象发现背后的关系模式与结构体系。费老把自己一生的学术使命确定在“志在富民”上，这折射出那个物质匮乏时代带给费老的深沉思考。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当中国走出物质匮乏的束缚之后，我发现物质的富足、社会资源总量的增升与美好、幸福生活并不是必然相伴而生的。我在想，费老追求的“志在富民”实现之后，人的生活会进入一种什么状态呢？我慢慢地总结出了我的研究使命，那就是“志在乐民”，即如何让人们在一种流畅的治理结构中，在富有召唤力的关系建构中体验一种快乐的社区公共生活。在过去十年，我就将自己的身心置于中国人真实鲜活的生活场景之中，去捕捉其背后的社会流动、关系展开与结构生成。我不敢说自己已经拥有了像费老那样的洞见，但本书所提出的所有判断都不是单纯的办公室产品或书房中的臆断，而是从生动鲜活的生活事实中抽取出来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不是我的学术风格，也不是我的学术追求。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社会的成长和变动。一方面，社会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介入了基层治理和生活政治场景的重新塑造之中，如社会救助、社会公益、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社会劳动、社会财产等，不一而足。这些带有社会属性、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的主体与议题，彰显了社会力量的介入性与公共性。依托社区公益基金而成长起来的社会财产、依托社区公益活动而成长起来的社会劳动，都成为中国社会治理中最让人感动的风景。另一方面，社会的剧烈变动使中国的国家治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复杂社会、房权社会、流动社会、网络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以及与全球社会的勾连与重叠，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变局。因此，我们有如下的判断：健康而定型的国家治理体系取决于政党领导下的政府、社会与市场的相互协作。健康而定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取决于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与西方将国家与社会视为互不相容甚至相互绝缘的两个领域不同，中国一直在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交集区域和互动机制。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不是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决定、相互排斥的逻辑机理中展开的，而是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关联、相互交集和相互合作的逻辑机理中展开的。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如果把“社会”这个空间的组织、资源、治理机制和治理过程做实了，那么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的中介和机制就会更加健全、持久。
我们在理解中国社会的构成时，不能陷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二分框架而不能自拔。关联主义的社会生成机理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注重从个体向外部的道德扩展。所以，这是一个有别于西方立体社会（即阶层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水平社会。在这个水平社会中，个体身心的关联、个体知行的关联、个体与家庭的关联、家庭与社区的关联、社区与国家的关联，成为将不同要素串联在一起的联结机制。如果把社区置于这样的视野中来看，我们发现社区乃是“扩大的家庭”。所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之重要组成部件的社区治理，则不能脱离恢复社会关系、缔造社会联结、培育社会资本、提高精神密度、催升社区温度、展示社区风度这一底线。换言之，社区乃是一有温度、有温情、有温暖、有风度的善治空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社区治理一直在坚守这道底线。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秘密所在。我们为什么要坚守这道底线？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基于我们对人之属性的认识。卡尔·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由多重维度的关系组合而成的。现代人的行动空间和身份认同兼具私人性、社群性和国家性三种存在状态。人的社群性原理说明人不仅是自然人、家庭人、职业人、政治人，更是社区人。社区人是对人之社群性这一属性的外在表达。社区人恰好说明了人与其生活的社区的紧密关联。如果我们把这道关联开发出来了，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资源供给把这道关联固化下来，那么我们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石也就确立了。
鲜活的生活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绝大数人都是要回归社区的。社区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组合而成但又超越家庭的生活共同体与治理共同体。2020年，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更是体会到社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从生活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的跃升，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过程中对社区的重新发现与重新理解。所以社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细胞是否健康。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安全、祥和、温暖的社区中，将是中国国家治理之大幸。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说，如果能够把社区中温暖的社会关系视为最奢侈的财富，那么也将是人生之大幸！过去十年，笔者扎根城市社区，融入百姓生活，发掘社区宏旨，提炼治理要义。我发现，承载民生关怀、彰显社群责任与国家责任的社区，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凝结与汇聚。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与百姓生活紧紧相连，与城市生命环环相扣，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通过社区发现中国发展的秘密，通过社区培育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细胞，通过社区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这就是《社区中国》一书所承载的使命。细微之处见真知，细微之处见大义。《社区中国》一书的期待可能就在于此吧。
在过去十年中，我扎根中国大地，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之中，试图搜寻和捕捉中国人的生活密码，感受和体悟中国人的生活魅力。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只有这两点还不够，还要“知万件事，识万个人”。“知万件事”就是熟读历史，“识万个人”就是走进人的心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懂人心，注定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也无法做出有生命力和穿透力的学问。孔子说：“四十不惑。”我恰恰相反，我是“四十而惑”。在我困惑的时候，回归大地、直面人心的“涅槃”让我的学术获得了再生。
要想读懂当今中国，在司马迁所说的“天人”和“古今”的框架中，是远远不能奏效的，因为今日之中国远非传统中国所能比拟。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在投射空间、构成要素、运行机制以及观念世界等诸多方面，已经完成了对传统中国的整体性超越。所以，在“天人”和“古今”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群己”与“中外”两条轴线。在当今世界，要想成一家之言，不仅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要“明群己之界，汇中外之流”。我们只有在天人、古今、群己、中外组成的立体坐标中，才能读懂中国，才能真正做到潘光旦先生所追求的“安其位、遂其生”。
我写《社区中国》一书，力求在以上四重轴线组成的立体坐标中，思考中国人所处的生活空间的意义，探索生活空间与国家、世界的关联。本书是否能做到成一家之言，是否能做到文以载道，我不敢妄断。但不盲从他人之说，力求言之有物，对此我还是有一点把握的，因为，过去十年是我学术研究最有底气的十年。一旦从前人创造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创造的概念的迷思中突围出来，才发现世界是那么的广阔、生动和优美，绝不是西方概念体系中的单一面目与僵化教条。复旦大学历史学家周振鹤先生提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这一重要命题，我则认为政治学处在合法性（合道性）与有效性、相对与绝对、理想与现实之间。过度偏向一方，都会导致政治学的偏执与狭隘。我试图在“一分为三”的哲学观中，向读者展示政治学的中和与冷静。本书是否达成这一目的，敬请读者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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