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对于古文献的认识也会不同。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论语·泰伯》一章，这句话因为没有上下句的关联而横空飞入，导致千百年来不同解读之间争论不休。
东汉郑玄、何晏等经学家认为，人民愚昧不谙世事，“民者冥也，其见人道远”“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人民只需要“知其然”而不需要“知其所以然”。这种思想被后人批为“愚民之术”，成为了统治者掌控顺民的工具。
两宋二程、朱熹等理学家接受“知也无涯”，认识到个人不可能对世间所有都“知其所以然”，于是提出了“圣人之教”，认为只有生而知之的圣人才能洞悉万物，人民要无条件地遵循圣人教诲，而不要心存疑惑去溯本逐源。其理论根本依旧是对人民智慧抱有偏见，其理论核心不过是“愚民之术”的升级版。。
晚清学者宦懋庸另辟蹊径，将这句话解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方式虽然被指责不合古文语法，但是其思想契合了当时国门初开、知识分子求新求变的时代精神，从而被梁启超推崇发扬，广为传播。但是这个解读仍有遗憾，因为这样解读之后，随之产生了又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如果“民知之”后，仍然认为“不可”呢？
一次考古发现，让这个问题化为无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发现战国楚墓，出土竹简中有如下记载：“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在这里，“导”通“迪”，“知”通“折”，全句意思是：“人民可以接受教化，但不会屈于威权。可以引导人民去接受，但不能强迫他们去执行。”
至此，文章开头孔老夫子的那句话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后世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曲解，有文献缺失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者忽视了人民的力量，在他们眼里，人民只是用来创建王朝的工具。得民兴、失民亡，脱离人民的代价就是层出不穷的封建王朝更替和家族个体的兴衰。
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主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任何忽视人民力量的政权都必将被历史抛弃。庚子初春新冠病毒肆虐，在抗击疫情期间，再一次验证了人民力量不可战胜。
最初疫情来临，信息渠道不畅，道听途说导致人民不明真相，防护措施得不到有效执行，造成疫情爆发；其后疫情信息及时公开发布，人民知晓形势严峻后积极参与防疫抗疫，但是仍有少数人不能全面理解中央政策，质疑封城封路的言论一度甚嚣尘上；最终依靠正确宣传和妥善引导，人民自愿居家隔离，积极配合封路封城，全国上下一心支援湖北，共同打响抗疫阻击战。
事实证明，有了全国人民的理解支持，有了全国人民的舍家卫国，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全民参与的抗疫阻击战已经赢得了世卫组织的尊重，成绩有目共睹：在一个月内有效遏制了疫情发展，多省市已经稳步推动复工，全面胜利即将来临。
疫情威胁不可怕，外界打压不可怕，中华五千年并非都是风调雨顺，这个民族在积弱积贫的时代，已经击败过太多的内忧外患。而今天，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有理由、更有自信来俯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任何威胁，都不可能让中国人民屈服，任何磨难，都只会让这个民族迸发出更强大的力量，焕发出更强大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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